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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色和优点:一是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
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
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
十四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但是罗贯中好像对此全然不知。或者是明知故犯,有意不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小说里。 也就是说小说写的是三世纪的事情,但描写方式却是十四世纪的。
中国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是以三国时代为起点而形成的。纸的普及就是其中一例。
从世界史上来看,中国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广大的领土上能够使一个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续。中国人的历史观把统一作为正常的状态,称之为治世,相反的,把分裂作为非正常状态,称之为乱世。而这种对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的理念也正是确立在三国时代。
汉朝前后持续了近440年,是中国史上最长的王朝。更值得一提的是汉王朝中途曾遭受王莽的亡国之灾,但它却像不死鸟般地得以再生。所以说,生活在后汉末期的人们如果认为汉王朝是不灭的,我觉得这完全是很正常的。
如此强大的汉王朝的灭亡,这对当时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如果我们对汉王朝的灭亡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不安缺乏想象,我们就很难真正地理解三国这个时代。
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有取舍的。这个制度的影响却只停留在表面。
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这个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已传入日本和朝鲜,但显然它的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
中国的士大夫的“士”指文士,而日本的“士”指武士。在日本,科举制度没有被引进,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也从未发生过。在中国除了改朝换代的混乱期或者少数民族政权下,武人从不干预政治。
朝鲜从高丽时代就引进了科举制度。到了朝鲜王朝时代,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产生,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很强,在这一点上与六朝以前的门阀贵族很接近。
日本和朝鲜引进的儒家文化,就像给固有的文化、习惯套了一件中国制度的外衣,日中朝三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吕蒙读过的书有《孙子》、《六韬》等兵书,还有《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书。
特别是《春秋左氏传》,好像是当时武将们都喜爱的一本书,据说关羽竟能倒背如流。
蜀将王平是一个既不会写字、又大字认不了几个的文盲,于是他请人来给自己读《史记》、《汉书》。
武将们对史书的偏爱,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提高修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史书里学到一些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战术。
后世《资治通鉴》等史书,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也常被作为战术教科书受到人们的青睐。
名士的言行对当时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舆论影响很大。为了对抗集中了大量名士的魏,刘备不得不重用许靖、刘巴这样的名士。
但是对名士的这种客气却成为蜀的弱点。
这种重视名士的姿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蜀的其他官僚。对这些暂时寄身于蜀的北方名士的优待,严重打击了其他官僚们的进取心。
蜀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前,其实早已败给舆论了。
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里,中国自古就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被欧洲赶超,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具有儒家知识教养的士人阶级。
纸的使用带来了书籍以及书信的普及,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爆发了一场信息革命。
延续了四百年的大汉帝国崩溃后,经过三国各自的发展,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又即将重新诞生,这个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信息革命。可以说信息革命带来了政治革命。
这个时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变革期是在唐宋交替之际,这次也与起因于唐末印刷术发明的信息革命不无关系。
再进一步说,最后的王朝清朝走向灭亡,中华民国随之诞生,也是因为清末引进了西洋印刷术,使最新知识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国得到了普及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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