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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四史鉴赏辞典——明史

【 作 者 】顾晓鸣

【 ISBN 】978-7-532648924

【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笔记

《明史》清代张廷玉等主持修撰。是中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记述了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史事。
白寿彝评论“《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中国通史》）。 

明朝君主独裁专制时代的一个缩影，中国从此开始逐渐走上皇权专制的顶峰，又从这一顶峰遽然下坠，与世界诸国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一弊端虽然凸显于晚清，然而推及肇祸之由，明代所强化的君主集权专制实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东林人士以书院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他们讽议朝政、评论官吏，要求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对国家政府产生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也对后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
东林党是明代中期以来，文官集团与皇权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些清流官员渐渐对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崇祯帝对于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名将都是多次起用、打压、再起用，导致了前线没有固定统帅、固定方针，而将领为迎合上意、保存自身多会瞒报军情，这些都是造成官军指挥系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后人在论及袁崇焕之死时，多会大发历史之浩叹，然而袁崇焕的冤死并不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瑕疵。
袁崇焕固然有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他却没有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明智。
杨嗣昌和袁崇焕一样主张议和，也和袁崇焕一样遭遇到众朝臣的极力弹劾，然而他和袁崇焕的结局实在是大相径庭，杨嗣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是其得以在风起云涌的晚明朝廷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
性格方面的缺陷实是造成他悲剧性人生结局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 

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长官，通过这些官吏管理当地人民，以期达到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之渊源，应当追溯到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肇建于元朝，明廷沿袭元制并大为开拓，使土司制度不断地获得完善。
土司制度也存在着一些弊端。由于土司获得了朝廷的承认与保护，一些胆大妄为的土司利用朝廷授予的职权，经常搪塞官府，甚至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利益集团，朝廷对其也是鞭长莫及。
当土司制度对朝廷致力于促成的中央集权政治产生不利影响时，也是这一制度行将腐朽的前兆，所以其后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也就此诞生。 

明清是我国古代王朝最后的辉煌时期，历经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推动了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进步。由是之故，明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水利、农政、医学专家，产生了一系列于各领域集大成的著作，他们虽然未能像欧洲那样掀起科学理性思潮，但对传统中国经验科学成果的总结和理论建设已经超过了历代的知识水平。在系统总结的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突破过去只重视经验传承的教授方式，有意识地将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显示出我国传统科技文化步入了成熟阶段。 

在中西交流的历史上，明末传教士来华的事迹为这一段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之前，西方与中国虽有过接触，但多是西方来朝，求学于中原。西域的商人们虽也曾向中原王朝输入了他们的乐器和生活方式，但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输出。
明末，随着欧洲文化的兴起，传教士们的来华打破了这一局面，伴随着基督教传入的西学，以其严谨的逻辑特征和实用性，使中国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大为折服。 

明代中后期，道教方术盛行，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各种长生之说、迷信炼丹活动甚嚣尘上。在政治混乱，世风日下的背景下，有一部著作却以其科学严谨的态度，去伪存真的探索精神和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流传后世，享誉中外，并被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这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在对药性进行辩证分析的同时，李时珍指出在使用药物时，应以人体为一整体，注意调节整体机能的平衡，不可割裂而析，治病应循序渐进，有节有度，用药亦是如此，不可因一药有助而服用过量，物极必反。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
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个颇具特色、生机勃勃的高潮。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把持文坛数十年，文学成为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
与此同时，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