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和秦国一样，走的是军事强国的道路，但是两者在国内改革上还是有差异的。

• 赵国在政治上的改革并不彻底。

• 赵武灵王在推行军事改革后，很少关注经济方面的改革，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没有得到根本上的加强。

• 赵国政治的衰落还表现在赏罚不清。

对比赵国的灭亡和秦国的强盛不难看到，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创新，特别是经济与政治层面相应的配套改革。赵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单方面的、浅层次的改革，徒有军事实力，没有政治和经济的保证，最终在竞争中还是会处下风的。 

古往今来，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实施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阻碍，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博弈如何展开，值得玩味。
赵武灵王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仔细考察，对于自己和国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得到了一些关键性人物的支持，接着就是集中力量将反对势力说服。
后来的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就因没能说服窦太后险些被太后干政失去了皇权，这都是作为政策推行者的前车之鉴。 

纵观孟尝君田文一生，其成败荣辱都与其养“ 士 ”息息相关。
田文招纳的这些门客们大多鼠目寸光，只能解决小问题，却不懂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不能在大是大非及关键问题上给田文以正确的建议。
他的封地薛邑因六万余家被孟尝君招纳来的“奸人”而导致民风暴桀，而这一切的起因便在于孟尝君的好客是为了“自喜”，而非真正爱才。
“纳士”和“选才”必须兼及，切不可顾此失彼。 

秦国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国君主制度发育较好。
如不牵涉道德判断，仅从行政效率上来考察，集权制往往能保有比较高的行政效率，诚然如何确保决策正确是其最大问题所在。
在其他国家“公族”与“私门”激烈斗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之时，虽然秦国也因“公”、“私”斗争出现过动荡，但基本上保持了较为一贯的凝聚力。
因宗法制不严格，使秦国在人才任用方面可以较少受“亲亲”原则的牵绊，得以更多选用非宗族的外来人才，而对外来人才的任用客观上促进了世卿世禄制的解体，从而促进了“贵族政治”的消亡，更重要之处在于促成了官僚制度的出现，从而强化了君主制。这种基于“贤贤”原则的用人制度，是君主制的良好补充，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决策过程中的失误及缺陷。 

太史公对于商鞅变法内容是撮要叙述，其实变法令并非朝夕间都颁布实行，变法令是商鞅在相秦的二十年中逐次实施的。
对于任何变革而言，擘画正确诚然是首要因素，然而更当瞩目之处，则还在于能将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在西方，由性恶论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前提产生了分权制；在东方，性恶论和“圣人为王”却推导出了君主专制。 

合纵是把双刃剑，在制约秦国的同时，各国因为遵守盟约的需要，发展上也受到限制。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对外扩张的，六个国家各有打算，人多心杂。再加上各国受秦国威胁的状况不同，对秦国的态度也并不一致。 

司马迁的人生观就是歌颂“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史记》中的人物，很多都具有这种品质。但这不应该是最终目的，这要看你究竟是为何而做，以及你的行为能不能给国家、给黎民百姓带来好处。 

《李斯列传》记述了李斯由成功到被害的全过程，展现了李斯患得患失的心理，批判了李斯一切以个人利害得失为转移的极端自私、极端懦弱的本性。
作品有巨大的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像一面镜子足以为千古读史者明鉴，尤其可为官场中人明鉴。
因为一个平民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所害的只是他自己；如果一个职位很高、掌管权力很大的人患得患失，那一旦出事就不只是害他自己，而是祸国殃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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