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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四史鉴赏辞典——史记 汉书

【 作 者 】顾晓鸣

【 ISBN 】978-7-532648924

【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笔记

《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西汉司马迁编撰，部分篇目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遗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本纪十二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表十卷、书八卷。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的史事。
因其文笔高雅，鲁迅赞之“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历代重要注本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三家注”。此外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诸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沈家本的《史记琐言》、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黄福銮的《史记索引》，近人陈直的《史记新证》，日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等。 

《汉书》也称《前汉书》。东汉班固编撰，部分篇目继承了其父班彪的遗稿，八表和《天文志》为班昭、马续补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全书共一百卷，包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记述了从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年）的史事。
刘知幾称之“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历代重要注本有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清代王先谦的《汉书注补》，近人杨树达的《汉书补注补正》。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诸如清代王念孙《读汉书杂志》、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沈钦韩的《汉书疏证》、钱大昭的《汉书辨疑》、沈家本的《汉书琐言》，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 

《太史公自序》是对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字《史记》的总结，作于《史记》成稿之后，然而阅读《史记》，却可以将这篇文章提到开头，因为《自序》里有司马迁的自传，讲述了《史记》的撰写缘由；同时这也是《史记》提纲挈领的文字。 

博古，不只是全面了解过去，还要加以总结提炼。《史记》篇幅不过百三十篇，要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涵盖上古三代直至汉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宏大的历史观。 

司马迁从五帝说起，难道意味着五帝之前就没有传说故事了么？
唐代的司马贞曾经为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补写过《三皇本纪》，司马贞所知道的故事，司马迁怎会不知道呢？
按照司马迁的观点，黄帝是上古时代规划经纬、将人类带入文明社会的了不起的人物，故而追根溯源的初始理应便是黄帝了。同时，没有将历史继续向前推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司马迁谨慎。在他看来，很多有关黄帝的传说已不“雅驯”，也就是说不够典雅，不够合理，至于三皇之类的传闻更是真伪莫辨了。 

从黄帝到帝尧，帝位一直在黄帝家族中传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帝尧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则是禅位给虞舜，将最高权力授予一个血缘疏远的普通平民之手。 

“禅让”是统治者更替权力的一种方式，带着民本思想性质的“禅让”，体现出帝王所具有的宽广胸怀。
司马迁敏锐地捕捉到尧舜时代“禅让”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并加以浓墨重彩，使尧、舜的历史地位越于颛顼、帝喾之前，终于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 

公元前17、前16世纪之际，商部族经过十四代的经营，逐渐强盛，在其首领商汤的率领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并最终取代有夏，建都于亳，而成汤也就成了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有商一代，凡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历时近六百年，其中成汤建国、盘庚迁殷、武丁中兴与商纣灭国，乃商代历史中最为要紧的事件。 

先秦时期是中国各种制度建立的开端，优秀的思想文化争芳斗艳，礼乐制度影响深远。司马迁八书中的第二篇《乐书》，反映了自先秦以来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可以看出统治集团用音乐教化世人、用礼制规范社会，最终服务政治的策略，也可窥见有周一代严格而完备的礼乐制度，表现了先辈们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在健全社会制度方面的良苦用心。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
在“乐”的帮助下，大家便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商谈规矩，“礼”得以成，然后共同遵守；或者说规矩已经制定好了，但需要“乐”来帮助推行。如此，社会就稳定了。
“乐”的核心作用是一个字：和。而它的具体功用有两个：一是帮助社会制定规矩，一是引导人们遵守规矩。 

虽然礼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体现，我们常将其并立而提，但二者并非始终合为一体、地位均等。

• 西周之前乐主礼辅，

• 西周时期礼乐交融，

•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微显分流，

• 以后的封建时代则礼主乐辅，

• 近现代社会礼乐几乎分道扬镳。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由兴盛转向衰微，各诸侯国与中央背道而驰的状况愈加明显，对于地方政权、财政经济、兵士武备等各种实权的掌控转移到了各诸侯国手中。
引导社会风俗、培养民众道德伦理的礼乐权力也产生了下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逐步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礼记》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在先秦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音乐，它几乎涵盖宗教、政治、文化等许多重要方面。
夏商时代开始，音乐是沟通祖先和神灵的手段，而从周朝开始，音乐的政治作用超过了宗教作用。
在先秦社会，音乐具有与礼相辅，从而达到参政、教化目的之作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周朝的礼乐文化失去了忠实的继承者，诸侯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兴趣爱好来影响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齐国濒临大海，相对独立的地理特点和天然形成的自然屏障，既使齐国在经济上拥有海洋资源的优势，也使齐国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易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不但有利于齐国经济的发展，也极有利于文化的繁荣。 

盐铁专营始于管仲治齐。 

管仲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分析来做决策，他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对土地、人口、产值甚至男女劳力比例都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预测和决策，用数据化管理国家，使国家的每一个决策都有短期的目标和中长期的规划。 

晋楚两国既不想吞并郑国，以免直接与对手接壤，但又都决不让郑国被对方灭掉，这就造成了诸侯国多次攻打，多次救郑的乱局。
在这个背景下，郑国兵连祸结，朝贡不歇，成为春秋列国中外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郑国历代国君，为了本国的安全，不得不讲究言辞，虚与周旋。
基于此，郑国利用各国之间矛盾来协调关系，从而避免冲突，保存实力的表现也是列国中最优异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子产。
在“一言可以兴国”、“一言可以丧邦”的复杂形势下，如果没有子产这位善于辞令的政治家、外交家与列强虚与周旋，郑国早就灭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死讯令孔子嚎哭的千古圣哲，终其一生都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和智慧展示在外交和维稳领域。 

在吴、越之争中，伍子胥几乎是吴国唯一一位保持清醒的高级官员。问题则在于，他对夫差的霸业缺少必要的热情和理解，他的主张便正好和夫差的思路完全相反，自然不会被采纳。 

性格决定命运，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诸国林立而又持续了数百年的时期。
自秦始皇后，进入“大一统”轨迹的中国进入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但即使在分裂时期，对峙共存诸国无论在数量上或时间上均无法与春秋战国相提并论。
也正是在如此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专职为君主规划外交方针并在国家间游说斡旋的“纵横家”。
优秀的纵横家能全面而又精准地审时度势，既有超强的政治眼光，又具备卓越的外交手腕，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在风云变幻的多国博弈之中，为君主取得最大化的利益。
中国历史因纵横家们的存在而更显精彩，也为后世留下了有关外交、博弈、决策等各方面的宝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