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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一样,是“真正的雅典人”,他们不可能诞生在希腊的其他城邦。他们都具有一种才能,能使别人动摇而自己绝不动摇,并能安抚变得不安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遭遇一时的失败,也终将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雅典人创造了思想、言行和表达自由这些理念,苏格拉底不但贯彻了这些理念,还思考了人生如何谢幕。
希腊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审判苏格拉底所反映出的自信丧失,也不是斯巴达人身上的那种古板僵化,而是希腊的男人曾经为自己国家而战,如今被其他国家雇佣为别国而战。
造访斯巴达,人们只能产生这些壮士曾经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感慨。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一座雕像。后人介绍不出斯巴达男人的长相。
政治的稳定可以阻止不必要的能量浪费。
罗马人认为,希腊城邦国家战乱的最大原因在于城邦内部的持续分裂。他们认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互阋,哪边都没有压倒性的实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于是,罗马人想把这两大党派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不妨碍自由又能实现国内统一的政体。罗马人创造了“共和政体”,以对抗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领袖存在的意义是,他能做普通士兵不能做的事。最高司令官不是一旦战死即可轻易更换的。
百分之百地相信对方,有时会很危险。可总是怀疑,就什么事都推进不了。
所谓“誓约”是一种相信对方才能成立的约定。纵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违背誓约也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
在今天的欧洲,人们对“戈尔迪乌姆之结”的解释是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和简单、果断的处置是解决复杂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亚历山大大帝是最早看清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的欧洲人。他认为,埃及可以成为连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
因为亚历山大生活的那个时代除了没有多少势力的犹太教以外,是绝对的多神教的世界。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区别不在神的数量,本质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神教只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神。相反,多神教承认别人信奉的神,即使自己并不信奉这些神。多神教的这种承认并非勉强认可,是因为尊敬而包容。
这也是埃及人对波斯人统治“过敏”【波斯人是信奉拜火教的一神教教徒】,而对亚历山大大帝视为解放者的原因【亚历山大在多神教的希腊文明中成长】。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的希腊哲学巨人。他这样教诲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要像对待自己的领路人一样对待希腊人,要像主人那样对待蛮族。
这源于当时希腊人的常识性观念。
而亚历山大对待“蛮族”的不同方式,是他在持续东征的过程中自己学到的。
当时的波斯,不说文明程度,在文化方面甚至不比希腊的雅典逊色,尽管二者有所不同,如果说雅典是“壮丽”之美,波斯就是“华丽”之美。
真正的悲剧在于亚历山大不断成长,而他的朋友没有跟着他成长起来。比别人成长得越快越孤独。
到了近现代,英国、俄罗斯、美国都尝试过征服这一地区,但最终都是撤退。有时我不禁会想,亚历山大成功地征服了东方,能够真正理解和评价其辛劳的,与其说是未曾踏入那里的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有着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战经验的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前线部队首长们。
罗马人是一个现实的民族。这个民族宁愿通过制定法律使其制度化,走质朴而踏实的道路,也不会选择由一个人做出暂时性的创举。
因为再好的政策也不免会被制定这项政策的人的命运所左右,不能持续。他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让罗马强大起来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有成功同化战败者的思想。
所谓希腊化时代,从整体上看是亚历山大生前就已经开始,在他死后并未中断发展的和平时代。因为“继业者”或“追随者”的战斗只限于当事人之间,并未发展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争。
希腊经过亚历山大时代后被罗马继承了下来。
我认为在文化与文明的传承方面,这是一个历史上罕有的幸福案例。
我有一份罗马时代绘制的被称为“Tabula Peutingeriana”的旅行地图的中世纪摹本的复制品。它全长近7米,便携用的,两头连着画轴,可以卷着看。
地图右端即东方,是印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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