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某心理学博士候选人（私下沟通，2024年4月11日）分享的、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岳 童、林肇宏、 吴 娜、 黄希庭（2020）一文——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心理学报，52（1），66-80。

真的为这位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之日渐增长的甄别能力感到高兴，只要看到“三级编码”，就不是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更不是扎根理论。

像很多人一样，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岳 童、林肇宏、 吴 娜、 黄希庭（2022）连他们所采用的所谓斯特劳斯/科宾这一研究方式都没有完整地了解过，仅仅依赖“Flick, 2002/2007”等人（p.68）咀嚼过的方法文献尝试运用所谓斯特劳斯/科宾这一研究方式。难怪会以讹传讹之如此离谱。对洋大人的方法材料、“根据著名质性研究学者Flick (2002/2007)的建议……”（p.69）丝毫没有批判性阅读，几乎就是洋大人怎么说，一些中国人就全盘接受。动不动就是“著名”的。有关Flick的讨论，参考讨论记录。

举一个小蒋同学（体育学）关心的例子，所谓斯特劳斯/科宾这一研究方式要研究的是谁的问题？研究者提出的所谓研究问题还是研究对象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深度访谈之前, 研究者抽取了5 位贫困村民进行预访谈, 为正式访谈的提纲设计提供基础。预访谈围绕 ‘脱贫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问题, 邀请贫困村民根据个人的想法自由回答, 报告自己对家庭脱贫的认识、家庭成员曾付出的努力, 以及对他人在外力帮扶下成功脱贫的内因分析。”（p.68）

这一乱象的存在不是一、两天的事了。采用了“三级编码”，但是没有完整地了解过所谓斯特劳斯/科宾这一研究方式。

某管理学同学（私下沟通，2024年4月11日）的以下反思同样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为什么在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连斯特劳斯/科宾这一研究方式都没有完整地了解：

“在深入研究和反思扎根理论之后，我整理了一些关键观点，并希望通过这封邮件与您分享和探讨。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和挑战。

首先，正如您所说，在我们的学术圈子里，对英文资料和外国作者的盲目信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以讹传讹”的[现象]……

其次，了解到科宾版本扎根理论的来源后，我感到震惊……

第三，……

第四，文章中提到了真正的扎根[理论]做法，让我想到了冯园[（2021）]的硕士论文，对怎么规范地做扎根[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这个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未来的研究与阅读中，我将更加批判性地评估使用扎根理论的文章，反思这些研究是否真正贯彻了扎根理论……方法。

最后，……关于扎根理论不是定性研究方法的观点为我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在国内的社会研究方法指导书中，几乎全部列为定性研究方法，但是……说不同于定性研究方法。这个观点我第一次听到，想进一步学习。”（私下沟通，2024年4月11日）

上述乱象在“有样学样：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改造扎根理论方法论”（Wang, Shi, Li & Fei, 2023）这篇英文文章中都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