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物理学家兼诗人黄克孙先生
施郁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黄克孙先生（1928-2016）
当地时间2016年9月1日，著名物理学家兼诗人黄克孙先生在美国波士顿去世，享年88岁。
在我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从黄先生的著作中获益良多，特别是《Statistical Mechanics（统计力学）》、《Quarks, Leptons and Gauge Fields（夸克、轻子和规范场）》、《Quantum Field Theory: From Operators to Path Integrals（量子场论：从算符到路径积分）》和《Fundamental Forces of Nature: The Story of Gauge Fields （自然的基本力：规范场的故事）》。第一本是国际上标准的研究生统计力学教材。
我还读过黄先生编的纪念他的导师、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物理学家Victor Weisskopf的会议文集《Physics and Our World（物理学与我们的世界）》，学习过他1995年的综述文章“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 and Superfluidity（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与超流）” （在A. Griffin 等人所编《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书中）。黄先生的另外两本物理书《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Physics（统计物理概论）》和《Lectures on Statistical Physics and Protein Folding（统计物理与蛋白质折叠讲义）》我还未细读。
黄先生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他出版了诗集《沧江集》、《梦雨集》以及今年刚出版的诗文集《平居有所思》。他将《易经》翻译成英文，还将11至12世纪的波斯诗人兼学者Omar Khayyam（奥玛珈音）的《Rubaiyat（鲁拜集）》从Fitzgerald的英译本翻译成中文。钱钟书先生认为“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见下图钱先生信件，收信人是台湾某出版社苏正隆，他寄了一本该社再版的《鲁拜集》给钱先生，因为正要出版钱先生全集）。
黄先生1928年生于广西南宁，10岁时随家人逃亡菲律宾。后来他曾回忆：
“在我们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父母的感情纽带上，杨振宁和我有从未明言的友情……杨振宁对中国的感情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父亲一生燃烧的激情是为了中国的拯救与复兴。我父亲1956年去世时，我在普林斯顿。杨振宁在他内心的一个角落一定知道，他为这个复兴所作的贡献超过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这里以及下文所引用的黄先生回忆来自刘兆玄（时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丘成桐先生编的《Chen Ning Yang—A Great Physic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杨振宁—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原文是英文，我试译为中文。
黄先生2009年的诗《恨赋》记述了他父亲的经历:卖了祖上的田地去上海进中学，卷入五四运动；去东莞教中学，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受邓颖超领导；被列入国民党清党名单，逃亡菲律宾；在马尼拉办小学，排练抗日剧；为逃日本军队抓捕，用斧头自劈前额，在石壁上血书“中国万岁”；装疯被送进疯人院。
黄先生195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做了两年讲师。1955至1957年，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fellow（研究员），黄先生跟随1955年成为研究院正教授的杨振宁先生工作了两年，然后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后来他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访问教授。黄先生的研究工作涉及理论物理的很多领域。
杨先生、黄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的玻色气工作是杨先生的13个重要贡献之一，详情可参见本人2014年1月发表在物理杂志的文章《物理学之美：杨振宁的13项重要科学贡献》。
黄先生曾回忆：
“杨振宁能将他的想法放很长时间，甚至是很多年，以等待缺失的关键。显然关于杨-米尔斯场的想法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所做的硬球气也是这样。在我来普林斯顿一年前，他与Luttinger已经尝试将硬球作用替换为费米的赝势，但是发现基态能在最低级微扰以上发散。同时，Luttinger离开了，杨振宁将这个想法束之高阁。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在V.F.Weisskopf和S.D. Drell指导下作博士论文，掌握了原子核之间的硬球势。在普林斯顿，杨振宁和我重启这个研究，解决了消减过程中的发散问题，开辟了若干应用的道路。”
杨先生在他1983年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回忆：
“1955年秋天，黄克孙成为高等研究院的成员。他向我介绍用短程作用研究两个粒子的长波长作用，这是E. Fermi（费米）,G.Breit以及J. Blatt和V. Weisskopf发明的方法。黄克孙，Luttinger和我那时对液氦的性质感兴趣，我们将赝势法用于相互作用多体系统。”
最近我就二人的回忆求教于杨先生，杨先生说：
“在黄克孙来之前，Luttinger和我对于赝势法的微妙之处还没有完全理解。”
1971年7月19日，杨先生首次回中国，从巴黎飞往上海。在巴黎机场，他写了一张明信片给黄先生。黄先生对这件事回忆道：
“1971年我正在汉堡的DESY（德国电子回旋加速器）访问。有天晚上从一个餐馆出来时，在一个报摊上看到标题新闻，基辛格从北京返回，完成他历史性的秘密旅程。稍后，我收到杨振宁的中文信：‘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强烈的令人颤动的时刻。”
黄先生本人1973年初回中国访问。
我第一次见到黄先生，是1995年听他关于量子场论重整化群的一个学术报告。2000年7月31日至8月4日，第3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宴会上黄先生演讲。我记得他致辞很优雅，以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事迹开头。这次会议开始的两天之前，黄先生还对杨先生作了一次深入交谈，后整理成文，作为杨振宁档案室的资料。
2014年6月23日至27日，第6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会上我作了关于杨先生的13个重要贡献的报告。黄先生是其中一个贡献的合作者，所以我报告之后和黄先生有过一些交流。几天会议期间又和黄先生交谈很多，特别是关于他最近的暗能量暗物质超流理论。去年5月我再去新加坡，参加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60年大会。本想继续向黄先生讨教，但是听说他身体不好，没有来。
最后用繁体字抄录黄先生较近期的一首诗，以志怀念。
新竹偶遇楊振寧 (2013)
五律二首
1
相見一如故﹐追迴皓首前。
明窗高院裡﹐小艇石溪邊。
規範窺天理﹐超流探自然。
劍光猶磅礡﹐執手話丁年。
2
英雄辭甲帳﹐迴夢總依稀。
名譽終端頂﹐人生盡逶迤。
西南初發地﹐東北晚歸時。
千古留名處﹐寸心亦自知。
写于201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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