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就当前的以知识经济为中心的学习化社会和人类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来看，据说，人在生命的前25年中，口里称呼最多的不是“爸爸”或“妈妈”，而是“老师”。“老师，小胖推了我一下”，“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这样填志愿可以吗？”“老师，这篇文章还要修改吗？”……老师，成为我们寻求公正的裁判，获得答案的智囊和寻找支持的源泉。其实，老师是个很口语化的称呼，也是我们对教育工作人员的敬称。提起老师，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为人师表，传道授业的光辉形象。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以老师的名义，既有会在青史上留名的谭老师（谭千秋），也有会在师者职责的重担下逃之夭夭的范老师（范美忠），对于此，不管我们有多少仰视的泪水和鄙视的目光，其实，老师，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他们自身的超越或堕落。情况可能远比这要复杂的多。先把老师自身“悬置”，考察一下我们对“老师”的称呼的变化情况，也许很多事情就自然会清楚、澄明起来了。

在学科（这里主要指教育学）的视野中，老师，一般被一个很中性的词——教育者所代替，当然，老师并非教育者的全部，起码在学龄前，父母或其它监护人便充当了教育者的角色。老师，是日常口语体系中的语词；教育者，是科学理论体系中的语词，特别是教育学中的基本概念。这种去情感化、去道德化的做法，并非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漠视，而是科学研究中解释现象和对话交流的需要。

老师，作为一个职业，是以教师之名出现的。教师，并不独属某一话语体系，它既是日常口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教育研究中的关键词，例如，教师教育研究。老师，一般以单数形式出现，而教师一般以复数形式出现。这种去个性化的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它既方便了类化归纳，也有利于谈论研究。

夫子，是中国古代对教师的称呼。例如，孔夫子，孟夫子。有人说，夫子这种称呼比老师好听多了。这更多的是个个人感受和情感的问题，不谈也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夫子之名是很郑重、崇高的，它往往和父亲、大人联系起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书信中，过去的学生也常常“夫子大人”如何如何，“敬上”云云。从此一称呼中也可看出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

后来，夫子遇到了先生。先生，据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并且一直流行到现在。称教师为先生的，据说以前在南方比较多。先生，并不专指教师，一般指成年男子，特别是有文化、有身份的成年男子。一般在大街上听到的“先生请这边走”，先生这，先生那的只是一种礼貌的称呼。鉴于此，为了专指教师，有些人便在“先生”前面加了“教书”二字，用“教书先生”来称呼。

然而，这种称呼现在是比较难以听到了。据胡德海先生讲，近年来他回南方老家，听到最多的不是先生而是老师了。有意思的是，胡先生说到，有位博士以前称他“胡老师”，近几年却改称“胡先生”，他问缘由，那位博士说，先生比老师显得更高更尊重。其实，先生与老师的高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拿我自己来说，在胡德海先生面前，我总是“胡老师，胡老师”地叫，而在背后，却总是称胡（德海）先生。也许，是我觉得在课堂上称“胡先生”显得见外；而在别处称“胡老师”又显不出崇敬之情，所以，才会如此。

其实，当前老师之名遭遇的更大困境是在“老师”前任意加限定词的做法。惯常的做法是“姓氏＋老师”，例如，王老师，刘老师。虽然有人批评这种称呼有误，并没有特指某位老师，因为天下姓王、姓刘的老师多矣。但这总还是可以容忍的。不能容忍的是，很多学生并不知道代课老师的姓名（其实，老师往往在上第一节课时是做了自我介绍的，只是我们的学生没功负听而已。这更多的体现在大学生身上。）便用“科目（或科目简称）＋老师”进行称呼，如政经老师，马哲老师，毛概老师，更有甚者，动物老师（教授动物学的老师），解剖老师（教授人体解剖生理学的老师）也出来了，这便到了令人愤怒和恐惧的地步。对此，很多老师都心知肚明，却也只能是哭笑不得而已。

老师现在也不专属教育领域了。戏曲界，影视界，体育界等皆以老师呼之。像李谷一老师，李爱琴老师等是如雷贯耳的。不仅如此，听重庆的朋友讲，他们那里大凡成年人都被称为老师。

有人讲，现在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了，文化反哺，教育反哺是重要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年轻人文化对年长者的重大影响，年轻人会成为年长者的老师。那是不是说：你是我的老师，我也是你的老师，我们都是老师？天下人皆是老师？天下人皆是老师隐含着的前提是：天下人皆是学生。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我不是反对教育反哺，我是反对将“老师”的内涵粗暴地抽空而只留下一个无所不包地外延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