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最近这三、四天，是2009年甘肃省普通高中毕业春季会考的日子。我所在的学校安排我监考，并且给我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主考”两个大字。一开始，我心里还美滋滋的，自己一直都当学生，被别人监着，这次终于熬出头了，可以戴着“主考”的光芒显显威风了。可谁知道，等到真正监考时，我才知道，主考还得做“跟班”的工作。

在考试当中，有个学生说要去厕所，我无奈，只得遵照考点办的规定，跟着，陪着。主要不是怕学生跑了，是怕他们去作弊。我说：“你们这些考生，现在的待遇可真高啊”！全场都笑了。

春季会考，其实就是补考。正式会考没过的，给个机会，让他（她）们再考一次。试题的难度肯定是降下来了，可很多学生依然不会。选择题，不管对与错，都写上了，可后面的主观性试题，好多卷子都空着，白白净净的，好像等着我们这些监考老师去给他填满。

有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试卷后面的大题一个字也没写，只对着题目傻坐着。我看他，他就笑，我也笑。这样来回好几次。我的笑，不是嘲弄，而是惋惜；他的笑，不是从容，而是尴尬。我知道，这个学生在等待作弊机会。其实，我也在等，等他能神奇地抄上几道题出去算了。这样的考场，对这样的学生简直就是折磨和摧残。考过了能如何，考不过又能如何。这个学生一身军装，看起来身板挺好。其实，他早该走出考场，冲出校园，回归绿营，保家卫国去。这里真的不适合他。

我们绝不否认人的可教性和可塑性，可是，我们也该承认人的天性和差异。有些人在骨子里是不适合念书的，更不适合当前的学校教育。他也许有学习的本能和欲望，但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可能不在书卷里，不在校园里，更不在考场里。

有的考生宁愿蹲在厕所里被臭气包围，也不愿坐在考场里面对试卷。我想，那里的气虽臭，他可能还觉着温暖；这里的气虽清，他可能还感到寒冷。那里有转向挠头的自由，这里有规矩端坐的约束；那里有布帘高墙的遮挡，这里有电眼目光的监视；那里有排泄垃圾的畅快，这里有挤弄知识的痛苦。唉!考场猛于厕所也！

一个学生用手机作弊，被监考当场逮住，没收了手机。临考结束时，监考问我该怎么处理。我犹豫了一下说：“放她一马吧！学生有时也挺可怜的，就不要登记上报了，给她一个教训就算了”！

校园里的作弊现象，其实挺耐人寻味的，有时可以在其中看到大众心理的变迁，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转型。

若干年以前，学生以作弊为耻，作弊就像做贼，甚至比做贼还严重，一般人是不敢为之的，即使有人作了，也当成自己的秘密，绝不敢外泄，生怕被旁人小看了去。可是而今，光荣和耻辱竟易地而处了。作弊，在很多学生心里就像探险，大多数学生都想试一试。失败的，最多赚一句别人的同情“他（她）命真背”！成功的，则四处炫耀，唯恐别人不知自己的能干。

寒假里，正上高中的小妹兴高采烈、绘声绘色的给我讲她们班一个作弊成功的女生如何向她们同学炫耀自己作弊经过的。小妹说：“考完化学，我们在宿舍整理东西。忽然，一个女生闯进来手舞足蹈地给我们说：‘这次我化学能考90。哈哈！我们那监考老师严的很，可是也傻的很。他爱往外面走。我一见他走出去，便哗哗跑到前排学习好的一个同学那里，一看答案，再跑回来。这样好几次，都没被逮住。哈哈’！”。

反躬自省，在我将近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我敢面对滔滔的黄河水说：我几乎没有作弊过。说“几乎”，是因为我完全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还作过弊。不犯这种事，并不是因为我天生品尚高洁，而是我有别的考虑。小学和中学时，不作弊，那是我不敢。我怕万一被逮住，太丢人。因为我念书一直不错，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所谓的“好苗子”，若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发生，我想我顶不住那个压力。念大学和研究生时，不作弊，那是我不屑。做一个读书人，踏踏实实地做点学问，认认真真地教些学生，这就是我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我看来是平实的，但也是神圣的。所以，我绝不允许它受到半点玷污。

作为老师，在教室里，我总微笑着。

作为主考，在考场里，我总严厉着。

微笑着的那个我，是我自然的流露。

严厉着的那个我，是我别扭的装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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