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莫道前路无知己----忆念黄宗汉先生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30日发布（第35624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77-185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去年(2013)早春,我和老伴去看望黄宗汉先生，带去习作条幅：“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非书家、字无功底,只不过想借此表达对黄老的敬意和祝愿。今年重阳，大观园徐菊英女史告知曾两度去看黄老，状况不错,我心中存想,待自己痊可(9月左臂不慎骨折)，入冬前再去探望老人。孰料十月中旬突然得知黄老离世，看望之想顿成泡影，一时间,失落、痛惜之情涌上心头。我与黄老的接触十分有限,但这些片断却历历在目。

              “京城文丐”   集资为公益

  认识黄老，已经是他的晚年,尽管此前早已闻名。记得初次见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小型集会上。会议是我的老同事顾平旦邀约的,为了他所策划的一套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丛书，此举与中国书店和北京市相关，居然请到了黄宗汉先生这样的名人。会上如何论证已印象模糊，丛书也因投入过大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能做成。而黄老豁达坦诚、幽默风趣的丰采则成为会议的“亮点”，尤其是他出示的赫然标举“京城文丐”的名片堪称一绝，大家争相求取,我也要了一张。

“京城文丐”，顾名思义，是为京城的文化事业奔走呼号、集资募款的一种戏謔式称号，洒脱明瞭。此前,大家都知道黄宗汉先生是一位在诸多领域游刃有余广有人缘的奇才（用时下的话可称为“复合型人材”）。他经营企业成为全国劳模，投身文化事业创造了多个“第一”。80年代之初, 《红楼梦》电视剧筹拍之时，经费十分有限,正是黄老和一些有识之士把为拍片而搭建的布景变成了一座永久性园林，把大观园从纸上搬到了人间。由此，国内有了第一座名著园，黄老就是那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当时，人们尚不知影视基地为何物,对“文化企业家”这一角色十分陌生。黄老开风气之先,对于大观园的建设,从创意、筹资到施工、开园以及运营，都倾注了心血智慧，贡献至大。以至在他任北京电视工业公司副总时,还特请他兼任中国影视制作中心顾问和国际合作公司总经理，可见此举的作用和影响。黄老的外语也很好,曾担北京市对外交流协会之任。

如果说,“大观园”是响亮的第一炮,那么此后为了天桥文化的复活和宣武会馆的重生,黄老从未停止过他的高远设想和埋头实干，此中的艰辛甘苦，只有黄老“冷暖自知”。这里,笔者只想记一件与己相关,也算是亲历的往事。

本世纪初,一次在大观园见到黄老,他颇为兴奋地告诉我,久已有意修复宣武门外的鲁迅旧居绍兴会馆，已经同绍兴市领导商谈过，市里愿意出资。黄老嘱我写一个“鲁迅与绍兴会馆”的文稿，尽量详实，以备参考。闻讯之下，我的惊喜之情难以抑制，鲁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任何外力(无论“捧杀”或“骂杀”)都不能动摇的;我虽够不上一个鲁迅研究者，但早年通读过全集，也教过若干有关鲁迅的课,对作品还算是熟悉的。遵照黄老的嘱托，我把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逐年书账，都细加检阅,翻看了相关的回忆、重温了鲁迅作品。总之，是认真用心地做了这件事，到2003年春北京抗击“非典”期间完稿,全文二万余字,就以黄老所命之题《鲁迅与绍兴会馆》成文。该文依据材料分为七个段落：一、供职教育部,二、整理古籍与学术拓荒，三、对《红楼梦》的真知灼见，四、从沉默到呐喊，五、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六、“五四”思想革命的中坚，七、俭朴的生活。借此粗略勾勒鲁迅在绍兴会馆期间的生活和业绩。交卷之后，很快黄老将其全文刊发。

黄老深知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鲁迅来京的第一个寓居之地,时长七年半,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鲁迅”的名字就诞生于此。这一时段对鲁迅思想的深刻和战斗的韧性，影响至巨，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也关系重大。修复绍兴会馆，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为此黄老牵线奔走,不遗余力。

然而，再好的愿望要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房地产价居高不下，这些荒废已久、民众杂居的会馆，要想抢救修复、保护开放,难度是愈来愈大了。据黄老的经验,唯一已修复的湖广会馆耗资3300万元,主要用于搬迁；绍兴会馆较小，修复费用当时测算约需2000万,主要仍为搬迁。面对如此高昂的费用，原本态度积极的绍兴市政府也感到难于运作；且修复后地方并无产权，对绍兴人民也不好交代。这里既有经费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体制问题,总之，是一些难以短时解决的复杂问题。记得黄老曾告我相关情况,并说,绍兴市长如今换了届，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绍兴会馆的修复之议就难有下文,良好的愿望，终于落空。由此，也可以约略体察到黄老在实现他每一步梦想时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愈到近年,愈加举步维艰。

           文化名人    甘当小学生

黄老出身书香门第,家里名人辈出。大哥黄宗江、二姐黄宗英、三哥黄宗洛都是闻名遐尔的戏剧文化界名家;黄宗汉最幼，在潞河中学时的同学刘绍棠又是著名作家，黄宗汉本人对北京的建设主要是文化事业，建树良多,早负盛名。然而，同黄老接触却感受不到名人的光环,那平易、平朴的作风，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平等交流的老友。不仅如此,他虚怀若谷、渴求新知，他的想读书当学生的愿望极其强烈和执着。

人们早就听说黄老年过花甲当了人民大学清史专家戴逸的研究生，上课考试，毫不含糊;拿下硕士学位后继续攻博，带着在现实中积聚的问题,搜集材料,撰写论文。2004年已经73岁了,硬是带病强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学业。黄老的读研早已在文化教育界传为美谈,他的好学求知，即便是如我这样一个后学晚辈也有真切的体会。

记得在2001年,大观园的“新世纪红学论坛”正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开讲，当年12月1日轮到了我,讲座地点在含芳阁的楼上,那一天气温骤降、寒风刺骨，来听讲的人很少。我讲的题目是《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小小讲台上,有蔡义江、胡文彬两位助阵，一眼望去,下面寥寥十来个听课者中竟然端坐着黄老。我心里万分过意不去，禁不住说:“哎呀，您怎么也来啦！”须知黄老不仅是名家、是长者，而且还是个病人，早已诊断出淋巴癌，作了多次化疗。他不止一次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又闯了一关”。这当然是幸事，但病势凶险，治疗休养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一天我都冻出了重感冒,可黄老居然如同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直到下课，真担心他受冻受累危及病体，更为他求知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深深打动。也就是在这一次课后,我送了一本旧作给黄老,里面有关于鲁迅《红楼梦》论述的文章，也因此有了上文所述黄老嘱我为鲁迅与绍兴会馆撰文的一段因缘。

事实上,远不止这一次,凡“红学论坛”开讲,黄老几乎场场必到，我们也得以更多地亲近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者。顺便提到，大观园的“红学论坛”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从2001到2005年,不间断地举行了二十八次,几乎囊括了所有与红学界相关的老中青几代学者，听讲者有时多达数百人,可谓盛况空前。饮水思源，作为一个名著园，没有如同黄老这样的缔造者也就没有这方园地；名著园里讲名著，时时闪现黄老的身影正是一种默默的无言的支持。更加可贵的是，借助“论坛”，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作为文化名人甘当小学生的求知之诚和谦逊之心。

老年公寓    如同工作室

同黄老在大观园以及后来一年一度晋阳饭庄的聚会中渐次熟悉起来，得知他入住老年公寓（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已经多年,便萌生了想去那里看望他的想法,同黄老电话约定后就迳直往访了。

去年（2013）3月13日上午，我与外子一同乘坐公交车来到朝阳区华严北里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很容易便按号找到了黄老在颐养区的房间。我们去得很早,进门不到九点,黄老已经等在那里了。此来的首要目的是看望老人，问候起居,聊聊近况，顺带也想看看老人的居住环境和老年公寓的状况。外子曾出过有关社会保障的专著，长期关注老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其他城市看过不少老年公寓，北京的还少有了解。

一进黄老的房间，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哪里像一个久病老人的修养调理之所,简直就是一间工作室！看哪,桌上、墙上、床上、地上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纸、杂志、资料,层层叠叠。看得出来原先是整齐排列码放上架的,尔后不断有新出的书报接续而来,实在放不下或来不及整理，只好“顺其自然”了。这是所有读书人、文化人的常态，说明阅读和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们在黄老屋里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进行时。他告诉我们，自己有“书卡”，经常买感兴趣的新书,不少是赠书； 免费送的报刊就有七八种,自己还另订了《南方周末》； 还特别拿给我们看一种某高校出的供离退休人员看的综合参考性刊物，涵括时政要闻、文化事件、最新动态，等等,几乎包罗万象，一册在手,全无闭塞之虞，而是耳明目聪，与社会脉动息息相关。屋里当然有电视、电脑，可以看国内外新闻,凤凰卫视等等。黄老还告诉我们他挺“忙活”，有些必要的会得“请假”出去参加,采访也不少，最近还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口述史。总之，人是住进了老年公寓，社会活动,著述活动，其实并未间断。

我打量黄老的书刊，有政治经济的、哲学社会的、历史文化的，当然不乏文学艺术的。其特色是都很新,有的刚出版。翻看之中,我注意到其中两本有关鲁迅的书: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和孙郁《鲁迅忧思录》，新出不久,我知其名而未见书。对我而言，虽不研鲁，但遇到类此的书,就有想读的渴望，忍不住当即就向黄老借了这两本书,带回家去,两天之内，读毕立即快递寄还。黄老在电话里还说,“你急什么,慢慢看嘛！”这一椿借书的轶事，虽属即兴偶发,却足以说明黄老精神视野之广和读书的“前沿性”，也反映出我的闭塞和阅读饥渴。

在黄老屋里聊了足有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便领着我们里外上下的参观,并滔滔不绝地介绍讲解，看了颐养区、生活照料区、养护区和医疗区以及相连的老龄医院，还到了他一位友人入住不久的新楼区。所有区域均有中央空调、日夜热水、吸氧系统、紧急呼叫、消防报警等设施，还有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健身房、聊天室、网吧、茶社、多功能厅等。还带我们看了每周食谱，黄老已习惯于这里的清淡、低盐低糖的饮食。据他说,有的厨师还是从国宾馆退下来的呢。

不知不觉，时已近午，怕他太累,就此告辞。黄老还精神十足地热情留饭，说非常方便，用手一指，就在这里，友朋尝来。我们谢了他的心意，相约今后会再来便离开了。

当晚，我在日记里对印象最深的两点有所记写。其一是黄老的“工作室”。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书报犹如鱼之无水;对于黄老而言,停止工作生命就了无意趣。黄老固然是离休干部、全国劳模，他在根柢上更是一个文化人、读书人，他告诉我们，这里高知、教授、文化名人很多,足可以开个大学哩。其二,这里是北京最优的公立老人院,是北京市的一个品牌，一个窗口,前来参观访问者很多。黄老所居原本格局是庭院式，有绿地,现在盖起了一座大高楼,十分局促，也挡住了黄老房间的采光。为了多收老人，实属无奈之举。曾听友人说,欲进此院，要排队一百年,可见稀缺之甚。

黄老走了,今后怕再也不会重访此地，重见他的“工作室”了；书刊有灵,也在怀念故人吧。

宣南文化  相伴去天堂

据参加黄老告别式（在协和医院，极为俭朴小型）的徐菊英告知，黄老有遗言，嘱托将《在宣武区消失之前》一书陪他下葬。这本书是黄老生前最后或曰最新的一本著作，尚未正式出版,目前只有样书,就是这本样书陪他西去。听到此讯,我翘首等着看这本书,然而至今尚未看到，只能将黄老先前赠我的几本《蓝台参阅》找出来,重温黄老对宣南文化的深沉眷念和深入研究。

《蓝台参阅》系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所编的内部刊物，旨在以史料为依据提供决策,黄宗汉先生为该刊顾问。他赠我该刊2003至2005的增刊三本，从刊物选题的高端，内容的厚实，封面的典雅，印制的上乘来看,我以为很少有一个区、县的档案馆能编出这样的刊物。它的创意、策划、组稿，以至封面设计无不倾注着黄老的心血智慧，体现他的识见眼光。《增刊》第一期，适逢北京建都八百五十周年，选载了侯仁之院士1953年为北京建都八百年所撰专文，刊出了朱希祖先生和黄宗汉先生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专稿,拙文《鲁迅与绍兴会馆》亦在其中。第二期可以说是大观园和红楼梦电视剧（1987年版）的专号，很有史料价值。第三期则关涉宣南文化的各个方面。

特别令我注目、长我知识的是封面“蓟城纪念柱”的照片和铭文，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维周，其名曰蓟”，柱右载碑文,为侯仁之先生所撰,左下方有小字注明，此柱为纪念北京建城的标志物,耸立在广安门滨河公园北侧,建于一九九五年十月，扩建于二00二年一月。要之,刊物由表及里都昭示了以探究、保护、弘扬北京建城的历史文化为己任，宣南正是其源头和中心。笔者愧为北京市民,居京超过半世纪而对这一切知之太少,黄老和他的著作对笔者之辈有启蒙发昧之功效。

在这几本刊物里, 有黄宗汉先生《宣南文化研究概况》、《清代京师宣南士人会馆论说》两篇重要文章，写于本世纪之初。黄老曾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无论在任上还是卸任之后，都对宣南文化作过持久、系统、深入的研究。宣南泛指北京宣武门外南部一带,宣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概念,是一个崭新而古老的命题。宣南文化荟萃了北京文化的精华，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源头和缩影。黄老的矢志深造晚年攻博与此密切相关。     从黄老的著述里,我们认识到北京作为大国的首都,建城历史悠久，宣南是其肇始之地，这里包容了皇家、士人、平民三种类型的丰富文化。以士人为主体，曾在宣南居住、活动并有著述者，史料所记有七百多人。最为典型的有乾嘉学派诸大师、宣南诗坛诸名士、戊戌维新诸先驱这三个士人群体，他们曾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革命先河。宣南文化求实、创新、改革的精神反映历史上社会进步的趋向，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韧于此，蕴育激荡、辐射全国、影响巨大。黄老尤为关注的是作为宣南文化重要载体的会馆,宣南有会馆三百余座，士子文人寓居于此，读书鉴史、察时论世、著书立说、集会结社，保留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故实陈迹，对于清代文化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变革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集中了如此众多的会馆,保存了这么重要的历史遗迹，堪称近代史的化石群。

面对城市快速发展的现状，黄老清醒地意识到:“北京的会馆不若王府的豪华壮观，不若四合院的精致完整，它们本来就多是深居陋巷中的简朴的馆舍。现在已经残破不堪，难于支撑，再不抓紧抢救,北京绝大多数会馆也就只能遗憾地化为历史烟云了。”十多年前,黄老曾尽心竭力地策划参与过湖广会馆、安徽会馆（戏楼部分）的保护修复工作,其后，绍兴会馆的修复未能如愿，更遑论其他。这是黄老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如今，由于城市的区域整合,宣武区已被合并取消，宣南文化前景未卜，黄老的忧患日益深重，从他的书名和遗愿中,可以窥知一二。

在笔者心目中，黄老并非那种纯书斋式的学者，他是能够贯通古今，吸纳中西、协同左右、整合知行的通达之士，是一个有梦想、重实干、敢担当、善操作的难得之才。他的识见，他的忧患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这座城市，属于快速发展中的家国。

黄老是寂寞的，宣武区消失了,他长期关注、潜心研究、传承实施的宣南文化是否也在消褪、被遗忘了呢？

然而，我想黄老最终不会寂寞。北京城在发展,硬件的完善必须辅之以软实力的提升。京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应当迸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黄老所关注和期盼的事业终究会得以传承、继以来者。

“莫道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笔者对黄老的祝福，以慰藉他的在天之灵，也呼唤他的文化知音。

                            写于2014年10月下旬至12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5期；收入《红楼梦校读文存》，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附七，鲁迅与绍兴会馆

授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10月16日发布

    按:为怀念知名文化老人黄宗汉先生,受权发布本文。原载《兰台参阅》增刊第1期第14-34页，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2003年9月版。本文附记中写道：“本文应黄宗汉先生之命，仓促编写而成。其中有关鲁迅著作、日记、书信等，均经查核，有关旧教育部的文件、刊物等，不及查找原件，请读者鉴谅。

吕啓祥  于

2003.4.25北京抗击“非典”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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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先生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个寓居之地，据鲁迅日记壬子年（1912年）五月五日记，下午“七时抵北京”，次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笔者按——山会指山阴和会稽）与鲁迅一同到京的挚友许寿裳也有记述：“到京后，同住山会邑馆，其时已改为绍兴会馆。先兄铭伯先生原居在此——嘉荫堂，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同居，舍侄住对面的绿竹舫，鲁迅住藤花馆。”（许寿裳《鲁迅在北京》）约半年后即同年11月28日，鲁迅“移入院中南向小舍”。再后因同院邻居喧闹不堪，于1916年5月6日“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据说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昔年曾在补树书屋中居住过，周作人来京之初也同寓于此，看来此屋与周家关系非浅。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记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夏夜，屋里蚊子很多，屋外树下又有冰冷的槐蚕落在头顶上。

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直居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期间，即自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夕，正是鲁迅精神上十分苦闷和沉郁的时期，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短暂兴奋已经过去，复辟势力的猖獗、官场的黑暗、学界的污浊，令鲁迅极度失望。正如他自己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就在这种悲愤和郁闷的心情中，他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就在会馆里抄碑帖、看佛经、校古籍，一连五、六年，功力之深，积累之厚，鲜有其匹，真正成了一位学术荒原上艰辛探路默默耕耘的开拓者。

也是在绍兴会馆，当“五四”运动的高潮来临，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成了会馆的常客，谈时局、讲学问，鲁迅终于打破沉默，写下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在会馆的两年时间内，就创作和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包括《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小说、杂文和论文，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这应当是鲁迅的会馆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章。

以下，仅就闻见所及粗略勾勒鲁迅在绍兴会馆期间的生活和业绩。

兹分以下段落：

一、  供职教育部

二、  整理古籍和学术拓荒

三、  对《红楼梦》的真知灼见

四、  从沉默到呐喊

五、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六、  “五四”思想革命的中坚

七、  俭朴的生活

结语

一、供职教育部

鲁迅曾在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部供职，自1912年至1926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前者是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仅三个月左右；后者是北洋政府治下设在北京的教育部，头尾十四年。鲁迅入教育部是应革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约，不久由于政府的北迁，鲁迅也随之来到北京，住进了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孙中山于1912年4月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接任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把持了政权，招牌虽换，内里依旧。教育部不但保留了前清学部的大量旧员，而且承袭了极为严重的官行衙门作风；蔡元培的教育总长位置虽然暂时还得到继续任命，但以他为首的新派势力十分孤立，实权被旧派势力所把持，任何一点实质性的改革都异常困难。充斥部内的是窒闷的空气、繁琐的文牍和无聊的同事，1912年5月10日鲁迅到京后首次去教育部上班，当天日记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同年七月，蔡元培等代表孙中山国民党的四位总长集体辞职，袁世凯新任命的那些教育总长更是倒行逆施，成为鲁迅蔑视嘲笑的对象，在《日记》里也有所反映，如1912年9月6日，“上午赴本部开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1913年2月5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这位海军总长乃一介武夫，以不惮杀人出名，来掌教育“不知所云”也就毫不奇怪了。在鲁迅供职教育部期间，这个部曾更换过三十八个教育总长，二十四个教育次长，有的总长有名无实，有的三上三下，有的滥竽充数，有的纯为傀儡。这些如走马灯一样忽而上台忽而下野的部长，有的只做了几十天甚至十几天，反映了各种势力各个派系之间的倾轧排挤、矛盾争夺，只知争权而不知教育为何物。为此闹出的笑话时有披露，当时有消息说，“教育总长一席，自范源廉君辞职之后，业经大总统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刘到部后，于教育上知识，似形缺乏，以故不能得全部之重视，意殊不怿，遂于十九日具呈大总统，请别行简员接署教育总长”（《教育杂志》2卷5号）

鲁迅后来曾总结这一点“世故”，即对“教育当局”不可谈“教育”，“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的，指出“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在做‘当局’的。”“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所以，教育当局，意在“当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以上引文均见《而己集·反“谩谈”》）鲁迅以亲身的阅历，洞察了官僚政治的黑暗，也就是他自己说的从旧垒中来，看得较为分明，所以揭露攻击格外切实有力。

尽管整个教育部是一个保守沉闷的官僚机构，鲁迅身在其中，难以有大的作为，但他在体察其种种可憎可嘲内情的同时，抱定“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1918. 8. 20致许寿裳信）的主张，在职务范围内，竭力做了一些关乎开启民智的现代文化的开拓和奠基工作。1912年8月22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见该日《日记》）随即任命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工作范围是：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参看《教育部令汇编》收载之《教育部分科规程》）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始终围绕上述方面，实地调查，克尽职守，努力开拓；即便在他初到教育部尚未任命之前，所做的几件事情也与此相关，从《鲁迅日记》中可见大略。一是被派往天津“考察新剧”，新剧即所谓文明戏，“至广和楼观新剧，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1912. 6. 11《日记》）。另一件是到天坛和先农坛去考察这些地方是否能开辟作为公园（见6. 14《日记》）。任职以后鲁迅倾注心力最多的是美术教育、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以及通俗教育诸方面。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曾大力提倡美育，这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鲁迅对此有深刻的认同和精湛的见解。当时举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是民国建立以后为适应社会需要而给担任教职的人灌输新知识的一种培训，鲁迅自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１日起赴会讲演，当天日记：“下午四时至五时赴夏期讲演会演说《美术略论》，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此后每隔一星期讲一次，地点在教育部礼堂。第三次赴讲在７月５日，“大雨。下午四时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会场的冷清恐怕不是因为大雨，而据说与此前传出了提倡美育的蔡总长提出辞职的消息有关。下一次的７月１０日改在上午讲习，“听者约二十余人”，然而两天后，即７月１２日教育部正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就决议“删除美育”，鲁迅十分愤慨，当夜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７月１７日鲁迅仍如期前往讲演，“上午九时至十时在夏期讲会述《美术略论》”，这次听讲者“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其时蔡元培已去职，新总长上台，对于这个美术讲习会，鲁迅始终一贯，坚持到底，哪怕只有一个听众也照样开讲，讲者和听者的这种执着精神，足以见出在中国这片美育荒原上开创拓荒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值得珍贵。遣憾的是作为讲稿的《美术略论》没有能够整理和保存下来，不过稍后鲁迅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多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最初发表于１９１３年２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１卷第１册，署名周树人，今收入《集外集拾遣》。这篇文章分四部分：一、何为美术。二、美术之类别；可分静美术，动美术；目之美术，耳之美术，心之美术；形之美术，声之美术；摹拟美术，独造美术；致用美术、非致用美术。三、美术之目的与致用：美术可以表见文化；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可以救援经济。四、播布美术之方：包括建设事业，如美术馆、美术展览会、剧场、奏乐堂、文艺会；保存事业，如著名之建筑、碑碣、林野；研究事业，如古乐、国民文术（按，义近民俗）。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提纲挈领地表述了对美术（实即艺术）的本质和功能、对保存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要意见，可以视为社会教育司工作的一个基本纲领。

为了筹建计划中的美术馆、博物馆，教育部在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２日成立了一个美术调查处，主要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人员组成，鲁迅参加了领导工作，曾派人前往沈阳考察清宫美术物品，当年１２月１２日《鲁迅日记》记述，“上午许季上、戴芦舲、齐寿山自奉天调核清宫古物归，携来目录十余册，皆磁、铜及书画之属。又摄景十二枚，内有李成《仙山楼阁图》极工致。”下午鲁迅与他们同往夏曾佑司长家汇报调查情况，带来的调查目录，于次年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这个美术调查处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更多开展工作，但清楚地见出了鲁迅对美术遗产和历史文物的关注，以及对发展艺术文博事业的热忱。

鲁迅付出了很多精力、从头至尾全力操持的还有“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出时间是在１９１４年４月２1日到６月２０日，但准备工作则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教育部举行这样的展览会还是第一次，工作由社会教育司主持，具体的指挥布置都是由鲁迅等几个人完成的。１９１３年３月３１日《鲁迅日记》，“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芦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这年冬季选定了教育部礼堂作为展览会场，随后就着手进行布置，“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６日《日记》），一直进行到下一年四月才告完成。展览会的展品主要是全国各地小学生的字画作业，还有他们所做的编织、刺绣、玩具及其他工艺品等，需分类分区、选择整理，工作量很大。整个展览历时两个月，在此期间，特别是开始阶段，鲁迅经常到会值班，甚至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频繁记载：４月２１日“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２６日“星期。上午仍至教育部理儿童艺术展览会事”，５月３日“星期。午后仍赴展览会理事至晚”，５月１０日“星期。上午仍至展览会办事”，５月１７日“星期。上午仍至展览会治事，下午六时归寓”，５月２０日“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这期间，鲁迅还曾发高烧，服药看病，仍坚持工作不稍懈。展出结束后，教育部于５月２３日开了一次展品审查会，决定派鲁迅和陈师曾等人挑选一部分优秀展品送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见６月２日《日记》）。此外，还编有《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一书，鲁迅以此寄赠亲友（见１９１５. 4. 16《鲁迅日记》）总之，从这件工作的始末，不仅充分反映了鲁迅敬业奉献的精神，还可以看出鲁迅自幼喜爱美术、又持“幼者本位”的现代观念，因而还寄托着他对发展美术事业和青少年教育事业的殷殷深情。

筹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司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鲁迅化费过许多心血。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馆址在什刹海边广化寺内，辛亥革命后接管过来，派江瀚任馆长，仍沿用原来名称，馆藏则有了很大的充实，不仅将原翰林院和国子监的图书调归，且从直隶、奉天等省调入大批图书。１９１３年江瀚他调，馆长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代，夏只挂名，实际工作则落在鲁迅等人身上。２月１７日鲁迅“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代日期”，３月７日又“同沈商耆赴图书馆商交代事务。”（以上均见《鲁迅日记》）待到接过这个摊子以后，便把精力投注于管理和建设尤其是迁址、进书上。

由于旧址房屋破旧潮湿，交通不便，因准备迁馆及另设分馆。１９１３年４月１日，鲁迅“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１０月２９日“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见《日记》）分馆于１９１４年建成开馆，总馆则到１９１５年７月才确定要迁到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鲁迅参加了选择馆址和迁移布置等工作。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６日，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举行开馆典礼，当天鲁迅日记载：“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迁馆后的一件大事是接收从内务部移交过来的《四库全书》。这套大书全数共三万六千多册，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１９１４年运到了北京。据《鲁迅日记》１９１４年１月６日载：“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按即电话），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可知该书到北京后即被内务部截取，后经多次交涉，才于1９１５年８月重新移交教育部，教育部即派鲁迅和戴芦舲前往办理，此事载于教育部公函，亦见于当年9月1日鲁迅日记，“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移交工作到10月才告结束。

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也在社会教育司的职责范围之内。教育部在1912年7月就曾“拟就国子监旧署筹设历史博物馆”，但这个筹建过程艰难而漫长，直到1926年7月才正式开放。在这过程中，虽委派了人员具体经管，而鲁迅仍十分专注，常到国子监察看存放在那里的文物和设施，并且多方搜集，甚至把自己购得的一些文物赠送，以丰富藏品。期间，有一件事情足证鲁迅对文物的珍爱和护卫，1913年为筹备将于次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以展出书籍墨迹为主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一个名叫米和伯的人来华筹办，通过教育部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展品于当年１１月２０日送交教育部存放，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按即莱比锡）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不眠至晓。”次日“上午米和伯来部取藏品去。”鲁迅彻夜不眠地亲自守护，他对国家的贵重文物是何等珍惜！

这段时期，与鲁迅关系较多的还有通俗教育研究会和通俗图书馆这两个机构。１９１５年８月以后的几个月间，“通俗教育研究会”频繁地见于《鲁迅日记》，８月１９日记“午后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此后９月６日、１５日、２９日，１０月６日、１３日、１９日、２７日、２８日，１１月１７日、２４日，１２月２２日接连有赴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记载。这个机构系教育部指派参加，带有官方性质，鲁迅被任命为小说股主任，９月１５日因有“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一次会”的记录。研究会的章程规定小说股的任务包括新旧小说之调查、编辑、审核以及小说研究书籍之类撰译等事项，作了许多适应复辟倒退的“寓忠孝节义之意”的规定，在鲁迅主持下，小说股一反腐朽之风，重新制定了一套《审核小说之标准》，其中如“关于社会情况之小说，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业美者，为上等”，完全摒弃了忠孝节义那一套，这些做法自然引起当局的不满。１９１６年元月，袁世凯复辟，社会空气更加恶浊，鲁迅辞去了小说股主任的职务。从《鲁迅日记》看，１９１５年底通俗教育会已很冷落，“集者止四人，辍会。”（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３日鲁迅往通俗教育会新年茶话会，这大约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未见这方面的记载。通俗图书馆因其也属社会教育司领导，是鲁迅常去的地方，早在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日记》中就记有“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记“午后同徐吉轩、许季上至通俗图书馆检阅小说。”到１９１８年３月还有“往通俗图书馆”的记载。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从京师图书馆分出来的一些不被重视的书，主要对象是普通读者和儿童，鲁迅常把自己手头适合于这个图书馆需要的书籍杂志赠送，如翻译的小说和《新青年》杂志等。这里的情形颇似他在小说《伤逝》中描写的：“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无论如何，这个鲁迅关心、经管过的通俗图书馆在他记忆中保存着温暖的印象，它正是现今首都图书馆前身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可以一说的事是清理所谓“大内档案”，这批在清朝内阁的大库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又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的内容庞杂的文件资料，据说有八千麻袋之多，其中包括奏章、诏令、硃谕、实录、历科殿试考卷等，更因曾有过散碎残损的旧版古籍不断被盗而受到瞩目。大约在１９１８年春夏间，鲁迅受命“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沈隐显。”上峰“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见《而己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最后感慨地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同上文）这也是鲁迅在教育部时期亲见身历所得来的一种“世故”亦即经验。

供职教育部是鲁迅寓居绍兴会馆时期唯一的社会职业，以上所述便是在教育部经历事绩的大致轮廓。

二、整理古籍与学术拓荒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古籍整理有浓厚的兴趣，１９１２年来到北京后，古都丰富的文化资源，绍兴会馆所处宣南的地域优势，使他有便利的条件浏览购置各种书籍、资料、拓片、画象等，加之生活相对稳定、沉寂，除白天在教育部上班外，其余所有的时间包括每天夜晚、星期休假以及上班时无公可办的时间在内，统通投入到古籍的整理包括辑佚、校勘、钩沉等学术拓荒的工作中，用心之专、致力之勤，罕有甚匹。所谓沉入古代、回到过去，表面看来是环境和情势造成，究其内里正是鲁迅的个性和兴趣使然。因此，这“业余”的工作其实比上班的“正业”更有意义，古籍整理的成果和经验留给后人的惠泽更长久。尤其是沉潜于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关系至为重大，此点在后文将会涉及。

这一时期，鲁迅辑录了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唐刘恂的《岭表录异》，编制了《六朝造象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象》等，这些都未出版。成书并在以后收入了《鲁迅全集》的，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录》等五部。这是鲁迅整理古籍的重要成果，虽则其中有的早在辛亥前就已着手，有的到二十年代方始告成，但寓居绍兴会馆时是他致力于古籍整理时间和精力最为集中的时期。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处鲁迅与之结缘甚深的地方，这就是宣武门外的琉璃厂（鲁迅日记中更多地写作“留黎厂”）。可以说，鲁迅寓居绍兴会馆的岁月中，除了教育部是上班办公必须去的而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琉璃厂了。如果说，到教育部是出于责职迫于生活；那么，去琉璃厂则完全是出于自愿甚至是兴之所至。试看鲁迅于1９１２年５月５日抵达北京，次日入住绍兴会馆，赴教育部报到，第一个周末即５月１２日即去琉璃厂，该日日记载：“星期休息。”“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当月就去了几次，月底，即５月３０日“得津贴６０元。晚游琉璃厂”购了《史略》、《九歌图》、《鬼趣图》等书和帖。这应该是来北京后第一次领得津帖，当晚唯一的去处正是琉璃厂。自此至年底不过半年上下，总共去琉璃厂２７次。次年即１９１３年赴留黎厂３７次，１９１４年４７次，１９１５年６４次，１９１６年多达78次，１９１７年５０次，１９１８年５８次，１９１９年１０月迁出绍兴会馆以前２５次。也就是说，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期间，总共去过琉璃厂３８６次之多。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每逢星期休息，赴琉璃厂几乎是一项常规的活动；遇节假日，也是一个首选的去处，如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庆日休息，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１９１３年２月６日“旧历元旦也。午后即散步往琉璃厂。”朋友亲属来了，也是以到琉璃厂观览为快事，尤其是周作人到北京后，颇多“同二弟游留黎厂”的记录。鲁迅去琉璃厂，一般是在午后，有时晚间也去，下雨也去，甚至一天内去两次，碰到较有余暇或多有所获的时候则会接连不断地去，如１９１３年２月１日、２日、３日、６日、８日、９日都有往留黎厂的记载，九天之内去了六次，又如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５日、６日、９日、１0日连接四次前往购书置帖，再如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３日、２４日、２６日、２９日、３０日连续五天购买碑帖、造象、拓本。《鲁迅日记》每年所附的大篇“书账”，其中绝大部分都购自琉璃厂，往往一次就购置多种。1913年3月16日日记载“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其时来北京还不到一年，足见购书之多。1916年七、八月间所付裱的拓本就有上百枚，仅工本费就花去数十元，足见投入之大。鲁迅常去的琉璃厂的书肆帖店，据《鲁迅日记》所载，有下列诸家：

神州国光社   购买过汇刊、画册、诗集、经卷等。

直隶官书局   购买过丛书、金石志、文字学及史料书籍等。

有正书局   购买过诗稿、画册、佛经、墓志等。

文明书局   购买过山水画册、墨迹、佛经等。

中华书局   购买过考古及艺术方面的丛刊等。

商务印书馆   购买过碑碣考及外文书等。

德古斋   购买过石刻造象拓片、墓志拓本等

仿古斋   购买过石刻造象拓片及砖拓等。

敦古谊帖店   购买过墓志、造象、铭文拓片等。

李竹斋   购买过古钱币之类。

松筠阁   购买过土偶及拓片。

富华阁   购买过画象拓本等。

此外还有本立堂、弘道堂、清秘阁、庆云堂、耀文堂、同古堂、宝华堂、广文斋、保古斋、师古斋、式古斋、肆古斋、宜古斋、震古斋、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精华印书局、博益书社、富晋书庄等。这一串名号对于今日琉璃厂的恢复重建也具有某种历史的参照价值。

总之，琉璃厂对于鲁迅的治学为文关系至大，成为他在绍兴会馆时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融入化为鲁迅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从《鲁迅日记》每年年末所附的书帐看，初到北京的头两年，购买必备的常用书籍较多，如史书、丛书、文集、工具书等，往后，画象、碑帖、墓志的拓片比重大增，以1916年为例，这是鲁迅在绍兴会馆数年间购书数量最多花费也最多的一年，这年的书帐九成以上都是造象石刻碑帖的拓片，而且往往是十几枚、几十枚、一百多枚的成批购置。而且在1914年以后，鲁迅于佛经用功很猛，据许寿裳回忆，他们二人曾商定在购买佛经方面不必重复，比如鲁迅买了《翻译名义集》，许就不再买，而买《阅藏知津》。可见鲁迅阅读、使用的书籍远不止于自己购置的这些，除了与友人互通有无，图书馆更是他充分利用的宝库。

《会稽郡故书杂集》于1915年以周作人的名义刊行，而实际的工作是鲁迅做的，这本书早在他青年时代就已开始辑录，到北京后方始完成。此书共辑录了八种有关古会稽郡的史传和地志的佚文，其中《会稽先贤集》等四种是记述古代会稽籍一些人物的事迹小传，《会稽土地记》等四种是记述会稽郡的山水风土以及名胜传说等，佚文大多辑自各种类书和史书的注，并以几十种引用过八书的古籍加以补充校勘。每种之首，皆有短序，全书约五万余字。

《嵇康集》用力更多，不在辑佚钩沉，而在校勘整理，参照多本，不厌精详，成为校勘最善之书。这项工作自1913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多有关于校书的记载：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0月1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10月15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0月19日“星期休息……夜续校《嵇康集》。”10月20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12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鲁迅对汉魏文章素所爰诵，嵇康憎恶权势、蔑视礼法、凛如秋霜的品格，与鲁迅精神上是相通的。《嵇康集》自唐宋以后颇有散失，只能看到明代的刻本和钞本，鲁迅以明《丛书堂钞本》为底本，用其余五家刻本校对比勘，又取《三国志注》、《晋书》等多种史书中的引文，考其异同，成为最精的校本。文末附有《佚文考》和《著录考》。全书共约六万余字。

《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这三种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正是撰写和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最重要、最直接的学术准备。

《古小说钩沉》约20万字，辑录校订了唐以前残存的古小说三十六种，其中涵括《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到第七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唐宋传奇集》约17万字，选辑了唐宋短篇小说四十五篇，逐篇进行校正考订，为《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到第十一篇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小说旧闻钞》约9万字，搜集了宋以后的小说史料四十一种，是翻检了明清的数十种著作共一千五百余卷，从大量的笔记，杂集及古书中有关记载加以摘录、考订、编纂而成的，成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到第二十八篇即最后一篇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如此系统地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史料，鲁迅是第一人。他后来回忆当年的情形：“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足见用功的勤奋，态度的严谨。《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在这样坚实宏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在一九二三年新潮社正式出版以前，曾不止一次地以《小说史大略》的名目油印、铅印过，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又据新潮社本再版，多所增删修改，直到鲁迅逝世的一九三六年，北新共印十一版，其间曾作过若干重要的补充订正。

三、对《红楼梦》的真知灼见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辟有专章（在《小说史大略》中为第十四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为第二十四篇），均冠以“清之人情小说”的标题。上述鲁迅治学的严谨态度也体现在《红楼梦》专章之中。在鲁迅有关《红楼梦》的所有论述中，比较起来，《史略》里的这一章较其他各处所论篇幅最长而且完整，涉及到了这部作品的许多方面，今天看来仍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首先，鲁迅是重视版本的，他总要尽可能地依据比较可靠的本子。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写的《破〈唐人说荟〉》一文中曾经对于这部唐人小说集子的“胡闹”表示很大的愤慨和不满，列举它“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因而得出结论：“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不浅。”可见在版本问题上，鲁迅十分审慎。《红楼梦》程高系统的刻本在当时是容易看到的，胡适等人热心提倡的正是程乙本，鲁迅据以写史的则是抄本系统的本子。为种种条件所限，抄本中较早较好的本子鲁迅当时无法看到。我们知道即便是以珍藏和研究《红楼梦》版本著称的胡适，他得到那些较重要的脂本也是后来的事。胡适分别于一九二七、一九三三年方始得到“甲戌本”和“庚辰本”，鲁迅编著小说史略是在二十年代初，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本子，因此他的据戚蓼生本便是不难理解的了。据许寿裳回忆，民国元年，“四月中，我和鲁迅同返绍兴，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记得在上海登轮之前，鲁迅买了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红楼梦》，以备船中翻阅。”这就是说鲁迅于一九一二年五月看到了上海有正书局印的戚本《红楼梦》，后来据以编著小说史。这应当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了。

第二，在《红楼梦》的本事和作者问题上，鲁迅的介绍和评论也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的。鲁迅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十分看重小说开篇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所表述的创作原则，认为《红楼梦》摆脱了旧套，与先前的人情小说大不相同，郑重指出“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人们由于忽略了《红楼梦》是一部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舍此求彼，舍本逐末，说法虽多，求之虽深，而歧路亡羊，离题愈远。鲁迅抓住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一基本之点，故能不为旧红学形形色色的“揣测之说”所惑，大刀阔斧地淘汰那些“悠谬不足辩”之说，诸如刺和珅、藏谶纬、明易象之类，而选择那些传布较广影响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和评述，举出了：一、纳兰性德家事说，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指明了各说的阙失所在，明晰扼要，以简驭繁。象这样的评述的确能帮助读者在杂乱纷沓的红学迷雾中理出一个头绪，不愧史家笔法。

所谓“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的《石头记索隐》正是这派学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对于蔡元培的人品学识，鲁迅素所尊重。但蔡元培研究《红楼梦》所用的不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而是政治索隐的方法，出发点虽则严正博大，反映了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家的胸怀，但所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在红学领域内鲁迅和蔡元培的见解完全不同，虽然也肯定《石头记索隐》“旁征博引，用力甚勤”，但指出由于胡适考得了作者的生平，因而蔡元培的政治索隐便完全站不住脚了。胡适的考证比蔡元培的索隐切实得多，对红学发展是有贡献的。在《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小说的故事所本以及后四十回续作等方面，鲁迅基本上采用和吸取了胡适的研究成果，肯定了新红学优于旧红学。这样评文治史是客观的、公允的。

第三，作为小说史，最重要的还在确定各个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这恐怕是治史成败的关键所在和检验编者胆识学力的重要方面。史料固然重要，它是基础；但倘无史识，则无从组织、无法评价，依然只是一堆史料。鲁迅历来重视史识，照着自己认定的路子做学问，比方他同郑振铎之间学术上交往很多，关系也很好，但在治史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鲁迅曾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持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孓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一九三二、八、十五、致台静农信）。可见鲁迅治学以“识见”胜而不靠珍本秘笈炫耀博学，因而尽管《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成时间较早，后来不断有新材料发现，但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体系结构无需大改，“故多仍之”。如果没有“史识”，对于各时期的作家作品没有大体确当的评价并且用史的线索贯穿起来，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当年听鲁迅讲授“小说史”课程的人曾回忆道：“我一直听了先生三年讲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社会的真实批评”（尚钺《忆念鲁迅先生》）。这正是因为鲁迅把每个作家和作品都看作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后附记》的缘故。

对于《红楼梦》这部“人情小说”，鲁迅虽然不象“五四”以后有些人那样热衷，据友人回忆，他对《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士林丑态和讽刺艺术倒是更感兴趣，但《红楼梦》的价值他始终是确认并给以充分评价的。在《小说史大略》第十四篇开头便写道：“人情小说萌发于唐，迄明略有滋长，然同时坠入迂鄙，以才美为归，以名教自饰。……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期，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这一段话在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虽不复原样出现，可能是由于补充了《金瓶梅》等内容，为了更平实稳妥起见，不这样直接论断，但其基本意思仍贯穿于修订后的《史略》中，如说它“摆脱旧套”“转成新鲜”正是“异军突起”的意思。以后还说过“自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这同上引《小说史大略》中对《红楼梦》在小说史上地位的高度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今天看来，这些赞语仍然是对这部著作的确评。

第四，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史略》对《红楼梦》的评价也有独到的地方。“五四”以后的新红学家家谈论《红楼梦》多属考据深源，对于人物形象作品意义很少涉及。鲁迅的着眼点却颇不同。《史略》本来篇幅有限，行文简练，除去必不可少的介绍考订而外，所能论及人物的文字已经不多，细读《史略》，在这有限的文字内，鲁迅集中笔力于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提出“爱博而心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见解，大段征引小说原文，启发读者去认识主人公的思想性格。鲁迅所引小说原文是这样两处：一是第五十七回，宝玉去看黛玉，先遇紫鹃，紫鹃防嫌不理睬他，他便失魂落魄，想着“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还有一处是七十八回，晴雯刚殁，宝玉去到灵前却扑了空，正在满心悲戚万分懊恼之际，忽闻贾政呼唤。其时贾政正与一班清客高谈阔论，诗兴大发意欲表彰什么“风流俊逸忠义慷慨”的林四娘，命宝玉也来作文凑趣。鲁迅为什么不引一般人们瞩目的宝黛爱情纠葛的篇章或者分析我们今天通常认为重要的那些情节呢？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来介绍宝玉的思想性格呢？这不是随意的、偶然的，鲁迅之所以把目光落在这里，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文艺观点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在讲授《小说史略》的同时曾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接着并把这本书作为自己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讲义。厨川白村是日本现代文艺理论家，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鲁迅翻译并讲授这本书，说明他当时在文艺思想上也同政治思想上一样，处于探索的阶段，寻求各种理论来探讨文艺上的根本问题。《苦闷的象征》当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在后来“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才得到明确的解决。尽管如此，此时的鲁迅也并没有用外国的厨川白村或中国的王国维的学说来解释《红楼梦》，把它看作是“苦闷的象征”或“欲念的解脱”，而是着眼于社会和人生，注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和作品的社会意义。“为人生”正是鲁迅的主张。他回顾自己“‘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为人生”也是“五四”以后著名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不赞成将小说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排遣，认为应当严肃地反映现实人生，于改造社会有益。由于鲁迅在政治上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加之各方面修养的深厚，因而他在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方面比文学研究会的一群更要高出一筹。

在《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鲁迅也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王国维，鲁迅尊之为国学大师，十分敬重，而且鲁迅早年于佛经用功甚勤，对王国维醉心的西方叔本华哲学也不生疏，然而鲁迅并没有赞同王国维的欲念解脱之说；又如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这样的专著当然也在鲁迅的视野之内，他在《小说旧闻钞》序言中还提到过这部书，但鲁迅也没有把《红楼梦》解释成情场忏悔之作。对于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鲁迅着眼的是他“爱博而心劳”这样的思想性格特征。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惜、尊重、同情等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象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不限于钗，不限于湘，也包括紫鹃、晴雯、鸳鸯一干人和更加低贱的小丫头子以至伶人等等。这的确是贵族公子贾宝玉十分独特的难能可贵的地方。惟其“爱博”，所以“心劳”，以致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独有宝玉能够呼吸领会，这也就是说他的感觉最敏。偌大贾府，追逐权欲者有之，荒淫恣纵者有之，恬淡自守者有之，麻木不仁者有之，惟独宝玉失魂落魄，即所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晴雯惨死，人们都视若平常，贾政照旧寻秋觅胜，谈轶论诗，清雅之至，而宝玉则五内俱摧。这个家庭的朽败冷酷只有他能够感受，能够“呼吸领会”，对于一个贵族公子来说，这不同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吗！鲁迅所见的贾宝玉的爱博和敏感，的确是认识和分析这个人物应当着眼留神的地方，当时的红学家们是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的。今天我们尽可以对贾宝玉的形象作出洋洋洒洒的详尽而全面的分析，而鲁迅当年的见解仍然是精辟的，对我们仍然有启发的。

《史略》成书后不久，一九二四年夏天，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的邀请去西安讲学，那讲稿后来整理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变迁》基本上是《史略》的简缩，当然也有发挥，而且因为是讲演，所以更为通俗生动。其中讲到《红楼梦》的价值，意思也和《史略》相类，只是更为直截明白，认为这部作品“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红楼梦》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的经典论断，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不断地被人们援引和发挥，足证鲁迅的明见卓识。此后，在鲁迅的各类文章里还有涉及《红楼梦》的地方，但多是零散和片断的，没有《小说史略》中这样完整和充分了。

《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远不能和今之“多卷本”、“大部头”相比，但它的学术生命却远较许多卷轶浩繁的鸿篇巨著长久。胡适赞许这部《史略》是“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白话文学史>自序》）鲁迅去世时，蔡元培的挽联写道：“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自《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之后的将近大半个世纪里，没有出现能在总体上超越它的同类著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了突破和改观，而且即使新的更加完善的小说史著作出现了，鲁迅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亦即《小说史略》的开创之功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造就这部著作学术分量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准备应是最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凝聚了鲁迅前半生很大一部分心血，几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包括他在绍兴会馆里的这个时段。当我们翻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和“书账”之时，仿佛看到一个每晚孤灯独坐，沉埋在古籍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身影，连除夕之夜也“殊无换岁之感”（1917.1.22旧历除夕日记）。鲁迅在1912年末书账后附言中慨叹“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虽则生活困瘁，而他仍节衣缩食，着意搜罗，不断购书。在绍兴会馆期间，往琉璃厂有三百余次之多，每年书账更是明证，到北京的当年，几个月内就买书近百种，三百余册，1916年更达三百余种一千多册，除去跑图书馆，于此同样可见“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精神。这种治学的精神，对于今之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之风，不啻一剂对症良药。

四、从沉默到呐喊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开始是满怀希望的，然而，希望愈大，失望也愈深。辛亥以后中国社会政治依旧一片混乱与黑暗，故乡绍兴那换汤不换药的情形令鲁迅深感痛心而且“滑稽可笑”。正如他在小说中所概括的那样，代表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假洋鬼子”和农村封建势力的“赵秀才”联合起来，共同到尼姑庵搬掉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就算是革命告成。而“革命”之后，不仅原先的官僚变成了新贵，像“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而且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的代表“举人老爷”也居然被请出来“帮办民政”了，平民百姓的遭际可想而知。这些几千年来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的劳动群众，在革命中一无所获，除去革掉了头顶上的一根辫子而外，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奴隶地位，无非是更换或加进了一些新的役使自己的主人。无怪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二》）这样的革命，自然给了复辟势力可乘之机，很容易被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窃取政权，果然不久孙中山被迫辞职，政权落到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双重代表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鲁迅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逆流更有亲身感受，“祭孔”丑剧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事例。

1913年9月28日，在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安排之下，首次出演了“祭孔”丑剧，当天鲁迅日记载：“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鲁迅于1914年曾和教育部的五位同事联名致信教育总长，反对提倡“读经祭孔”，但在反动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之下，自然不会见效。此后在鲁迅日记里每年春秋二祭都有“孔教会丁祭，荒陋可叹”，“晨祀孔，在崇圣祠执事”一类记载。他在杂文中说过，“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于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坟·从胡须说到牙齿》）这种既不鞠躬又不顿首的“听差”当过多次，对这套鬼把戏也就看得愈发清楚、尊孔与复辟的联系也就洞若观火了。“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的一两年。”（同上）后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回顾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遇见过一次祭孔，“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可是“到袁世凯时代……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尊孔原来是一块敲门砖，为的是敲开登上龙庭宝座的帝制之门。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其实是果而不是因，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础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才有希望。可是周围的政治空气思想氛围是这样的恶浊沉闷，令人窒息，鲁迅在愤懑之中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代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就这样，在绍兴会馆“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

然而究竟是什么使鲁迅终于打破了沉默，起来“呐喊”，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呢？其直接的原因，是应友人所求，这种外部原因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与“五四”前夜的思想文化界的状况直接相关；而更重要的或说根本的原因是内在的、在于鲁迅自身。正如他自己所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正因心中有火的燃料，一点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心中有发声的弦索，一拨就奏出了战斗的强音。鲁迅并没有麻醉，并没有沉入古代回到往昔，成为消极的遁世者；只是更加深了对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的思考，为投入新文化运动奠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鲁迅之所以一上阵就不同凡响锋芒锐利，之所以能蜕去空想韧性战斗，与这段历史生活的经历与思考关系至为重大。

检阅这一历史关键时刻的鲁迅日记和著作，生活和思想的印迹宛然在目。鲁迅所寓居的“S会馆”即绍兴会馆长时期中沉寂冷清，少有人来，自1917年9月30日《鲁迅日记》第一次载“下午钱玄同等人来”，此后的三年间，即到搬离绍兴会馆前这一时段，日记中记述钱玄同来寓坐谈的次数达五十余次之多，“晚钱玄同来”“夜钱玄同来”的字样在日记中频频出现，1918年5月的12日、22日、27日连续记载“夜钱玄同来”，而且在5月22日那天更有“夜钱玄同来，失眠”的记录。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影其名曰“金心异”的老朋友，鲁迅在这篇自序里叙说这位老朋友一次翻着那些古碑的钞本发出“钞了这些有什么用”的质问，建议鲁迅“做点文章”，鲁迅懂得他的意思，知道他们正在办《新青年》，并且回忆当时心中的所想，“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如同火山找到了喷发口，钱玄同的不断来夜谈，带来了《新青年》的新信息，触发了鲁迅长期以来蕴积胸中的“地火”，日记中夜谈以致失眠的记录，反映了鲁迅思绪翻滚、夜不能寐的真实情况，其时正在《狂人日记》等发表前后。可见“一发而不可收”正是长期思索、蓄势待发的必然结果。日记中还有与钱玄同书信往还的记载，往往是当日即复，甚至是当日往返，如1919年2月4日“上午寄钱玄同信……夜得钱玄同信。”同年4月30日，“得钱玄同信，晚复。”7月5日“下午得钱玄同信，夜复之。”7月20日“寄钱玄同信。夜钱玄同来，交自所作文一篇。”8月12日“上午寄钱玄同信，下午得钱一信”；13日“上午得钱一信，即复”。此外来访和来信的还有《新青年》的另一员大将刘半农。1919年4月8日的《鲁迅日记》更有“下午寄李守常信”、16日有“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的记载，7月8日记：“晚钱玄同来，夜去，交李守常文一篇”，可见鲁迅和李大钊的直接交往。与钱玄同、刘半农的频繁接触则都是关于《新青年》的稿件和编辑事宜。鲁迅稍后把这一时期的作品编集曰“呐喊”，用意在“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事实上，鲁迅的“呐喊”是“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最强音，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五、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新青年》是“五四”前后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一个重要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鲁迅说过“《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当时，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都编辑过这份刊物。鲁迅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五号起，到192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九卷第四期止，三年多时间，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了五十四篇作品，包括小说五篇，新诗六首，杂文二十九篇，社会论文两篇，通讯三篇，译文四篇，其它附记、正误七篇。他日后回顾说自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些作品“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并且把这一时期的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以上引文均见《<自选集>自序》）对于李大钊这样的“革命的前驱者”，鲁迅始终怀着敬意和好感，他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当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他当月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号定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该年4月8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寄李守常信”，4月16日载：“下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这些往返函件的内容，当为商谈稿件和有关《新青年》的编务事宜，就是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同时发表了鲁迅的五篇作品，即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足见对这场革命运动的热情支持和有力配合，堪为“站同一战线上的伙伴”。鲁迅不仅经常撰稿，也参与过该刊的编辑工作，沈尹默曾回忆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带到北京之后，有一时期，曾交由鲁迅兄弟、玄同、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文艺月报》1956年第十期）。鲁迅自己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也写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并说过陈独秀“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之，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下的辉煌业绩是和《新青年》及其同人密不可分的。

上面提到鲁迅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一大批作品其中多半正是在绍兴会馆写下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篇便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出刊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一署名，此前发表的文章多用周树人的本名，间或用“令飞”、“迅行”等笔名，只是在《狂人日记》刊发之时，才首次出现了“鲁迅”之名。因而也可以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在“五四”前夜，在绍兴会馆诞生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的创作小说，凝聚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犀利批判，犹如五四前夜的一声春雷，震撼着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又像一颗炸弹，轰动了沉寂郁闷的文坛。小说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礼教，而且指向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狂人“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更是一针见血的结论，将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吃人’的历史，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鲁迅曾经提到写作此篇的思想动机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得更明白：“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所谓“食人”，既包括历史上记载的食肉寝皮一类的野蛮事实，更泛指统治阶级用封建思想麻醉、残害人民的惨痛历史，在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的名义下沉埋了多少冤魂。从来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其用的是软刀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故而知者寥寥。对于吃人者的欺骗和伪善，小说也给以无情的揭露，“又想吃人，又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更以精警的比喻来作象征性的概括，谓其兼具“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滑”。小说更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反叛的声音，对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永恒性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作家虽则痛心于周围人们包括下一代的麻木状态，但最后还是满怀热情地提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社会理想，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响亮呼声，表达了对中国和人类前途的希望和信心。

《狂人日记》吹响了“五四”文化思想革命的号角，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不仅激动了广大青年，而且得到了中外承认。日本评论家青木正儿于1920年向国内外作过报导，《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均十分佩服，吴虞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思想家在《吃人的礼教》（见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一文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楚，那些戴着礼教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这是最早的关于鲁迅小说的评论。鲁迅本人也认为这篇作品较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要“忧愤深广”，所着眼的不是个人遭际而是社会变革，熔入了作家的真知灼见和深沉愤懑，所表现的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的深刻和敏锐。只有放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我们才能充分认识《狂人日记》的地位和意义，它不仅可以看作是《呐喊》以至鲁迅全部小说的一篇序言，同时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内容上的忧愤深广和艺术上的新颖别致充分体现了作为新文学奠基人鲁迅的首创精神和战斗实绩。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绍兴会馆期间还写下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几个短篇小说。在《孔乙己》中，小说描绘了咸亨酒店这样一个典型环境，酒店的“曲尺形大柜台”富有隐喻的意味，可以被看作封建等级观念的物化。柜台隔开了长衫客和短衣帮两类酒客，长衫客坐在柜台里边要酒要菜慢慢喝，短衣帮只能在柜台外边站着喝。酒店掌柜对两种顾客的态度截然不同，对长衫客殷勤招呼，对短衣帮酒中掺水、又瞒又骗。在这样的背景上，突出了孔乙己这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读过书，没进学，不会营生，穷困潦倒，酒店内外充满了对他的嘲笑。对于这个卑微的小人物的善良迂执、受尽人们嘲弄凌辱的遭遇，作家显然是同情的；然而孔乙己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而不悟，穷到无以为生还不肯脱下那件破烂衣衫，则寓含沉痛的批判。至于周围人们的冷漠、把别人的痛苦当作笑料的态度，更充分揭露了这种社会关系的残酷性。嘲笑者和被嘲笑者看似对立，实质上却出于同一根源，即封建等级制度的极端残酷性。孔乙己的不肯脱下长衫，不去学短衣帮的营生，是为了维护读书人的体面，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周围人们嘲弄戏谑他的内在心理根据，也在于看不起他沦落到了更低的社会等级，在于他的言行和他实际卑微地位的极端不协调性。因而，孔乙己的沦落表面看去是由于自身缺乏生活能力和社会缺乏起码的同情，实质上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这篇看似平淡篇幅短小的作品，包孕着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深沉控诉，孔乙己的“被吃”正是封建思想和制度残酷性的见证。《药》写了华老栓一家为了救治儿子小栓的病，寄望于一种神奇的“药”——人血馒头，当华老栓从刽子手手中战战兢兢地接过这“药”包时，“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企望能移植生命，收获幸福。岂知这正是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小说勾勒了旁观者的麻木和冷酷，通过他们之口侧写作为死囚的夏瑜“疯了”，“小东西”竟还要“劝牢头造反”。小说这一构思本身就寓含着深刻的思想，普通百姓华老栓们的痛苦和愚昧需要一场革命来解救，而革命者夏瑜为之所流的血却被当作治病的药，两个年青的生命都被葬送了，他们比邻而葬，却彼此隔绝，坟场中间的一条小路也有象征的意味。因而《药》有一个明确的现实的主题就是表现革命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不觉悟的悲剧，还有一个潜在的深层的主题，即对于脱离开社会思想变革的单纯政治革命的否定，对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期待。华、夏两家象征着中国，他们的遭遇隐括着对中国历史命运的思考，也可以看作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也许因为这样的思考和教训过于沉重，所以作家“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使得小说在结尾处有了一些亮色。

相对而言，《一件小事》格调比较明朗，篇幅更为短小，情节也极其单纯，呈现的是一位人力车夫朴实无华的外表和高尚美好的心灵。所谓“一件小事”是以令人失望的“国家大事”和乌烟瘴气的“文治武功”作依托的，那些大事无可称道、了无痕迹，小事反印象深刻、更加分明。人力车夫的形象又是由“我”作为反衬而显得高大，完全在“我”的内心感受中凸现出来。当“我”主观地认为路上的老妇人是自己跌倒，车夫毫无责任时，车夫却主动将她扶起并走向巡警驻所，我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要威压、榨出皮袍下的“小”，“教我惭愧，催我自新”。“我”当然并不等同于作者，但分明也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新式知识分子，从小说的对照描写中，体现了作家对劳动者由衷的敬佩和对知识分子严格的自审。《一件小事》的发表虽在1919年12月1日的北京《晨报》创刊纪念号上，而写作则在1919年7月，其时仍住绍兴会馆。从鲁迅当时的生活圈子看，很少有接触劳动者的机会，只是日常由住处绍兴会馆到教育部上下班，不乏与人力车夫打交道，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窥见一二。如1913年2月8日有为车夫抱不平的记录，慨叹“季世人性如野狗”；1917年5月17日载：“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可见车夫拾金不昧的品行是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很可能成为创作《一件小事》的某种契机。

除了《新青年》，鲁迅此时的文学活动还与新潮社有关，他的短篇小说《明天》就是发表在1919年10月出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新潮社是酝酿于1917年秋，成立于1918年10月的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创刊之初与《新青年》相呼应，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鲁迅对它也寄予过希望，对于《新潮》上出现的倾向进步的作品给以热情的扶植。比如有的小说虽则幼稚、平铺直叙，而立意改革社会，鲁迅仍肯定其为佳作，认为这是上海鸳鸯蝴蝶派作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这样写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致傅斯年信1919年4月16日）。当然，《新潮》无论从成员、倾向、时间、影响等与《新青年》都是无法比拟的。

六、“五四”思想革命的中坚

与创作白话小说同时，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杂感，以其快捷、短小、犀利、透彻抨击时弊、抉发黑暗、警醒世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杂感都发表在《新青年》上，该刊自1918年4月起开辟了一个专栏，总题“随感录”，刊登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总共发了133篇，鲁迅占了27篇，集中在1918、1919这两年，最早的一篇为1918年9月的“随感录二十五”，其后源源不断，有时在同一期上一气登出五、六篇，仿佛集束手榴弹，威力之猛，这胜于该栏他人作品，大大增强了当时“四面受敌”的《新青年》的实力和锋芒。

这二十多则“随感录”，内容广泛，思想锐利，“有的是对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看似任意而谈，其实有很强的针对性。首先是对当时光怪陆离的社会相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讽刺：“试看中国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相合。”还有拖大辫，吸鸦片……至于缠足，更是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随感录四十二）“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随感录五十四）可见鲁迅对于那自相矛盾者的真实嘴脸，对于提倡“国粹”者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他写道：“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揭露。对于那些鄙薄白话，认为白话俚俗浅陋的复古主义者，鲁迅给以迎头痛击，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时代。”（随感录五十七）鲁迅深感社会空气之恶浊，“民族根性改变不易”，忧惧“国粹”太多，“中国人民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而医治疗救这“不长进的民族”思想上的病，对症的一味药就是“科学”。（随感录三十六、三十八）这是真正的“五四”精神。若干年后鲁迅在为这些杂感编集时说过：“我以为凡对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我所悲哀的，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病菌仍在，文字的生命也可以存留了。”还说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在于后者是对社会弊病和一切不合理事物予以热烈的有立场的批判和讽刺，以促醒人们改革社会。作者反对犬儒式的冷潮，致力于满腔热忱的尖锐淋漓的讽刺，有感于“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因此将这本杂文集题名曰“热风”。（见1925年《<热风>题记》）由此可见鲁迅这类杂感的生命力和他作为伟大启蒙者的热烈情怀。尽管他感到周围的空气是如此的寒冽窒闷，还是希望中国青年“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光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随感录四十一）“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这些都给青年以莫大的启示和鼓舞。

如果说“随感录”只是三、五百、千把字的短制，那么此期鲁迅更有厚重的长篇巨制，这就是1918年8月和1919年11月先后发表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长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先后刊登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和第6卷第6号，署名均为唐俟，写作地点也都是在绍兴会馆里。当《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就从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高度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家族制度，陈独秀本人和吴虞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深入到这一制度的核心、在学理上作出剖析和论证的是鲁迅。针对家族制度中妇女全无地位又负荷深重痛苦的状况，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进行了尖锐的提露和深入的讨论，严肃质疑：“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节烈是否道德？”指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所谓“节烈”是与男子绝不相干的片面要求于女子的“畸形道德”。系统批判了自古以来女子成为男子的物品，“妇者服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子可以多妻妇女必须守节一类封建道德。因而倡扬节烈，事实上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使许多妇女“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要女人守节……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这类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文章依据事实，层层剖析，透彻说理，郑重宣告在人类眼前早已闪现曙光的二十世纪，节烈之类“无益于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文末，沉痛地呼吁：“我们哀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当时北洋政府和社会上复古主义者提倡节烈的反动潮流予以迎头痛击。辛亥革命后军阀政府为了压制民主反对改革，命令学校读经，支持社会上顽固分子的一切复古运动，提倡节烈即其内容之一，在政府颁布的褒扬条例中，就有“表彰节烈”的条款，此时以至“五四”前后的报章上还时有高唱“世风日下”颂扬节烈的诗文纪事。因此，揭露“节烈”这种封建道德的反人道残酷本质是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务之一，《我之节烈观》矛头所向，不仅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内涵丰富，所论不限于“节烈”一端，延伸及于男女权利问题、家庭问题。表达了“五四”的前驱者渴望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男女平权的家庭，以代替数千年来妇女受尽苦难的旧式家族制度。与此相呼应的是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向旧式家族的包办婚姻发出叛逆的声音，拒绝无爱的婚姻。文中引述一位不相识青年所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短诗，一开头就说“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儿的住在一块儿罢！”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虽则万分可怕，但这声音究竟醒而且真。我们在这里仿佛感受到了鲁迅本人感情伤口的巨大创痛，感受到了觉醒者的深沉的苦闷。

此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鲁迅向旧式的封建家族制度提出的又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其要旨在革除长者本位观念，代之以幼者本位思想。他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我作这一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我历来认为神圣不可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鲁迅指出，“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与这道理全相反。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权威，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和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鲁迅倡导一种离绝了交换关系和利害关系的爱，认为长者对幼者应尽义务，并非占有，长者对幼者的爱是天性，并非施恩，不求回报。因而觉醒的父母对于子女，“应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在别的文章中也表述过类似的思想，说“中国的孩子，只管生，不管教”，怎样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要“人”之父。（随感录二十五）而“父范学堂”正在于告诉人们怎样做一个现代的父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历史上和学理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论证，倡导一种新型的现代的父子关系，正可以作为“父范学堂”的基本教材。正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大声疾呼要从我们开始，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一句至今具有震憾力的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要而言之，发表于“五四”高潮中《新青年》上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两篇论文，从妇女地位、婚姻制度、父子关系、伦理道德诸多方面对中国封建的家族制度给以猛烈抨击。首次在历史上以现代观念对古老的家族制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对两性和两代人伦关系作出了有系统的建设性的探讨，其深层意义在于使得家庭这一人伦之本从旧式宗法制度的基础转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细胞。这些论文以及杂感短评，应当是中国思想史进入现代的辉煌文献和重要标志。

七、俭朴的生活

鲁迅在绍兴会馆寓居了整整七年半的时间，自1912年5月13日到1919年11月21日，期间于1916年5月6日以前住在“藤花馆”，以后住在“补树书屋”。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总的说来是单调简朴甚至是相当清苦的。

会馆的房子并不坚实，且相当老旧了，《鲁迅日记》中有“大风撼屋，几不得睡”（1915年3月3日）“夜大雷雨，屋多漏”，“修缮屋顶”（1917年8月1日、11月7日）的记载；而且住客似乎流品驳杂，鲁迅在会馆内的一次搬动就是为了“避喧”，躲开那些不顾别人只管自己大声唱戏喧哗的人。会馆自然不备饭食，鲁迅单身一人，并无家眷，饭无定所，很不规律。

白天，鲁迅按时去教育部上班签到，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到教育部，要经过菜市口、宣武门整一条大街，相距约三里地。鲁迅上班经常步行，偶尔也坐“骡车”或人力车，“骡车”已很稀少，人力车则在《日记》和小说《一件小事》中有所记叙。当时他习惯于早上不吃饭，中晚两餐往往东一顿西一顿，曾在“海天春”、“益昌”包过饭，因“日恶”等原因而中止，以至有时以馒头饼干之类充饥，晚上则到会馆附近的“广和居”去吃廉价的豆面炸丸子，或到小店和街头摊挑买饭。《日记》中还有友人“贻肴一器，馒首廿”的记载，这一天正是旧历除夕（见1916年2月2日），可见即便到了旧历过年，鲁迅也只有朋友贻赠的一器菜肴和若干馒头而已。衣着方面更是俭朴，日常的生活必须品，则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上购买，因为每天上下班都要在市口经过，顺便绕进去就可买些日用零星物品，有时也可意外地在旧货摊上购得一些虽残破而颇有价值的书籍文物。

绍兴会馆时期鲁迅的经济来源是教育部的薪金。1912年来京之初，教育部职务未定，部员每月一律发生活费六十元，这年8月被任命为佥事和科长后，月薪为二百二十元。约从1913年起，教育部规定了薪俸等级，依此，薪俸为二百四十元。但此后军阀政府经常克扣薪金，不能如数发给，杂文《记发薪》中便写到教育部欠薪的情况。鲁迅每月的收入仅有一小部分用于自己极为简朴的生活，大宗的除去赡养家庭外，购买书籍碑帖拓片等费用不小，我们可以从鲁迅每年在日记后所附“书账”得到清晰具体的了解。自周作人及其一家来京，鲁迅为了买屋和负担大家庭的开支，更是屡屡举债，这主要是搬出绍兴会馆以后的事了。

由于长期的积郁多思和俭省而不规律的生活，加之夜间工作和抽廉价的劣质香烟，这一切都损害了鲁迅的健康，此时虽处壮年，却面容瘦峭，《日记》中屡有关于牙疼、胃病、感冒发烧和气管炎等疾病的记录，而且多是草草对待，买点普通成药应付了事，极少就医。鲁迅晚年严重的肺病，也许在此时已伏下了病根。

结   语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离开故乡，到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先是到南京、到日本求学，回国后在绍兴教书，辛亥革命后应邀到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脱离教育部后南下到厦门、广州的大学任教，最后在上海定居。鲁迅一生在多个城市寓居过，而以在北京的时间最长。在北京曾先后住过四个地方，除绍兴会馆外，还有八道湾11号（1919年11月至1923年8月）、砖塔胡同61号（1923年8月至1924年5月）和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即人称“老虎尾巴”的住所（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这后几处住所，短的不到一年，长的不过四年，都这不及在绍兴会馆居住的七年半时间长。因而，绍兴会馆是鲁迅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如果同鲁迅在其他城市的寓所相比，即以鲁迅晚年定居的上海而言，总共是六年，因而绍兴会馆又是鲁迅一生中寓居时间最长的地方。

综前所述，绍兴会馆时期的这一段历史生活，对鲁迅的一生，对他的思想发展和战斗业绩，关系至为重大。此期他身处历史文化古都的北京，又是军阀统治核心的北京，使他一方面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更加深入，另方面对社会现实弊病的洞察更为真切，奠下了鲁迅思想较同时人坚韧、彻底、成熟的坚实基础。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北京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文学革命的发祥地，鲁迅积蓄已久的心火，终于得到了喷发，创下了辉煌的战斗业绩。

绍兴会馆，对于鲁迅思想和战斗的一生，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绍兴会馆，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也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2003年春

附记：本文应黄宗汉先生之命，仓促编写而成。其中有关鲁迅著作、日记、书信等，均经查核，有关旧教育部的文件、刊物等，不及查找原件，请读者鉴谅。

吕啓祥  于

2003.4.25北京抗击“非典”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