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母校恩师、红学前辈冯其庸先生

推荐赵建忠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3日发布

(按：天津师大学赵建忠教授《缅怀母校恩师、红学前辈冯其庸先生》一文刊载在《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146-152页。感谢责任编辑惠寄PDF版并授权在我的博客上发布。在2017年4月1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5月13日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赵建忠教授均有发言。经赵建忠同意6月13日发布了他同题文字稿，内容与学刊发布的略有区别。所附照片是在两次追思会上拍摄的。)

冯其庸先生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以９３岁高龄辞世，这位当代红学巨匠留下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专著早已享誉红学界，冯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卓有建树，晚年他对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更是情有独钟，有考证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和论著，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显然，“红学家”的称号不足以概括这位大学者的总体成就。冯其庸先生的辞世，是红学界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作为红学晚辈和曾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读的学生，特别难以忘记的是他对本人的奖掖关怀、对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究者以及天津市红楼梦学会活动的关心支持。

１９８９年我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红学研究生后，有机会多次聆听冯先生的红学及中华文化方面的讲座，作为院领导兼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的他，冯先生百忙中仍很重视我们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记得刚入学不久就让我们旁听了《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那次座谈会上我们听到不少当代著名红学家的发言，受益很深。会后不久，我们还获赠了《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年来的全部刊物以及刚刚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读研期间，我也曾有幸去冯先生红庙家中单独聆听教诲，了解到他在红学方面用力最勤的两件事：一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冯先生和我谈起过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起因。那还是１９７５年，他和李希凡先生受命带领一批红学家校注《红楼梦》。考虑到他要为校注本写序言，就势必涉及曹雪芹家世问题。为了考证曹家祖籍，冯先生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诗文集等，当时他之所以要重视曹家的史实，就是为了那篇序言要写得可靠、真实、有依据。在具体校注《红楼梦》时，冯先生认为重要的是要选择好底本，根据校勘学的通则，先要有一个底本作为依据，然后再采纳各个不同的本子参考。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冯先生认为，现存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的其它抄本都无法与“庚辰本”相比。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这时距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所以“庚辰本”又可以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这在版本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所以才以庚辰本为底本。冯先生在文革中曾手抄过“庚辰本”，对这个本子的文字也比较熟悉，１９７８年他出版的《论庚辰本》，是红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除了读书架上的书外，冯先生认为还必须走出书斋，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他告诉我，曾十次去新疆，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三次上帕米尔高原：一次上４９００米的红其拉甫，二次上４７００米的明铁盖达坂，发现并确证１３００多年前唐代玄奘取经东归的古道并为之立碑记，学术论文《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山口古道考实》，就是他通过实地考察后完成的。８３岁那年冯先生还深入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在沙漠考察１７天，宿营罗布泊、楼兰、龙城等地７天。行万里路的实地考察与读万卷书的书斋生活相结合，是冯先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又如他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就是运用书面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例证。冯先生曾两次调查垓下，一次调查阴陵、东城，直到乌江，在此基础上，发表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每次见面时他和我谈到这些旅游经历带来的学术收获，都兴奋不已。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完成了《红楼梦续书研究》为选题的学术论文，留给冯先生做纪念，想不到他在百忙中不但认真逐字看过，还给我导师吕启祥先生打过电话，对该篇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文献扎实，结论站得住，冯先生郑重推荐给《红楼梦学刊》长文发表，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为我后来从事的红学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毕业时，冯先生还从当时的院领导、中国红楼梦学会负责人的角度为我就业问题写了推荐信。１９９８年，我所服务的天津师范大学承办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他不仅莅会并且为大会题词，还即席讲话充分肯定当代中青年红学会议的意义，希望红学新人早日脱颖而出。会议中的代表如今有不少已经成为卓有成就的红学专家。那次会议上，冯先生在开幕词中针对《红楼梦》作者是所谓“墨香”的新说，提出了中青年红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什么学风的问题。冯先生指出：任何一种“新说”的提出，都应该有客观文献证据而不应仅凭主观臆测，更不能靠曲解文献甚至编造假材料去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他认为曹雪芹的“著作权”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现存的很多文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比如永忠的《延芬室集》里提到“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又是条硬证；特别是甲戌本脂砚斋还有批语“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说得就更清楚不过了；小说正文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就是曹雪芹的自我表明，因故事是从石头上抄下来的，所以这里只好说“批阅”、“增删”。以上这些材料，加上这段“自述”，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就不可能再有别议。那些欲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人若想立新说，永忠、明义、脂评等文字和上面这段文字就是最难逾越的障碍。当年胡适确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正是从文献出发，根据清代笔记、志书等史料，通过乾嘉学派式的严谨考证得出的结论。重温冯先生２０年前的讲话，可谓高瞻远瞩。在众声喧哗、学术多元的旗号下，据不完全统计，今天笔者所知的《红楼梦》作者居然涌现出６０多个。其实，出现“著作权”争鸣的现象，与清代裕瑞《枣窗闲笔》中的描述有关，“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可以说，正是裕瑞的这种看法，诱发了后来某些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思路。

冯先生鼓励中青年红学研究者通过学术争鸣去澄清一些困惑的问题。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提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当我问他主持的《红楼梦》新校注本第三版署名问题上与前不同，为什么由原来的“曹雪芹高鹗著”变成“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时，冯先生回答说，《红楼梦》是由程伟元、高鹗共同整理后出版的，有文献依据，这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印行的“程甲本”上他们二人的序言，后来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不相信序言，认定高鹗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这个结论影响了红学界数十年，我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注本初版也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当时就有学人质疑，其后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充分。今天我们看法有了些变化：首先我们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其次对程伟元、高鹗的研究进展很大，纠谬拓新；再者，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因而三版时改为曹著、程高整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新校注本同时也标明了系“无名氏续”，高鹗续书无任何证据，从时间上这也不合情理，我们这样改动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较原来更为客观稳妥。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冯其庸先生从教６０周年大会上，冯先生曾在小范围内讲过曹雪芹卒年这个争鸣话题。那次会议我获邀出席，但没机会插嘴追问，后来《文艺报》委托我在冯先生９０诞辰之际进行一次采访，我就冒昧问他，“您曾根据早年发现的一对书箱上的芳卿悼亡诗，判定曹雪芹卒于癸未年，而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后，您又据此判定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两者不可能同真，那么，您如何向红学研究者及广大读者解释这个问题？”冯先生首先表扬我问题提得好，然后微笑着回答“正如你所说，两个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我当年根据书箱得出的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结论，主要是对书箱上芳卿悼亡诗那句‘乩诼玄羊重剋伤’的误读，我原先认为‘未’是羊年，雪芹流年不利，所以到除夕死了。这个解释的漏洞是，为什么整整一个羊年并未对雪芹带来厄运，反倒进入猴年的初春，羊年瞬间即过的时候，却遭到厄运呢？我现在的认识，认为雪芹确实死于‘壬午除夕’，因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旧俗，立春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了，也就是已入羊年的节令了，按诗句也就是说，雪芹一碰到羊年，就遭厄运，就遭到了剋星而逝世了，这样解释，才符合当时的习俗，才是这句悼诗的本意。我今天判定曹雪芹卒于‘壬午年’，并不意味着对书箱文物价值的否定，当年古木器家具专家王世襄先生参与了鉴定，确认那对书箱系与曹雪芹相关的珍贵文物。现在对这句诗作出新的理解，是更加证实了这对书箱的可信性。２０１１年第３辑的《红楼梦学刊》刊载了我的《曹雪芹书箱补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较详细的说明，但毕竟是学术刊物，传播范围仍然有限，连你这样从事红学研究的人尚未释疑，何况一般读者？今天我正好借《文艺报》这个辐射面较广的媒体再具体说明”。冯先生的回答，体现出尊重史实、与时俱进的学者风度。

记得２００５年河南郑州举行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有感于红学界偏离文本、热衷于探寻作者远祖的现象，我发言中提出“不要把考证在红学中作用估计过高，王国维没有经过新红学洗礼，照样写出了彪炳红学史册的《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冯先生显然不以为然，当即插话“我认为考证在红学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王国维当年如看到后四十回续书的考证成果，《红楼梦评论》只会写得更好。”冯先生特别强调：没有曹雪芹，就没有《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有特殊重要意义。中国学人“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是具有普适作用的，这就是《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或者再扩大一些说“曹学”的“特殊意义”所在。提倡回归文本无可厚非，但不能片面化。一部作品连作者都没弄清楚，却去泛论什么创作主旨，那无异于沙上建塔对《红楼梦》研究而言更是难以深入。那次冯先生对我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会后他没因不同看法对我心存芥蒂，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成长。

冯先生对于红学的贡献，其实远不止个人的等身著述，他是这个时代红学的组织者、推动者。他对红学的寄望，简言之，就是希望“求真务实、风清气正”。

（本文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３００３８７）

1，2017-05-13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举行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发言

2，2017-04-10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