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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宅家里期间，一次碰巧看数学家丘成桐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陈省身先生告诉他，分辨一个数学家有没有能力，就看他起床第一件事想什么东西。
老文不由自主地把这句话往自己身上套：老文成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专家”了，因为老文近来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关注新冠疫情进展。老文潜意识里认为陈省身先生的分辨标准有普适性——把数学家替换成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一切家伙均成立。
虽说宅家里本身就在为战“疫”作贡献，但是，难道老文只满足于作这一份贡献？显然，宅家里丝毫不影响起床第一件事想什么东西。宅家里或隔离阻碍了做研究吗？
回顾往常，老肖即使躺在国外的一个海滩上，仍在遥控国内团队的研究进程；老汪经常坐在会场上，看似认真记录领导的滔滔江水，实则忙着修改学生的灌水论文；阿强不怕出差，他说坐在高铁上更方便写代码；传说阿珍下班回到家里，经常一手抱着娃娃，一手拿着文献，眼睛在娃娃和文献之间不时切换，潜心学问和科学育娃两不误……
从事科研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灵活性。只要你想做科研，随时随地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做，神仙都挡不住。
诚然，隔离一定程度困住了手脚，限制了必须动手跑腿的劳动；但同时，隔离彻底解放了脑袋，反而更有助于想你想想、要想、该想的事情。老文反思自己的科研，之所以成绩平平，除了无可奈何的天赋，根本症结在于做得太多、跑得太勤而唯独想得太少。
看《西游记》，孙悟空能敌十万天兵天将的非凡本领，源于他在深山老林一所简陋破烂小学校的几年与世隔绝。再看功夫小说或电视剧，武林高手的武功，非闭关不能达到突破的境界。
翻阅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老文猛然感觉，隔离之于科学家，犹如闭关之于武林高手。历史上，众多重大科学突破正是科学家在类似于闭关的隔离状态下实现的。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宅男”当属牛顿。牛顿1665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但很快由于瘟疫流行，剑桥大学被迫关闭，他回到了乌尔索普的老家，直到1667年剑桥大学重新开放，他才回校当老师。
据史料，在宅在老家的两年里，牛顿的科学创造能力爆发了，这应当是历史记录中最辉煌的一笔：他在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出奠基性工作。在数学领域，他发明了二项式定理以及微分和积分计算法。在光学领域，他发现了光的颜色分解即色散。他开始用重力理论统一天体力学，这最终导致了他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最严格的隔离应该莫过于监狱。老文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对抗无聊（boredom）的文章，其中讲到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如何渡过1918年因“和平宣言”而被关进监狱的四个半月。
罗素发现空荡荡的条件（bare conditions）非常有利于创造：“我发现监狱在很多方面是非常惬意的。我没有约会，无需作出艰难的决定，不用担心有人前来拜访，没有人打扰我的工作。我大量阅读，我写了本《数理哲学导论》，并开始为《心的分析》作准备。有一次，我正在阅读Strachey的《杰出的维多利亚人》时，我发出的笑声太大，引来狱卒前来阻止，说我必须记住监狱是惩罚人的场所。”
顺便插一句。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罗素，但罗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抗隔离可能引发的无聊的好法子：读书、写作或科研。“如果无聊是一种欲望被唤醒却没有得到满足的意识，那么通过回避我们很少能控制的处境，消除干扰，强化动机，降低期望，从适当的视角看问题（意识到我们真的非常幸运了）等，我们可以将无聊降到最低。”
有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自己酷爱隔离，但其研究却让别人很难隔离。最典型的要数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
索尼和古德曼在其所著《香农传》中说，香农“并不在意自己做出的贡献，对热门的科学潮流无动于衷，与各类事物、各种观点绝缘，甚至对他自己（尤其是他自己）也并不关心。他是一个可以关起门来长期闭口不言的人，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想法都是在斯巴达式的单身公寓和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产生的。”
“在香农之前，信息是一封电报、一张照片、一段话，乃至一首歌。而在香农之后，信息被完全抽象为比特（bit）。”正是信息比特化，让我们今天浏览网页、收发邮件、微信、QQ等成为可能，极大方便我们知晓和联络外部世界的同时，也令我们想要隔离时太难隔离。
爱因斯坦晚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年轻时对生活的需要和期望是能在一个角落安静地做我的研究，公众人士完全不会注意到我，可是现在却不能了。”爱因斯坦所说，道明了所有科学家的心声：不怕隔离，怕的是不能隔离、无法隔离。
大学老师深有体会：现在要找一个角落安静地做研究，远比爱因斯坦感叹的晚年时期难。科研工作的性质、科学家的经历和科学史告诉我们，宅家里战“疫”的同时，是安静地做研究的好时期。反过来说，安静地做研究，又是宅家里战“疫”的好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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