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卒中史记（2）地利

本文作者张和，美国加州Loma Linda大学教授，1983年重庆医科大学本科毕业，1987年重庆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神经外科博士。致力于脑血管疾病、脑外伤、高压氧医学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在Nature Reviews Neurology等发表论文300余篇，获得科研经费2000余万美元。目前任华人国际卒中联盟主席，担任Translational Stroke Research 主编和Neurological Research副主编。

中美欧卒中现状比较-地利篇

夏日炎炎，再赴六朝古都南京。金陵雄伟，城市豪迈，其实中国的大城市门面，随意拿出一个，都比欧美大城市强很多。承蒙中国卒中第一代大师刘新峰邀请，参加他主持的第11届脑血管高峰论坛，将再介绍蛛血研究的历史演义和静脉新王朝。刘新峰教授坚持连续办会11年，不容易，有毅力，对中国卒中尤其是脑血管介入的发展有杰出贡献。在凌峰、吴中学和李铁林开创了中国神经介入治疗技术之后，他敢于办杂志，与国外同行联手，把中国推向世界也把世界带入中国。我随会议人员入住南京国际会议酒店钟山楼，该酒店是虎踞龙盘之地。

几天来，辗转于西安、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与国内同行交流，感触良多。我认为，与美国的同行相比，国内卒中研究人员有八大优势。理念上，在基理探讨上与美国平行而超过其他国家；仪器设备上，大型装备远超多数美国实验室；动物模型上，大小动物结合，老鼠在前，猴子在后，完胜美国多数实验室；实验技术上，采用许多最新的研究技术方法，远超其他国家和大多数美国实验室；临床与基础结合上，多数人是又做临床又做基础，完胜多数美国实验室以哲学博士为主；人才上，有很多领军人物，也有大批青年学生在实验一线工作；交流方式上，国内文山会海，每周相聚，交换理念和经验（负面暂不讨论）；国家支持力度上，先进于其他发达国家，NSFC和其他部委机关多方面多层次资助，而美国则几乎只有NIH和AHA(小课题)。

既然中国学术上有那么多的优势和条件，但为什么中国卒中地位仍然处于劣势，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被西方主导？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基础差。中国许多学术领域包括卒中的起步晚，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积累，真正的卒中研究始于2000年后，记得第一次天坛卒中会议时，国内几乎没有象样的研究。短短15年，中国卒中的研究水平在第一代大师们努力下已经与日本齐肩，15年赶上日本50年，创造了卒中世界历史记录。因此我们应该自豪而不是自卑。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研究泛，金砂共耀。这与起步晚有关，大家一起开始走，低级文章泛滥，好文章杂于其中，随时间应该会自动纠正，或象其他国家一样高低搭配。从这点来看中国现行政策鼓励高分文章有正面意义。

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难改正的是，亚洲人崇洋自轻的文化传统。过度自谦，过度崇拜西方人士，包括西方的小人物，甚至科研水平低下的民族。似乎非我族类，必优于我。中国人的谦虚往往被误解为知识和能力有限。日本和韩国在这一方面与中国相同，但中国人又崇日韩，在自尊方面成了东亚老三。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大中华卒中水平（包括海外）早就超过日韩，在美国我们培训日韩卒中硏究的下一代。因此我们应当自尊自重，不需要过度自兼。

另外北美和欧洲在现阶段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强大目前中国尚无法比拟。下面例出北美和西欧部分卒中大师级人物，可见他们的实力之大。如美国第三代大师们有Ralph Sacco, James Grotta,Donna Ferriero, Tom Kent, Jeffrey Saver, Kyra Becker, Patricia Hurn, KarenFurie, Lewis Morgenstern, Marilyn Cipolla, Keith Pennypacker, David Hess, SusanFagan, Steve Cramer, Lawrence Wechsler, Sean Savitz, Magdy Selim, ColinDerdeyn, Frank Faraci, David Liebeskind, Patric Lyden, Louise McCullough, FrankSharp, Larry Goldstein, William Powers, Gary Rosenberg, Mark Fisher, RonaGiffard, Steve Greenberg, Gregory Albers, 日裔Mimi Yenari, 巴拿马裔Miguel Perez-Pinzon, 意大利裔的Costantino Iadecola, 英裔Greg del Zoppo和Richard Keep, 叙利亚的Nabil Alkayed, 波兰的Jarek Aronowski, 韩裔Sunghee Cho和Jin-Moo Lee, 印度裔Rajiv Ratan和Raghu Vemuganti, 土耳其的Cenk Ayata, 菲律宾的Cesar Borlongan, 和加拿大的Robert Loch Macdonald和Michael Tymianski和Mayank Goyal和Ashfag Shuaib等。总的来说，美国是各种肤色百花齐放，外国人在基础研究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在美国的华裔卒中大师们。

欧洲第三代卒中大师们有Bo Norrving, David Mendelow, WernerHacke, Matthias Endres, Ulrich Dirnagl, Martin Lauritzen, Kenneth Lees, PeterVajkoczy, Emanuela Keller, Anna Planas, Joan Montaner, Christoph Kleindchnitz,Gitte Knudsen, Malcolm Macleod, Nikolaus Plesnila, Jens Drier, Wolf Schabitz,Roland Veltkamp, Klas Blomgren, Turgay Dalkara, Rick Dijkhuizen, Lorenz Hirt,Henrik Hagberg等。现在在德国东部Magdeburg和意大利罗马有两个小型卒中会，主要由第三代主持。日本则由Koji Abe带领包括Hiroshi Ito, Iwao Kanno,Takaaki Kirino, Kazuto Masamoto, Hiroki Ohkuma等但人数比过去略有下降。

总之，当我们入门开始研究卒中时，西方是我们取经之地。我们从西方学会科研。因为人数众多，低水平重复是必然，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虽然现在中国学者拥有八大优势，但国内大多数学者只是崭露头角，有待进一步突显和被广泛接受，成为卒中上层成员并与国际高层力量直接对话。我们开始阶段面对的是西方布好的全球战略格局，暂时接受西方的主导也是必然。但经过15年努力，我们已经达到国际上层水平，现在应该考虑置身于局外，与西方平等下棋，共同布局，分庭抗礼。

下一步如何布局，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前几天，海外华人卒中和其他神经科研精英组成的FACTs现任主席陈俊教授提出，在中国举办办ISCBFM夏令营，就是个很好的倡议。把各国有发展前途的卒中青年成员带到中国来与中国学员共同学习，邀请部分中国专家来讲学，让国际学者看到中华卒中的实力，习惯于跟中国导师交流和学习。再次把Brain会议带进中国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卒中事业的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次在上海举行的Brain会议，很多中国基础研究卒中人士尤其是第二代没有出席，这是缺乏远见的表现。一方面苦恼文章发不出去，一方面又不愿意与审你文章的人同堂交流，加深印象。中国现在宣扬高分文章只是做对了一个方面，与国际同行直接交流其实更重要，因为现在文章太多了，大家都没有时间和兴趣全部都看了，中国人的名字也很难被记住。做为下一代的卒中大师，不让国外同行了解你肯定是错误的。做科研的临床医生不应该只满足与临床医生交流，还要与做基础科研的人员交流。另外还有几个小会，包括ICH、SAH和Brain Edema等，中国学者都应该积极参与。

这次参观了几个脑研究所包括上海复旦大学、广州暨南大学、武汉同济大学及上次看的苏州大学，条件都很好，人才济济，但是主要在抓高分文章，以分定终身。我们需要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平台为做基础卒中研究的人员，包括纯基础的和临床医生但做基础研究的，相互交流。最好的是中国第二代卒中成员、海外第二代卒中成员很国际第一二代卒中成员等三方面人员都参加。这个平台可以把海内外卒中华人未来的领袖们联合起来，互相认识，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评判，然后与狼共舞。如果我们能每年活动坚持10年，中华卒中的第二代将登上世界顶峰，与北美，西欧形成三国演义的世界新格局。总之，我们要主办世界卒中的高层论坛（如盘古会议），把世界卒中高层带入中国但是平等的与我们研讨而不是做为什么专家，同时把中华卒中人士推上讲台。我们来布局，由我们来主导新的卒中世界格局。新成立的中国卒中协会应该考虑做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