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大最近又陷入了舆论漩涡。先是因为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被媒体说成了“朱清时的人质”；后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南方科大创校核心成员“出走”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公开质疑“朱清时式教改”。

    其实，有歧见，拿出来讨论是好现象。有意思的是，舆论近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早先南方科大擎起“去行政化”大旗时，舆论一片掌声；随着其开张，质疑之声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时评家“告诫”朱清时：“南方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要看到，舆论有时是盲从的，你越跟体制合不来，它越叫好，但对南方科大来说，最值得珍视的应当是这些不同声音。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志愿者”李晓原、李泽湘和励建书教授，是因为办学理念的不同和朱清时分手了，可贵的是，他们是谦谦君子，能把分手原因和自己的看法坦诚公开，我想不是图嘴上痛快，是真正为了南方科大能有好的未来。

    南方科大一开始就以“去行政化”的“革命者”形象示人。但三位教授认为：“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这句话我想朱校长不必介怀。南方科大本质上讲是个公立大学，让一个公立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学校说了能算的，要看人家深圳市想怎么玩儿，如果深圳只跟你要结果，要一所响当当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告诉你，你缺什么可以要，至于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这事就好办多了。

    别看这个想法很简单，要实现起来很不容易。政府得从掌柜变成丫鬟，得从命令你变成服侍你，这“变”起来相当困难，不仅要有诚意，还要有胸襟，更要有胸怀未来的眼光。前一阵子深圳市公选正局级的南科大副校长，就说明深圳放手放得还不够彻底。

    要不要行政和要不要行政化是两个概念，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世界公认的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他们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中国的大学里也同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他们只强调一个功能：管束——管束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在一所大学里，行政力量是用来服务的时候，学术、学生和教员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决定着一切学术事务；反过来，行政力量是用来管束的时候，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人，学术则沦为权力的奴婢。这是中国大学和国际一流的差别，也是要行政还是要行政化的不同后果。

南方科大已然擎起“去行政化”的大旗，我以为，口号不妨喊着，等它真把这道“伪命题”求真了，南科大也算成功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