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杨振宁先生在一次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中说：“……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这段话也说明了当前智能（包括AI）研究的窘境：既试图把“天人合一”，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当前人工智能及智能科学的研究缺陷与这两点有关：（1）把数学等同于逻辑；（2）把符号与对象的指涉混淆。所以，人机融合深度态势感知的难点和瓶颈在于：（1）（符号）表征的非符号性（可变性）；（2）（逻辑）推理的非逻辑性（非真实性）（3）（客观）决策的非客观性（主观性）。
如何实现人的算计（经验）与机的计算（模型）融合后的计算计系统呢？
太极八卦图就是一个典型的计算计（计算+算计）系统，有算有计，有性有量，有显有隐，计算交融，情理相依。其中的“与或非”逻辑既有人经验的也有物（机）数据的，即人价值性的“与或非”+机事实性的“与或非”，人机融合智能及深度态势感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开与、或、非门的狭隘，比如大与、小与，大或、小或，大非、小非……大是（being）、大应（should）、小是（being）、小应（should）。经验性概率与事实性概率不同，它是一种价值性概率，可以穿透非家族相似性的壁垒，用其它领域的成败得失结果影响当前领域的态势感知SA，比如同情、共感、同理心、信任等。
人机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有向闭环也有无向开环，或者有向开环也有无向闭环，自主系统大多是一种有向闭环行为。
古人云：“利者，义之和也。”就是说，有了道义才会有利益。今人或曰：“智者，义之和也。”就是说，有了道义才会有智能。人类的智能（或者说智慧）是充满矛盾和辩证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一个敌人可以是真老虎，同时也可以是纸老虎，可以是1，也可以是0。这与数学的前提——非二义性要求相差甚远。
一般而言，数学解决的是等价与相容（包涵）问题，然而这个世界的等价与相容（包涵）又是非常复杂，客观事实上的等价与主观价值上的等价常常不是一回事，客观事实上的相容（包涵）与主观价值上的相容（包涵）往往也不是一回事，于是世界应该是由事实与价值共同组成的，也即除了数学部分之外，还有非数之学部分构成，科学技术是建立在数学逻辑（公理逻辑）与实验验证基础上的相对理性部分，人文艺术、哲学宗教则是基于非数之学逻辑与想象揣测之上的相对感性部分，二者的结合使人类在自然界中得以不息的存在着。某种意义上，数学就是解决哲学上“being”（是、存在）的学问（如1/2，2/4，4/8……等价、包涵问题），但她远远没有、甚至也不可能解决“should”（应、义）的问题。例如，当自然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中寻求永恒不变的本原时，巴门尼德却发现、没有哪种自然事物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变的只能是“存在"。在一个判断中（“S是P”），主词与宾词都是变动不居的，不变的惟有这个“是”（being）。换言之，一切事物都“是”、都"存在”，不过其中的事物总有一天将“不是”、“不存在”，然而“是”或“存在”却不会因为事物的生灭变化而发生变化，它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是”或“存在”就是使事物“是”或“存在”的根据，因而与探寻时间上在先的本原的宇宙论不同，巴门尼德所追问的主要是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它虽然还不就是但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本质”。这个“是”的一部分也许就是数学。
人机环境系统融合的计算计系统也许就是解决休谟之问的一个秘密通道，即通过人的算计结合机的计算实现了从“事实”向“价值”的“质的飞跃”。不完备信息环境下，每个人猜/试/证过程中的“补偿”之角度、大小不同，于是人与人、人与机之间的差距就出现了。
人机混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试图把反映自然规律的“天”（机器）与反映人世间规律的“人”（人类）“合一”处理，把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融合交织在一起，把“天时地利”的客观形成“机辅”与“人和”的主观遥相呼应，进而形成计算与算计有机整合的“计算计”机制机理，既可防止又可使用认知偏差，既理解随机又尊重因果（如从众与损失厌恶），既积极数据挖掘又辩证心理激励，既自由意志又实践实在，既能自圆其说又能实验验证，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既通俗易懂又形而上之……
智能不像开车的地图那样，有明确路径到达，而是向航海那样，尽管有海图，但是风向，水流都是会变化的。要把智能的过程当做一个航行（sailing journey）而不是开车旅行（driving journey）。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但不要局限在一张不变的地图上。
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头脑中能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却能并行不悖。”，无独有偶，被西方哲学界认为近两百年来影响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排名第一的路德维奇·维特根斯坦认为：“总有一天出现包含有矛盾的数学演算研究，人们将会真正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从协调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非存在的有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非存在，在时间上特指过去和未来，在空间上特指虚、假；有，在时间上特指现在，在空间上特指实、真。所以，非存在的有在时间上关联过去、现在和未来及其混合，在空间上涉及虚实、真假及其组合。
非存在的有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两个过程，计算常常是有中生有（有解）和有中生无（无解），而算计则是无中生有（化计算的无解为有解）。
计算-算计与非存在的有类似，计算可以带你从A到B，算计可以带你到无穷，算计一直有方向和目的性，可以处理非数、无形问题。计算（人工智能）是鱼，算计（智能）是渔。通过计算计可以实现共在的渔-鱼。
什么是算计？比如够级里的察颜阅色和态势感知。而不是你坐在电脑前编写“Hello world！”。算计起源于东方的庙算，是未来仍待发掘的东方传统瑰宝，西方计算体系较少算计（尤其涉及跨域的整体、辩证、阴阳、配伍等）。计算机，可以处理数学逻辑的计算，算计机，可以把握有方向和目的的超逻辑筹划，用于实现传统上不可能计算的可能结果。计算计中的“是非中”，“是”中有“非”的概率，“非”中有“是”的概率，0中有1的概率，1中有0的概率，有些模糊数学+非范畴论的味道。如“与”中有“或”的概率，“或”中有“与”的概率，逻辑中有前/后/非逻辑的概率，直觉中有前/后/非直觉的概率。
不恰当地套用数学形式来说，P代表“确定性多项式时间”，也就是可以在输入长度的多项式限定时间之内解决的一类问题。NP则代表“非确定性多项式时间”。在实际的算法开发中，我们最好可以换个角度看待P和NP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前者视为可有效计算，而将后者视为可有效算计的问题。在P和NP的早期，我们将NP完全性视作障碍。这些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计算-算计机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发现可以通过启发式算计与暴力计算的组合，在很多N-NP问题上取得很好的进展。
人在回路，心却不在回路，或机不在回路、或环境不在回路。一个范畴，包括物理、数理，也包括心、理。诸多方法论上的范畴（概念）及其对立面不可或缺： 重复与差异、机械与有机、探索与创造、循环与线性、持续与中断、量化与质化…… ，是什么让可度量的东西和不可度量的东西成为一体呢？势能否用态表征？若能，该如何表征？若不能，则如何表征？知能否用感表征？若能，该如何表征？若不能，则如何表征？
1947年，图灵总结出这一令人费解的论点的本质和弱点，他说：“那么换句话说，即便是一台绝对可靠的机器，它也不可能具备智能。”我们不必建造绝对可靠的机器，而是要开发能够从错误中学习的、不可靠的机器。“哥德尔等定理的论点本质上是基于机器不能犯错的条件，”他解释说，“但是，这不是对智能的要求。”
道，可视为一种非存在的有，既包含态和势，也包含着感和知，同时在事实与价值、计算与算计之间搭建起了一座人物（机）环境系统构成的桥梁。
在非存在的有中，力的作用不是相互的，大小也不是相等的，更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智能的逻辑本质将不再是数据、算法、算力，而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弥聚使用和矛盾协调它们。这个新逻辑就是要打破原有单纯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逻辑体系，适时适处加入以价值为基础的感性逻辑，形成感性逻辑与理性逻辑共同起作用的人机环境系统。
在非存在的有中“计算-算计”（计算计）、情境意识、态势感知就像一颗大树，上面是显性的枝叶茂盛，下面是隐性的盘根错节。在显性的计算里，理性的逻辑一般要求自洽一致，不能变化，而在隐性的算计中，感性的力量却可以揉面式把理性逻辑变得柔软起来，甚至可以无厘头地自相矛盾，但仍虚实弥聚有度，盾矛相济有序，矛中有盾，盾中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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