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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分析所属现代词，指的是针对符号性资料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意义的方式。
中文名
符号分析
属 性
现代词
对 象
针对符号性资料
对 应
分析、并从中发现
目录
概念
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理论内容
如今，读者对于“符号学”这个名词，可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要说对其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也许还未到此程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符号学译丛”，集中地介绍了法国符号学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和于符号学分析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原始参照。
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二十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评语)。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六十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
二法语中，有两个术语sémiologie和与sémiotique与汉语中的“符号学”一词对应。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sémiologie早于sémiotique。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使用sémiotique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se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格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sémiologie所确定的定义(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 gie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sémiotique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sémiologie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sémiologie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年来的sémiolog ie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深入的了解。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会对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有所促进。丛书中的书目，都是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时期有影响的著述，包括在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名下进行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者居多)，并且主要是格雷玛斯、克里斯特娃、托多罗夫的著述，而托多罗夫(Zve tan TODOROV)先生本人又同意做丛书的名誉主编，就更增加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
评价影响应用
理论评价和影响及其具体应用
1、符号学与文化研究
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意义与理解意义)的必须而且独一无二的工具，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反过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因此，符号学即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方法论，符号学必然以文化研究为最主要目标。
但是，有两个特殊原因，使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小于一般符号学。首先，人类使用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是个超大体系，符号语言学早就形成独立学科，[1]文化语言学也在形成，[2]因此，文化符号学转而更关注非语言符号；第二，因为叙述是符号学最典型的研究对象，叙述学已经发展成独立学科，文化符号学才更关注非叙述文本。
因此，文化符号学，特别关注非语言，非叙述的文化现象。这只是一个分工问题，一个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应当涵盖语言学与叙述学。
符号学是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发展的结晶，符号学实际上是形式论的成熟形态。而形式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文化批评的四个基本理论支柱。近半个世纪，文化批评发展迅速，流派迭出，都是以上四个支柱理论的结合，应用与发展。弄清楚这四个支柱理论本身，才能从根子上弄懂现代批评理论的各种变体，及其最新发展，不至于跟着“新潮流”疲于奔命，也不至于地拾捡一些新术语浅尝辄止。
国内学界，在这四个支柱理论上用力并不平衡，对形式论-符号学下的功夫可能最为不足。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最扎实的贡献，此书主要在评述符号学诸家的学说；胡壮麟，王铭玉等人发展了语言符号学，使之成为中国符号学的最大支脉；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一种总结，自成一家；赵宪章对现代形式美学作了相当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国内尚有不少学者集中精力于符号学的单科应用，例如叶舒宪等人在符号人类学上卓有所成。合起来看，国内学界的符号学研究，已作出不少成绩，但是留下的空白更多，尤其是缺少理论上开发的努力。
这原因倒不完全是国内学界的责任：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遇到比其他三个支柱理论更多的困难。符号学目的是为当代人文-社科各种课题的研究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这个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部分：当今在各种文化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但是至今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表现在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完整而合用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许多文化符号学著作只是罗列各种应用范围(例如传媒符号学，时尚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影视符号学等等)，用同一个理论，涵盖文化研究中任何可能的应用领域，至今尚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
2、符号学的几种模式
符号学在今日，依然受困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语言学为符号学提供了基本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实为符号语言学。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大家手中迅速成熟，符号学在六十年代起步发展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语言学模式。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论意义》等)都构筑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符号学。例如巴尔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方阵，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立，都难免落入结构性共时封闭格局。
符号学的另一种模式，是皮尔士于二十世纪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有“根据性”，这就形成了符号的基本分类，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士也模式提出了所指的复杂构成，解释项成为进一步表意的起点，形成无限衍义。由此，符号学突破了语言学模式的封闭系统。西比奥克，艾科等人从皮尔斯理论出发，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士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也是当代符号学的转捩点。有论者甚至认为索绪尔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has been only minor)，[3]“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但是并非故作惊人语。对于有志于符号学的学子，应当说是一个适时的提醒。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建立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即以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这一派坚持巴赫金开创的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长年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提出许多精辟之论。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理论主要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
这三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各有阻碍符号学进一步发展的弱点。语言学模式由于过于依靠系统的同型性，很难摆脱有机论；逻辑-修辞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但是也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三论”的热衷，容易使符号学落入准科学，而失去人文学科的敏感与灵活。
3、符号学与其他学说的结合
从上世纪后二十年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能提出更合适的模式，而当代文化的迅速转型，却对符号学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符号学近年在另外两个方向迅速向前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
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形式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霍基等人的社会符号学，博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都是这种结合显著的成绩。他们的论辩展开的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的意指看成编织社会话语权力网，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的结合，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所用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能指链”着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在克里斯苔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结合的桥梁，在性别研究中，如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相当部分重叠：梅洛-庞迪最早结合符号学与存在主义，格雷马斯，库尔泰等人发展主体符号学理论，塔拉斯提最近的著作发展了存在符号学，[4]德里达从符号角度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喀勒与艾科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而希尼与利科等人发展出系统的现象符号学。这是符号学近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这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已经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可以说，自从后结构主义兴起开始，几乎所有新起的学说，都是于符号学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学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4、符号学的“民族化”方向
符号学与非欧美民族哲学传统的结合，也有相当程度的展开。中国学者在整理中国哲学中的符号学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如黄亚平，申小龙，孟华等人的汉字符号学，李先焜等人对先秦名学的总结等。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阐释学。[5]这个说法显然不全面，美学，诗学，非语言传播研究，认识论，甚至生理学，都为二十世纪符号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6]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因此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学问，不问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参与到符号学中来。如果至今没有能够充分融入，那么符号学的发展就应当下功夫吸收这些理论。目前，符号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名学，禅宗美学，唯识宗因明学的成果，不仅是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而是为了推进一般符号学。
应当坦诚地说明：单靠东方现代之前思想史的理论成果，不太可能为符号学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体系，正如西方二十世纪之前关于符号的讨论，例如欧洲中世纪发达的修辞学，都无法转换成现代符号学。它们只可能有借鉴意义，不可能从西方古代各种有关意义的文献中构筑一种符号学理论体系。这是一种“虚构的谱系学”，或“黄金时代传说”(Golden Legend)。[7]同样，要构筑一个独立的“东方符号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现代符号学是在现代性充分成熟后，在对意义问题的刨根问底的寻求成为气候时，从多个源头(索绪尔，皮尔士，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等)同时产生的。这种条件在二十世纪之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不存在。企图靠十九世纪末之前的“纯中国”学术资源建立一个中国符号学，如靠十九世纪末之前的“纯西方”学术资源建立一个西方符号学，一样是历史的不可能。符号学不可能靠回到任何一种过去来向前推进。
自八十年代以来，符号学本身的主要推进方向，却在“门类符号学”，即各种课题的应用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都涉及意义活动，因此都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例如，在实用符号学方面，出现了广告符号学，商品符号学，商标符号学，时尚符号学，明星符号学，旅游符号学，游戏符号学，体育符号学，竞技符号学，教育符号学，赛博空间符号学等；在社会符号学方面，出现了城市符号学，考古符号学，宗教符号学，亚文化符号学，民俗符号学，生态符号学等等；在艺术符号学方面，出现了电影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图像符号学，建筑符号学，设计符号学等等。以上单子还不包括超出一般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准科学”，如法律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甚至风水符号学，预测符号学，刑侦符号学等等。
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是近二十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确实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总方法论。其中某些著作本是“门类研究”(例如霍尔的大众传媒研究，纳泰兹的音乐符号学)却对符号学理论有所贡献；但是也有相当多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应用的理论局限于浅层次的概念套用学科实践上虽然有意义，却没有能发展理论。符号学理论要从门类符号学实践中得到丰富，还要两个方面有意识的努力。
从这个局面也可看出：现有的理论模式的实践意义有限。无论是语言学模式，逻辑-修辞学模式，信息论模式，在应用中都暴露出局限。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建立一门有理论深度，同时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真正可以作为人文社科“公分母”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近年来，东西方的符号学家都在为此而努力，更成熟的文化符号学已经在形成。
步骤
首先，选择影像资料。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和资料的可及性来选择研究的影像资料。
其次，厘定目录清单。
第三，理解资料的深层意义。资料的显性内容是明显的、表面的内容，即肉眼能够直接看到或者耳朵能够直接听到的词语、画面和图像等。研究者只要熟悉符号所指涉的语言与文字，及具备有对符号基本的了解与常识即可，不需要推断其隐含的意义。相反，资料的隐性内容是指符号或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它进一步要求研究者要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推断能力。
第四，确保资料分析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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