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的过程是自组织过程，对生存环境的依赖与变化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对环境的变化不敏感，外出的使命就是增加经济收入，城镇的文化对异乡来客几乎是空白绝缘的，进城民工依然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定势，没有延伸新的圈层，在异域依然保持先前的地缘关系结成的人脉结构。

   城镇化需要进城民众适应新的教育和管理模式，由于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没有条件完成。制度设置连空置都未能实现。稳定的制度把同一空间的生存群体做了结构性切分。无论从心理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这种切分都是凸显的。群体认同感成为阶层分化的隐性壁垒。这种情感层面的归属感缺失，是的牵挂回归成为无法言说的情绪，所谓淡淡的乡愁本质是空间安全感的弱化。

  环境对人性的塑形，最本质最直接的是制度关怀，如果缺乏人情关怀，任何空间的混合都无法融合情感，归属感不是你表面文章就可以被民众认可，需要内心真实的体验。年节回归，乡村聚集太多无法释怀的归属感倾诉。短暂的汇聚，需要通过宣泄方式释放被压抑的情感空白。喝酒赌博，熟人社会娱乐方式就成为倾诉情感的舞台。喝的不是酒是寂寞之后的情感宣泄，赌的不是钱，是认同感集聚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