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真是藏龙卧虎，刚有人高喊“中国若是取缔高等教育，道德会提升”，孔庆东先生又发微薄：“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作为个人观点的表达，只要不危及社会安全，不有伤风化，说什么都无伤大雅。骂人是宣泄情绪的方式之一，它并非某个群体的专利，任何人都有骂人的权利，包括大学教授，孔教授错不在骂人，而是骂人的方式。不同群体骂人的方式有所不同，普通老百姓骂人与大学教授骂人应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关于骂人的文章，他说： “无论是谁，只要是在中国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似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以国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是中国的“国骂”了。”教授骂一句：“他妈的”算不得多么丢人的事，生活中，教授满嘴脏话者并不稀罕，只是骂人是要分场合、对象的，否则可能真的丢了教授的体面。例如，教授若是跟一个街头流氓你来我往的对骂，看客们多半会嘲笑教授。

鲁迅先生算得上骂人的高手了，他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写了一篇烩灸人口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通篇没有一句脏话，然言语之尖刻可谓空前绝后，如今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如此高明的骂客了。

骂人要看对手，如果双方身份类似（如都是文人，或都是官员），彼此对骂可以看出各自骂人的水平与学识。假如身份不对等，如文人与街头流氓，两人对骂就不好看了，最终的结果恐怕是谁放得开谁占上风。街头流氓一般是无所顾忌的，而读书人多少总会顾及一点身份，流氓敢骂的脏话教授未必骂得出口，否则就与流氓无异了。所以读书人遇到流氓时最好甘拜下风，在流氓面前是逞不了口舌之快的，除非你也把自己当作流氓。

梁实秋对鲁迅有过一段评价，这段话看起来还是实事求是的：“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摘自网络）梁实秋的这番话或许对今天的国人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我不反对教授骂人，但教授骂人应该骂出教授的风范来。我也曾经跟人吵过架，而且还跟女士吵过，现在想起来有点脸红，觉得有点丢人。有一次我在快餐店买饭，我的前面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便与女孩子并排站着。那女孩子不高兴了，很不客气地说：“排队去，”我问：“队在哪？”那女孩还是那句话：“我叫你排队。”我也不客气：“你让我到哪里排队？”那女孩冲我瞪着眼又道：“总有先来后到吧？”我很奇怪：“我没跟你抢啊？不是你在先买吗？”那女子更火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是我第二次听到女士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忽然想起一个高人告诉我的绝招，于是揶揄道：“你想不想试试？”那女孩立马没电了，电话招来了她的男友。跟男友嘀嘀咕咕了半天，那小男孩走到我面前问道：“怎么回事？”我看他还不算无礼，便将前因后果告诉于他，那男孩说：“这地盘都是我的，你还是小心点，当心连门都出不了。”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觉得跟这两个小屁孩实在没什么好较真的，便道：“佩服，甘拜下风，吃饭吧。”

这个社会该骂的人和事不少，但教授骂人还是别带脏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