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荣
汉武帝与太初改历-3
2021-4-1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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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太初改历”,其中《汉书》更详细一些,它还记载了汉昭帝时期守旧太史官对“太初历”攻击,及最终通过观测比对将该历法确立的经过,这个应该是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太初改历”正在发生,而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不过在这两本书中,有两点非常明显的差异:

其一是汉朝所尊奉的“德行”。我们国家在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起 “五行”理论,到了战国时期,邹衍将其推广到朝代的更替,就是“五德说”。邹衍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五德相克”,夏商周分别占了木金火三德,秦采用该学说,所以自认占“水德”。刘邦不承认秦的正统性,所以认为汉才是“水德”。后来不断有人上书,说“搞错了”,并且根据《史记》记载,“其后黄龙见成纪”,“祥瑞”也指向“土德”,所以到了“太初改历”时,汉朝改为了“土德”。这是《史记》的观点。到了王莽篡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修改了“五德说”,王朝更替由五行相克改为五行相生,而刘秀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不承认秦朝、王莽政权的正统性前提下,因为周朝成了“木德”,所以汉朝成为“火德”。《汉书》上有“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并且《汉书》把刘邦斩蛇起义说成“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也是一种附会(五色配五行时,火为赤)。

其二是关于历法的介绍和推算,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仅仅介绍了落下闳,而他的推算是将1年为365(1/4)日和197个闰月结合的四分法,而《汉书》中介绍,“太初历”的推算是由落下闳和邓平完成的,对“月”和“日”的关系采用81分法。这部分内容的孰是孰非,到现在还有争论。因为司马迁虽然成书较早,但他的改历的提议者和参与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班固对此不太了解,细节可能不清楚。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太初改历”是两步完成的,司马迁成书《史记》时,只经历到第一步,邓平是后来参与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司马迁的“太初改历”的失败者,于是他在《史记》偏要记录自己的历法。我觉得前者更可信一些。

“太初历”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实施,其中经历了西汉末刘歆的《三统历》改革,到东汉章帝时期(公元85年)改为“后汉四分历”。虽然它的使用时间只有近200年,但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二十四节气引入历法,确定现在的“正月”、“闰月”,引入了“浑仪”、进一步确立了“五德说”、……。“改历”本身也成为后世的一种规范,有“三百年斗历改宪”之谓,“改历”时,一般要建造精密天文观测仪器、进行长期测量、推算历法并进行验证等。另外,“太初改历”被司马迁这个亲历者和史学大家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世史籍的规范。“太初改历”以前的天文历法,基本都是记述不详,而“太初改历”虽然在《史记》和《汉书》上有记述不一致的地方,但内容是清楚而详尽的。司马迁的示范作用,使得此后的历法记述完备,使我们能够了解历法演化的种种细节,并由此推算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

我们国家古代阴阳结合的历法无疑是复杂的。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种复杂性不是由于天文观测不准造成的,比如我们国家广泛采用一年为365(1/4)日的时间起码比儒略历发布早100年,而四分历和197闰的规则,可以计算“朔望月”周期为29(444/940)日(19*365.25/(19*12+7)=29.5308),精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之所以需要不断进行“改历”,是因为在计时的时候,引入真正的“朔望月”,特别容易产生时间的余数,累积起来就会有偏差。而“阳历”只是借鉴了“月”的概念,“月”的周期与月亮的运行周期没有关系。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球上的日月星辰与人世间的体系对应,需要将大量的天体考虑进来,才能对应人世间的复杂性。所以历法中包含了对日、月、五大行星、及其它星宿的观察;其次,月相的变化是最容易、最方便的计日方法,非常便于民众使用,而“历法”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把困难和权威留给皇权,保持民众使用的便利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传统;第三,“五德说”和“三百年斗历改宪”思想中包含了皇权更替和“改历”的必然性,提供了修正“历法”累积误差的方法,使得误差不会太大;第四,这样的体系,对于农耕社会是够用的,西方计时的更高要求,很大程度是航海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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