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清华精神
2011-4-2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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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清华大学, 诺贝尔奖, 电视剧, 大清王朝, 大清帝国
可能因为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缘故，对“清华精神”的讨论经常比较留意。然而因为本科并非出身清华，这又让我能在探讨“清华精神”和其他清华校友引以为豪的成就时，经常多了一份反思。
的确，即将进行百年校庆的清华，有太多太多值得人骄傲的地方。最让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自然是清华出“官”。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在全国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清华的校友有四百人。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四大时7个常委清华的校友2个，十五大时7个常委清华的2个，十六大时9个常委清华的4个，目前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9名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包括胡锦涛、吴邦国和习近平在内的三名清华校友。
这也让我还是多年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大清帝国”的说法了，不过后来看了太多或真或假的大清王朝的电视剧，让我在反思之余也不愿意再用“大清帝国”这个称谓称呼母校。
在科技界，清华的成就自然也很大。作为中国大陆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清华拥有诺贝尔奖得主名誉教授18人，诺贝尔奖获得者1人，图灵奖获得者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3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4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8人，长江学者152人。截至2001年12月底，153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 以上数据均居全国高校之首。
作为清华文科的研究生，我自然对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充满兴趣。在我1996年入校读研的时候，清华文科只有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部分经济学都“屈膝”在这个学院中，且除中文系外没有本科生。而在很短的时间中，清华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已经纷纷成立学院和独立的研究中心，一大批学者蛮声学界，尽管其中不少人是被“挖”来的；由于几十年没有正常的文科教育，这些知名清华文科学者中，大部分也非毕业于清华。
探讨精神动力
清华的成就，特别是近30多年来的成就，被大多数人归咎于清华精神，而根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徐葆耕教授的总结，清华的三大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是耻不如人，这是因为清华是个“赔款学校”，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二是讲究科学。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清华前校长蒋南翔在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
三是重视实干。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
回顾我所亲历的清华文科成长，这几点解说都能用得上。1990年代中期，清华文科正在起步，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生们也经常会有“学不如人”的感觉，在教授们的话语之中，这些话自然也不少。说尽管说，埋头学问的老师们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历史系的主体是从教授“中国革命史”这门公共课的教师们转过来的，但是他们却在埋头史料，专注于搞清楚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期间，每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理性判断分析，当然也充斥着科学实证的精神。
而文科发展，也看到了重视实干的精神。比如，文科教授们经常会埋怨，不能得到学校像对理工学科那样的重视和投入，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学问功夫放在那里，还是验证了清华的“行胜于言”的精神。
社会因素的支撑
在徐葆耕教授的总结中，他讲道，由于清华的三大精神，这确实让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
三十年来，主导中国社会进展的主导思想，可以说一直是“不问白猫黑猫”的实用精神。而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直没有被过多的争论所困扰，或者说争论归争论，干事儿归干事儿。
这也就让工科教育出来的实干和执行力成为中国更加被欣赏的能力。这不光体现在清华毕业生身上，也体现在一大批优秀的工科院校毕业生上，包括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以现有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的学历而论，除了毕业于清华的三人外，其他6人中，温家宝总理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贾庆林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周永康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在此需要提问的是，中国每年各大学工科毕业生上百万，其他名校数量也不在少数，何以清华在很多方面一直独秀？
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清华的独特地位上。由于不仅在实际成就上，更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年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直并列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其毕业生在同等的情况下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清华的地位给了清华的毕业生脱颖而出的起始机会，当然是否能利用这种起始机会进一步发展，也与个人的努力和其他机遇有关。
而同时，清华的特殊地位也确实给了清华学生一种精英的意识，这往往是学者们评论“清华精神”的时候并不太关注的。很多人会说，清华学生大无畏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去祖国最需要的困难的地方，殊不知去困难的地方，恰恰是精英主义的情节之一，这与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精英阶层尽管不愁吃穿，但往往是军队中的主力成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十几年前，在我翻译和研究意大利精英理论思想家莫斯卡的《统治阶级》时，对此就有了理解。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这种精英意识所驱使。刚刚成为记者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历史文化城市反拆迁的“斗争”中，多次在拆迁现场被扣，被盘查，多次与其他学者手拉手阻挡推土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的后盾，恰恰是一批清华大学的建筑大师，这似乎有悖清华的服从和苦干的工科传统），完全不顾报社领导的警告。
在“斗争”无望后，借着偶然的机会，一头扎入到“科学新闻”这个让绝大多数记者同行望而却步的领域，以文科背景苦读自然科学文献，并在随后长期坚持记者的科学素质培训，那段时间，支配我的动力，可以说也是这种精英意识。
三年前创办新版《科学新闻》杂志时，放弃了很多，好像也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自我寻求苦难”的“怪癖”有关。而如此，在即将离开《科学新闻》时，挑起担子、承担巨大的压力来创办“科学媒介中心”这个促进社会各界就科学相关问题进行对话的NGO，好像也有点受苦欲作怪。
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一直体现了很强的顶层设计的特点。对于处于顶层的部级及以上领导人和特大型企业与组织的负责人，仅有工程师的实干精神和纪律显然不够。对于这些决策者而言，没有一种为国家民族的使命负责的挑头精神是不够的，而这，恰恰体现了清华人的精英意识。
当然，这种精英意识更适合在北京这样的中国政治中心得到滋润和发展，因为在这里精英们汲取的滋养，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
清华精神的再造
尽管清华大学的实干、和睦和严谨务实精神，在中国特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为这所百年老校赢得了诸多声誉，但很明显，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因为实干和和睦，并不能带来创新，特别是科学上的创新，而清华作为中国高校中的翘楚，如果不能在科学创新上培养出一批引领世界的大师级人才，其对国家民族的顶级贡献，恐怕将缺乏可持续性。
实际上，今日清华之所以成为声望卓著的高校，与其早期开创阶段的创新和独立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校训只剩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前面8个字了。
其实“实干和严谨”这样的清华精神，已经为清华能涌现出创新性的大师人才打下了基础。再有好的主意，如果不依照严谨的精神真刀真枪地长期努力下去，真正的创新也是不可能形成的。而清华所缺的，恰恰是需要在此基础上，着力培养独立和自由的思维习惯。
这一工作不是短期内所能形成的，但幸运的是，清华依据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在引进青年学者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不仅体现在对引进者的待遇和科研支持力度上，也体现在给予被引进者的宽容程度上。
而未来之清华，很显然并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来塑造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精英意识的维系
事实上，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也需要一种精英意识。在如今的科研界，要抗拒“从众”的诱惑，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清华人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精英意识，我不敢妄言。不过想到这个话题，我立刻就回想起10几年前，在我即将离开清华时的一场大哭。那是1999年，美国刚刚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不久。从我的宿舍楼到图书馆，有一条沿着河边的小路，很多人步行或骑车从这里去图书馆。那一天我走到小路的尽头，发现因为施工，路断了。骑车返回，神差鬼使的我就停在路的另一端观察。我突然发现，在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中，几十个人走到路的尽头被迫返回，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后来者：前面路断了，不要往前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非常难受。回到宿舍中，以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之躯，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痛心在国难（当时的确这么想的）之际，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少走一段弯路！
直到现在，写起这段经历，心中还会升起一种悲凉的感觉。
也许在我的清华校友心中，功成名就，引领世人才是真正的精英。但我总是觉得，如果不从一点点小事上对别人进行帮助，那么即便进入了人们所理解的精英阶层，也只是一个没有精英精神的成功者而已。
期望在母校百年校庆的时候，成为精英的校友们谈到的，不仅仅是“救国兴邦”的豪言。（本文大部分内容发表于《科学新闻》杂志2011年第4期）
的确，即将进行百年校庆的清华，有太多太多值得人骄傲的地方。最让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自然是清华出“官”。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在全国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清华的校友有四百人。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四大时7个常委清华的校友2个，十五大时7个常委清华的2个，十六大时9个常委清华的4个，目前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9名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包括胡锦涛、吴邦国和习近平在内的三名清华校友。
这也让我还是多年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大清帝国”的说法了，不过后来看了太多或真或假的大清王朝的电视剧，让我在反思之余也不愿意再用“大清帝国”这个称谓称呼母校。
在科技界，清华的成就自然也很大。作为中国大陆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清华拥有诺贝尔奖得主名誉教授18人，诺贝尔奖获得者1人，图灵奖获得者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3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4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8人，长江学者152人。截至2001年12月底，153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 以上数据均居全国高校之首。
作为清华文科的研究生，我自然对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充满兴趣。在我1996年入校读研的时候，清华文科只有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部分经济学都“屈膝”在这个学院中，且除中文系外没有本科生。而在很短的时间中，清华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已经纷纷成立学院和独立的研究中心，一大批学者蛮声学界，尽管其中不少人是被“挖”来的；由于几十年没有正常的文科教育，这些知名清华文科学者中，大部分也非毕业于清华。
探讨精神动力
清华的成就，特别是近30多年来的成就，被大多数人归咎于清华精神，而根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徐葆耕教授的总结，清华的三大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是耻不如人，这是因为清华是个“赔款学校”，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二是讲究科学。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清华前校长蒋南翔在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
三是重视实干。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
回顾我所亲历的清华文科成长，这几点解说都能用得上。1990年代中期，清华文科正在起步，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生们也经常会有“学不如人”的感觉，在教授们的话语之中，这些话自然也不少。说尽管说，埋头学问的老师们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历史系的主体是从教授“中国革命史”这门公共课的教师们转过来的，但是他们却在埋头史料，专注于搞清楚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期间，每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理性判断分析，当然也充斥着科学实证的精神。
而文科发展，也看到了重视实干的精神。比如，文科教授们经常会埋怨，不能得到学校像对理工学科那样的重视和投入，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学问功夫放在那里，还是验证了清华的“行胜于言”的精神。
社会因素的支撑
在徐葆耕教授的总结中，他讲道，由于清华的三大精神，这确实让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
三十年来，主导中国社会进展的主导思想，可以说一直是“不问白猫黑猫”的实用精神。而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直没有被过多的争论所困扰，或者说争论归争论，干事儿归干事儿。
这也就让工科教育出来的实干和执行力成为中国更加被欣赏的能力。这不光体现在清华毕业生身上，也体现在一大批优秀的工科院校毕业生上，包括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以现有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的学历而论，除了毕业于清华的三人外，其他6人中，温家宝总理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贾庆林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周永康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在此需要提问的是，中国每年各大学工科毕业生上百万，其他名校数量也不在少数，何以清华在很多方面一直独秀？
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清华的独特地位上。由于不仅在实际成就上，更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年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直并列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其毕业生在同等的情况下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清华的地位给了清华的毕业生脱颖而出的起始机会，当然是否能利用这种起始机会进一步发展，也与个人的努力和其他机遇有关。
而同时，清华的特殊地位也确实给了清华学生一种精英的意识，这往往是学者们评论“清华精神”的时候并不太关注的。很多人会说，清华学生大无畏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去祖国最需要的困难的地方，殊不知去困难的地方，恰恰是精英主义的情节之一，这与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精英阶层尽管不愁吃穿，但往往是军队中的主力成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十几年前，在我翻译和研究意大利精英理论思想家莫斯卡的《统治阶级》时，对此就有了理解。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这种精英意识所驱使。刚刚成为记者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历史文化城市反拆迁的“斗争”中，多次在拆迁现场被扣，被盘查，多次与其他学者手拉手阻挡推土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的后盾，恰恰是一批清华大学的建筑大师，这似乎有悖清华的服从和苦干的工科传统），完全不顾报社领导的警告。
在“斗争”无望后，借着偶然的机会，一头扎入到“科学新闻”这个让绝大多数记者同行望而却步的领域，以文科背景苦读自然科学文献，并在随后长期坚持记者的科学素质培训，那段时间，支配我的动力，可以说也是这种精英意识。
三年前创办新版《科学新闻》杂志时，放弃了很多，好像也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自我寻求苦难”的“怪癖”有关。而如此，在即将离开《科学新闻》时，挑起担子、承担巨大的压力来创办“科学媒介中心”这个促进社会各界就科学相关问题进行对话的NGO，好像也有点受苦欲作怪。
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一直体现了很强的顶层设计的特点。对于处于顶层的部级及以上领导人和特大型企业与组织的负责人，仅有工程师的实干精神和纪律显然不够。对于这些决策者而言，没有一种为国家民族的使命负责的挑头精神是不够的，而这，恰恰体现了清华人的精英意识。
当然，这种精英意识更适合在北京这样的中国政治中心得到滋润和发展，因为在这里精英们汲取的滋养，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
清华精神的再造
尽管清华大学的实干、和睦和严谨务实精神，在中国特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为这所百年老校赢得了诸多声誉，但很明显，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因为实干和和睦，并不能带来创新，特别是科学上的创新，而清华作为中国高校中的翘楚，如果不能在科学创新上培养出一批引领世界的大师级人才，其对国家民族的顶级贡献，恐怕将缺乏可持续性。
实际上，今日清华之所以成为声望卓著的高校，与其早期开创阶段的创新和独立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校训只剩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前面8个字了。
其实“实干和严谨”这样的清华精神，已经为清华能涌现出创新性的大师人才打下了基础。再有好的主意，如果不依照严谨的精神真刀真枪地长期努力下去，真正的创新也是不可能形成的。而清华所缺的，恰恰是需要在此基础上，着力培养独立和自由的思维习惯。
这一工作不是短期内所能形成的，但幸运的是，清华依据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在引进青年学者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不仅体现在对引进者的待遇和科研支持力度上，也体现在给予被引进者的宽容程度上。
而未来之清华，很显然并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来塑造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精英意识的维系
事实上，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也需要一种精英意识。在如今的科研界，要抗拒“从众”的诱惑，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清华人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精英意识，我不敢妄言。不过想到这个话题，我立刻就回想起10几年前，在我即将离开清华时的一场大哭。那是1999年，美国刚刚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不久。从我的宿舍楼到图书馆，有一条沿着河边的小路，很多人步行或骑车从这里去图书馆。那一天我走到小路的尽头，发现因为施工，路断了。骑车返回，神差鬼使的我就停在路的另一端观察。我突然发现，在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中，几十个人走到路的尽头被迫返回，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后来者：前面路断了，不要往前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非常难受。回到宿舍中，以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之躯，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痛心在国难（当时的确这么想的）之际，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少走一段弯路！
直到现在，写起这段经历，心中还会升起一种悲凉的感觉。
也许在我的清华校友心中，功成名就，引领世人才是真正的精英。但我总是觉得，如果不从一点点小事上对别人进行帮助，那么即便进入了人们所理解的精英阶层，也只是一个没有精英精神的成功者而已。
期望在母校百年校庆的时候，成为精英的校友们谈到的，不仅仅是“救国兴邦”的豪言。（本文大部分内容发表于《科学新闻》杂志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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