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再谈三点。首先是行政命令学术（或学术自身向行政学习），使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出创新成果难上加难。做行政工作和做创新性研究工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做行政工作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必须具备严格遵守上级提出的各种理论、原则和方针的素质。行为上要求坚决执行各种方针、政策，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对上级领导绝对服从，处理好各种人与人之间（上下级）关系。而创新性研究工作则体现在对过去一切固有的或不与时俱进的东西的否定，追求新事物。在行为方式上，要找错，发现理论和技术的缺陷，处理好人与自然、物化自然（生产工具等）的关系。行政长期指挥学术，做研究的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创新将没有思想和行为基础。特别是文科教授，学术思维和行为方式行政化更突出，当政治上出现一个白皮书或一个什么方针的时候，就只会对其解释。对于自然科学教授，特别是当了校官之后，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也非常明显。这些教授官或官教授，尽管科研经费呈飞跃式增长，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之人只是凤毛麟角，因为科学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不去努力创新发现新规律，否定（权威的）旧理论，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大量时间、物力、精力用于官场关系和科技关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维持现在的官位和科技人脉，实现官位和科研经费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些人却随时在谈论创新、要实现创新。

第二、在人事、资源分配上不透明、不公开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系统挫伤了一大批希望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大学行政管理体系在外界的人民教师看来，就像一瓶墨汁，根本看不透里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体系的建立，比如一个院长的任命决定于三个因素：和上级领导的关系、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如角色转换（对上级说什么话、对下级说什么话是不一样的）、行动力等。但是基本不考虑这个人的“德”。一般的情况是这个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行政领导同时是学术带头人的人，在人事、资源分配上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基本上总是先满足他的学科需要，使他的平台急剧膨胀，其它学科处于被忽视状态。这种资源分配导致了产出-投入比低下，也塑造了不公正的管理体系。人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淡薄名利的人也有，如吴冠中、袁隆平等，但大部分人的积极性是靠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调动的，科学大师也需要体面的生活、工作和环境。因此，目前大学中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系基本上是不得民心的。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思想：能做多少做多少，在这种管理体系下，做不出什么东西也无所谓了，因为这样也是不愧于时代的。

第三、大学行政化、官僚化造就行政权威，贻害青年学子，浪费人才。由于大学行政领导权力不受监督，在人事、资源、人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成了凌驾学术权威之上的行政权威，调动了大量70后、80后优秀的学生报考这些人的研究生。因为报考这些人的研究生，尽管学习不努力，但分数仍然高，评奖学金的比例高，当学生干部比例高，也容易毕业，毕业还可能留校，找工作也容易。但是，由于所带研究生太多，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学不到做学问的真谛，拉关系、走后门、玩人脉那一套却学得很多。因为行政领导招收的都是优秀生，结果浪费了很多只要扎扎实实可以做出成果的青年才俊。甚至在研究生中，真正做学问的人还被嘲笑，在老师学生中形成一种坏的学风。当然，对于这些现象看不惯的优秀本科生，他们就努力学习，到国外发展，这对国家是一种损失。

由于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存在, 制造了不透明、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的管理体系，要创造世界级的科技成果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这样下去，中国大学还会越来越没落。10月4日又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布日，中国也和往年一样还将不可能有人得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中国大陆人士得奖。因为诺贝尔奖一般是10-20年前发表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中国10-20年前以及在现在之前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找不到，要在10年内获奖几率都比较低。只有现在扎扎实实做工作，10年之后争取获奖。就一两项诺贝尔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经常出现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只有经常出现这种世界级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成果，中国的技术创新如打击航空母舰的替代技术、天-地-水通信技术、地球深部探测技术、宇宙深部探测和运载技术、人工合成粮食技术、重大疾病防治技术、重大环境治理技术等才会有根本的突破，生产力达到或超过西方国家水平，中国才能根本上冲出目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圆形包围，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确立成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

 要达到这一目的，在中国大学建立透明、公开、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自由、民主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只有自由民主，人们才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思想，才有发现。自由民主可以让科技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归位，公正、公平是调动积极性的法宝，透明、公开是实现公平、公正的保证。《纲要》中提出在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是为实现这一创新性管理体制而设计的。它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自由和民主的学术环境，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可建立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实现大学管理的脱胎换骨。但是，目前大学去行政化可能会流于做秀，或形式上改变，内容不变，换汤不换药，如校长变成类似于CEO的东西， 内部的官僚体制一点没动。如果是这样，中国教育将失去更多。首先，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真正创新的教育科技体系都可能还没有建成。因为从现在开始教育改革，进行扎扎实实的人才培养试验，没有10年，20年时间，难于出人才。70后、80后，甚至90后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而且可能已适应了目前大学的科研环境，要把他们中的一些塑造成大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培养很多世界科技大师可能只能从现在的小学、中学生中选择。到2040年代，现在中学生有40多岁，才有可能成为创造力最高的一代。但这都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扎扎实实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其次，如果做秀，中国大学教育的地位、大学教授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因为既没有创新，也培养不出人才，收入也低的行业，历来在中国是不受尊重的。如果再加上腐败，中国大学教育科技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足球”了。第三、中国目前所处国际环境十分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际上已经完成对中国的圆形包围。周边这些小国，它们的节日或有难时，中国又慰问，又捐款，关爱有加，有时捐款数目还很大。但中国节日或有难时，一句慰问的好话都没有，还来侵占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只有朝鲜、巴基斯坦还支持中国。如果中国内部自身出事，一着棋走糟，有可能导致西方列强再一次进攻中国。要应对这一威胁，教育科技发展，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支撑经济军事发展，在军事上建立优势，打破围堵是关键。如果20年后，教育科技仍然自主创新没有长足发展，经济军事技术都像现在一样基本靠引进，这种危险将可能变成现实。因此，行政化改革时不可待，科学网上的国内外学者、朱清时老师都急呀。有幸的是科学网提供这个平台交流,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高的共识。

       不过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要想做，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实现。相信在中国大学建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管理体系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如若担心在大学行政化改革中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可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某些东西固定下来。如，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自由促进法》，明确规定《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等不能自由讨论，为大学民主自由画出一条红线，同时在该法律中也规定，任何权威或领导的理论，任何人只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都可给予批评，为学术自由建立起保障。建立《大学行政（党委）和学术管理法》，明确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责、权范围等，使学术管理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学术繁荣。对大学中的院士、校长、院长、学术带头人的权责利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使管理体系公平、公正、公开。对于科研经费分配，要实现公平竞争，最重要是要有监督。要有监督关键是要公开和透明。建议973、863、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种项目，实施现场转播和视频录像制度。由教育科技频道转播，什么专家评审、何时评审是透明的。每个申请者都能收到自己项目评审过程的视频，接受和被拒绝都看得清楚明了，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意见。目前，在城市的大部分公共场所都有视频监控，成本并不高。国家科技项目用视频录像的形式完全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