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至70年代末，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强调的是阿Q是末庄第一个“造反者”。一位批评家这样分析阿Q“土谷祠的梦”：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利，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是有财产。因此文学具有反映和引导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

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又从《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重读《阿Q正传》。尽管关注的重点并未发生变化，却给予了完全不同意义的解释。强调阿Q造反的负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的封建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行动，忽略了农民的精神改造。因此文学具有思想启蒙、改造民族灵魂的作用。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作出了区别以上两种分析的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着一切的生存困境：生计问题——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恋爱悲剧——无家可归的惶惑以及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他一次次的挣扎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次绝望的轮回。人只能无可奈何的返回自身。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替代，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因此文学具有一种使生命明悟的作用。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的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的欲望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