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电视报导了一位小学音乐老师“丢了”2000元（实际上是忘放在他处），怀疑是一位热心帮她拿教案的女学生偷的，於是教师、班主任轮番逼审，结果导致孩子跳楼自尽以洗清罪名……看后让人心痛；前些天报导了一位15岁的男孩从13岁就开始行窃，经历过工读教育、劳教，结果却是屡抓屡犯，步步升级，最后第35次作案是持枪抢劫银行……这些看似孤立的现象说明了我国当今教育的缺失。

当今我国的学校教育、工读教育对过失学生强调惩罚，而缺失对少年人格、自尊的尊重，缺少爱，结果铸成学校教育的失败、工读学校成了培养犯罪升级的训练班。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和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我母亲50－60年代担任北京85中学校长时，坚决制止对过失学生进行惩罚，强调用马卡连科的教育思想，尊重过失学生的人格尊严，启发诱导，调动孩子自身的优点去克服他自身的缺点。她对学生的关爱挽救了许多失足少年，也赢得了师生的尊重与爱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文革疯狂的年代，北京市许多中学校长都遭到了学生的群殴，而在批斗我母亲时竟有一批红卫兵（曾经的过失学生）出来保卫母亲，致使母亲在文革中基本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母亲对马卡连科的崇拜起源于40年代，她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时就积极参与了苏联儿童文学的编译工作，比如马卡连科的《教育诗篇》我童年在上海时就读过。50年代初母亲组织问题解决后，没有去中组部、中宣部机关而是选择了教育，一生奉献给中学教育事业。

母亲的这种教育思想也影响了我，在我从教的43年间我也一直是用爱心去对待学生，在室内和野外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于一些落后的学生我历来主张“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教师”。如果我们的教师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学生的人格与自尊放在第一位，我们的教育才能成功。

以下是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的简介，他可以作为我国当今教育的一面镜子。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1888～1939)Makarenko，Anton Semiohovich，苏联教育家，作家。1905年从小学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开始教育生涯。1905年起担任小学教师和校长，在15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础。1920年后先后主持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儿童劳动公社，从事对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的教育改造工作。提出了通过集体和生产劳动来教育儿童以及在集体中进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他的教育学理论。1935年马卡连柯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学团管理局副局长，同时从事写作、理论著述和学术讲演活动。

集体主义教育是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方面。认为通过组织健全、合理的教育集体来教育学生，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法。指出教育任务是培养集体主义者，只有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进行教育，才能完成培养集体主义者的任务。认为不可将学生看作受训练的材料，应视他们为社会的成员、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指出前景教育在人的教育和儿童集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应不断向集体展示一个又一个前景，提出新任务，引导集体为实现新任务而努力，鼓舞集体在追求美好前景中不断前进。强调教育者对集体及集体中每个成员的教育和影响应是同时的、平行的，集体首先应成为教育工作的对象。在劳动教育问题上，他认为劳动是教育的根本因素之一，应成为集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劳动与教育并行的原则。马卡连柯还提出了尊重和严格要求相统一的教育原则，认为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提出严格要求二者是统一的。

主要教育文艺著作有《教育诗》、《塔上旗》、《父母必读》；主要教育理论著作有《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儿童教育讲座》、《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50年代苏联出版7卷本《马卡连柯教育文集》，80年代出版8卷本《马卡连柯教育文集》。

马卡连柯的名字与“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公社”紧密相连。他在这两所特殊学校15年的教育实践中，造就了3000多名名副其实的技工、红军干部、学者和专家，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国家勋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和卫国战争英雄。他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好评。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马卡连柯创办工学团所受的艰难。

那时，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由于第一次

马卡连柯墓碑

世界大战和国外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结果，国内许多儿童失去父母，流浪街头，有些甚至成了罪犯，人数已逾二百万。为了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苏联政府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领导的“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并在各地创设了工学团。在此背景下，马卡连柯受命创办“波尔塔瓦幼年违法者工学团”，不久更名为“高尔基工学团”。

创办工学团之初，马卡连柯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国家经济在战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师生在生活上处于无法想象的贫困之中——挨饿受冻。师生吃的是小米粥，穿得差不多同样的破烂，教师们差不多不领工资，连修靴子的钱都没有，靴底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打掌，总有一块包脚布要钻出来。工学团的校舍，都是破旧的房屋，缺乏任何设备；，教师只有4名，除马卡连柯自己外，还有一名年老的总务主任和两名女教师。而面对的却是曾持枪抢劫和盗窃的失足者——他们都是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青少年。这些人对教师傲慢无礼，粗暴野蛮，蛮横地拒绝和破坏工学团一切自我服务的规则。马卡连柯本不主张体罚，可是最初竞被学员逼到绝望和疯狂的地步，还动手狠打了扎陀啰夫。后来，他冷静下来思考，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只能是当时无能为力情况下的一种解脱。

在困境中，马卡连柯每天工作15—16小时，有时甚至到了要隔一夜才睡一次的地步。他通过对现实状况的分析、研究，逐步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失足青少年是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应当采取既严格要求，又满怀尊重和信任的态度，通过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把他们引导到正常的广阔的生活大道上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带头与学员同甘共苦，率领他们到附近森林中去砍伐树木，共同完成劳动任务。以此为突破口，他对学员提出了服从纪律、热爱劳动、建立和健全生活制度的要求。接着，马卡连柯抓住时机，利用逃亡地主的大庄园这一有利条件，组织学员自己动手，耕种土地。最初三年中，新学员一批批进来，工学团经营生产范围也逐步扩大。他们先后组织了铁工厂，木工场、制鞋场、面包房，还办起了养猪场和放牧场。学员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起来，精神面貌也逐渐起了变化。劳动改造了他们好吃懒做，唯利是图的劣习。

马卡连柯重视集体教育。对工学团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偷窃事件，他组织“人民法庭”，教育偷窃集团的首犯布隆；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组织学员自觉承担保卫国家森林的任务。在工学团里，除了严格实行半天生产劳动、半天上课学文化，还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政治学习会。这样，学员们逐步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增强了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工学团不只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有了“新集体的萌芽。”

马卡连柯在教育工作中十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他从来不把失足青少年当作违法者或流浪儿看待，而是看作具有积极因素和发展可能的人。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是教育人的前提；只有从尊重人、信任人出发，才能产生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受过马卡连柯教育的谢苗·卡拉巴林，曾回忆了他在高尔基工学团当学员时，马卡连柯如何尊重他、信任他，使他走上新生的历程。

那是高尔基工学团创办不久的一天，马卡连柯到监狱去领卡拉巴林，当马卡连柯和监狱长一起替卡拉巴林办理出狱手续时，马卡连柯亲切地要他暂时离开办公室。当时，卡拉巴林对此并不理解。过了十年后，当卡拉巴林已经是一名人民教师时，马卡连柯才告诉他说：“我当时所以叫你走出监狱长的办公室，是为了使你看不见担保你出去的条子。因为这个手续，可能会侮辱你的人格。”卡拉巴林说：“马卡连柯注意到我的人格，可是那时，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这是他对我的第一次温暖的、人道的接触。”当他俩从监狱去省人民教育厅的路上，卡拉巴林总是走在马卡连柯的前面，以表示自己不打算逃跑，而马卡连柯总是和他并肩而行，同时跟他谈话，使他高兴。所谈的都是关于工学团的事，只字不提监狱的情况和有关他过去的事。

有一次，卡拉巴林这样询问马卡连柯；“请您直爽地告诉我，您相信我吗?”马卡连柯诚恳地回答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相信”“我知道你这个人是跟我一样的诚实”。马卡连柯还见诸行动，曾接连两次把带枪取巨款的重任委托给卡拉巴林去办理，这使这位学员深受感动。他走出马卡连柯办公室，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来：

高山背后，

飞出一群老鹰，

它们边飞边叫，

寻找着美好的生活。

（见《教育诗》第224至227页）

是的，这清脆悦耳的歌声告诉人们，马卡连柯以尊重与信任的良药，医治好了卡拉巴林那受伤的翅膀，使他懂得了人的尊严，认识了人的价值，从而信心满怀地飞翔在祖国的长空。后来，这位卡拉巴林终于成了自己老师马卡连柯的可靠继承者和得力助手。

卡拉巴林的变化历程，说明了尊重信任在教育中的力量。马卡连柯正是运用这一力量，激起了少年违法者和流浪儿童的自尊感，把他们从自暴、自弃、自卑、失望和堕落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使他们燃起对生活的热爱、对前途追求的火光。

在高尔基工学团最初的几年中，生活是艰苦的，工作任务又重，学校生活显得有点单调了。马卡连柯想出了奇妙的办法，让学员晚上都聚集在宿舍里，师生玩起了一种叫做“官打捉贼”的游戏。

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参加游戏的人，每人分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贼”、“告发人”、“检察员”、“法官”、“刑官”等等。“告发人”先

宣布他幸运地做了“告发人”，然后手里拿起一根绳鞭，努力猜测谁是贼。大家都向他伸出手来，在这些手里面，他一定要用鞭子打中“贼”的手。通常，他总是误打了“法官”或是“检察员”，这些被他冤枉的正直的“公民”，便按照惩罚诬告的规定，反打“告发人”的手心。如果下次“告发人”终于猜中了谁是“贼”，他的痛苦就可以终止，那个“贼”的痛苦却要开始了。这时候由“法官”判决，重打五下，重打十下，轻打五下。“刑官”手持绳鞭、就来施刑了。

因为参加游戏者的身份一直在改变，上次做“贼”的人下次会变成“法官”或是“刑官”所以整个游戏的主要趣味就在于轮流的吃苦和报复。凶狠的“法官”或是残酷的“刑官”如果做了“告发人”和“贼”，就要受到“法官”和“刑官”的残忍报复，让他想起他以前给人家的种种判决和处罚。

平时严肃的马卡连柯，与孩子们玩起这个游戏，扮演着孩子们同伴的角色，孩子们体验出了他的可爱。因此大家遇见同其他老师玩时，总有拘谨之感，“刑官”施刑时，总带有温和态度。而同马卡连柯玩的时候，却无拘无束，当他做了“贼”时，往往判重打，似乎要以此来体验他的忍受力。这时，马卡连柯除了硬着头皮充好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当马卡连柯做“法官”的时候，总要弄得受刑的人失去自尊地大叫起来：

“马卡连柯，这样可不行啊！”

然而反过来，马卡连柯也是大吃苦头，往往他回家的时候左手总是肿着，换手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而且右手他还要留着去写字。

这种游戏，不仅使学生得到了乐趣，融洽了师生关系，而且培养了学生坚忍大胆、不怕危险的性格。对这些特殊学生而言，无疑还起到了强化法制观念的作用——“贼”是受人唾弃的，将受到严厉处罚。（见《教育诗》第96至97页）

工学团创办的初期，粮食特别紧缺。马卡连柯虽多次向有关部门求援，但得到的却每次只有一点，无法解决师生的温饱问题。而人生的第一需要就是温饱，这导致了对学员们道德改造工作的复杂性。有的学员开始去偷，但屡禁不止；学员塔拉涅茨和几个学童想出一个办法，他们自己找来几张渔网，在附近河里去捕鱼，仅供他们小圈子里的人享用，以满足食欲。一段时间过后，塔拉涅茨大胆决定把马卡连柯也吸收到这个小圈子里来。有一天，他端了一盆炸鱼送到马卡连柯的房间里来。“这鱼是送给您吃的。”“哦，是送给我的?不过我不能收。”“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不对，应该把鱼分给全体同学吃”。“这是为什么呢?”塔拉涅茨气得涨红了脸。“这网是我弄来的，鱼是我捉来的，我在河里弄得浑身是水；可是鱼倒要分给大家?”

“那末把你的鱼拿去吧，我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弄得浑身是水。”“这是我们送给您的……”“不，我不能收，我不喜欢这一套。而且这样不对。”“有什么地方不对?”“因为渔网不是你买来的。网是公家送的吧?”“是送的。”“是送给谁的?是送给你的，还是送给整个教养院的?”“为什么是送给‘整个教养院’的?是送给我的……”“我还以为也是送给我，也是送大家的呢。你炸鱼用的锅是谁的?是你的吗?是大家的。你跟女厨子要来的葵花子油是谁的?是大家的。还有烧的柴，还有炉灶和木桶呢?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要我没收了你的渔网，事情就完了。最主要的是你这样不是对待同志的态度。你的网，——哪有什么了不起，你应该替大家着想。捕鱼是大家都会的”。

“好吧”，塔拉涅茨说，“就照您说的办。不过鱼还是请您收下吧。”

马卡连柯还是收下了孩子们送来的鱼。从此，捕鱼工作就由大家轮流担任，产品都送到厨房里。（《教育诗》第33至34页）

马卡连柯有这么一段名言：“我们要善于这样说话：使孩子们在我们的话里感到我们的意志，感到我们的修养，感觉到我们的个性”。,  这一点，他在《教育诗》和《塔上旗》等教育文艺著作中，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良的范例。现举一例：他和奥普利希柯谈话的经过。

奥普利希柯无论如何不肯从流浪儿童临时收容所到工学团去，马卡连柯只得亲自出马去接。这个“特殊”人物躺在床上，用蔑视的目光迎接着马卡连柯；

“滚你的，我哪儿也不去!”

关于他的“勇敢”的性格，马卡连柯听别人说过，所以马卡连柯这时说：“先生，我非常不愿意打扰您，但是我不得不来尽我的职责，我恳求您坐上为您准备的马车。”

奥普利希柯起初被马卡连柯的“万分殷勤周到的态度”弄得很诧异，甚至在床上坐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原来的那种喜怒无常的脾气又占了上风，他又把头倒在枕头上。

“我已经说过了不去！……不要多啰嗦!”

“既然这样，敬爱的先生，我万分抱歉，只好对您采用强力了。”

奥普利希柯从枕头上抬起他那生满卷发的头，带着毫不做作的惊奇对马卡连柯看了一下。

“啊呀，从哪儿来的这么个家伙?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用强力把我制住!”

“请您注意……”马卡连柯加重了威慑的语调，还加上讥讽的口气：“……亲爱的奥普利希柯……”

接着，马卡连柯突然对他大声喝道：

“喂，收拾收拾，还躺着干什么!对你说，叫你站起来！”奥普利希柯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窗口：“真的，我要跳窗了!”

马卡连柯轻蔑地对他说；“要么就赶快跳窗，要么就是上车，我没有功夫跟你多纠缠”。

他们是在三层楼上，所以奥普利希柯高兴而爽直地笑着说：“你真是麻烦！……唉，叫我怎么办呢?您是高尔基工学团的主任吗?”“正是。”哗，您该早说呀!早说了我们早就可以走了。”他们精神十足地准备上路了。（《教育诗》第178至179页）

这件事说明，教师任何谈话都需要选择适当的地点、时间、环境和声调，即教师谈话要有一定的“表演技巧”。

一次，有一个男孩子侮辱了一个女孩子。马卡连柯知道这件事以后，不是立即找他来谈话，而是给他写个字条：“叶夫斯基格尼耶夫同志，请你今天晚上十一点钟来。”装在信封里交通讯员送去。

通讯员知道全部底细，只是不表示出来。他拿着字条走到食堂里，找见叶夫斯基格尼耶夫说：“你的信。”“什么事?”“马卡连柯老师找你。”“为什么?”“我就给你说。还记得吧?你昨天侮辱了哪一个?”

上午十点三十分钟的时候，通讯员又来找叶夫斯基格尼耶夫：

“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他在等待着你。”

这时候，叶夫斯基格尼耶夫忍耐不住了。等不到晚上十一点，下午三点就来找马卡连柯了。

“马卡连柯老师，你找我吗?”

“不是，不是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在马卡连柯看来，有关事后的谈话需要在晚上较晚的时间进行，以便谈话不会被中断。

这个学员回到分队里去了，在场的人都问：“怎么啦?受惩罚了?”

“受惩罚了。”

“为了什么?”

于是，当大家知道这位学员的错误后，都严厉地申斥起叶夫斯基格尼耶夫了。到了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又到马卡连柯这里来了，因为白天一天里所经过的刺激，他有点不安，脸色苍白，心情焦急。马卡连柯一看他的情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问他：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

仅此二字，再不需要多说任何的话了。

采用这种方式，是马卡连柯多种教育方法中的一种。在他看来，光靠谈话，获得的帮助将是很少的。当看到谈话没有必要的时候……就任何的话也不再说了。这种寓说服于无言之中的教育方法，起到了触动学生思想的作用，使学生心服口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似乎更好地体现了教师对犯错误学生教育时的尊重。

高尔基曾指出：马卡连柯了解他的每一个学生，并能用几句话说明每一个学生的特点，仿佛用快像机照出的一样。这是对马卡连柯非凡观察能力的真实写照。他只要和你谈几句话，只要和你接触过一次，就能洞察人的肺腑。这里有一个反映他这方面能力的有趣故事。

有两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得知高尔基工学团没有根据“儿童学”的观点，设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之后，感到非常惊奇。于是就和马卡连柯进行了一番“询问究竟”的谈话：“你们这里有没有儿童学研究室?”“没有儿童学研究室。”“那么你们怎样研究个性呢?”“研究孩子的个性吗?”马卡连柯尽力严肃地问。“嗯，是呀。你们学生的个性。”“为什么要研究个性呢?”“怎么叫‘为什么’?不然你们怎么工作呢?你们怎样去应付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呢?你们学生的显著特性是什么?”

另一个女大学生打断她的话轻轻地说：“如果工学团里不研究个性，你问他显著特性也是白问。”

“不，为什么是白问?”马卡连柯态度严肃地说。“关于显著的特性我可以谈一点，在这里占优势的显著特性跟你们那里的一样……”

“您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头一个女大学生态度生硬地问。

“你们现在不是坐在我面前跟我谈话吗?”

“那又怎么样呢?”

“这样我就可以看透你们。你们坐在这里就象玻璃人一样，你们内心的变化我都看得见。”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马卡连柯是一位善于观察、了解学生心理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了解得一清二楚。（《教育诗》第341至342页）

有人认为：好教师不采用惩罚手段。马卡连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这种“不采用惩罚手段”的说法，纯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见解，是“教育家”们的见解。这样的逻辑会弄得教师无所适从。在他看来，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的手段，但他不主张采用剥夺食物和体罚作为惩罚的办法。因此在他的教育中经常可以看到他采用禁闭、批评、禁止休假、转换工作等多种惩罚的具体方法。而且这些方法被学生集体所采纳，但他本人在实施惩罚时，往往心慈手软，这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马卡连柯罚工学团社员在自己办公室里坐禁闭。时常只坐了半个钟头，他就说；回去吧。在他看来，社员们会认为他是多么慈善的人啊，罚半个钟头就放走了。大家一定很喜欢他，无论怎样应该体谅自己是一付好心肠。

可是在全体大会上，有人忽然说道；“我们有一个提案，马卡连柯有权惩罚社员，我们拥护和欢迎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建议，他没有权利宽恕和释放。这像什么话呢——马卡连柯老惩罚社员，但后来他又心软起来，人们请求他，他就宽恕了。他有什么权利宽恕呢?有时马卡连柯把手一挥说：坐十个钟头禁闭，可是后来，过了一个钟头就放走了。这是不对的。在没有宣布惩罚之前，你应当想好该罚几个钟头。不然，你说了十个钟头，而后来，就宽恕了事。这完全要不得。”全体大会决议：“首长有权惩罚，但无权宽恕。”对这一集体决议，马卡连柯说道：“谢谢大家，不是因为你们提出了正确的议案，而是因为你们教育了我。”他感到随便宽恕，有令不行，这是自己行为放肆，自我决定松弛的表现。他在大会上表示；要向自己的学员学习，严格要求自己。

从这件事中，反映了马卡连柯领导的集体所具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也说明了惩罚必须是必然的和公正的。教师施用惩罚时，既要有极大的机敏和谨慎，又要有严格的标准，不能滥用惩罚。

马卡连柯有一个著名的教育方法就是“平行影响”。它的实质，在于要求教师通过集体来影响人，要求经常地从个人转向集体或从集体转向个人。这种方法有一个优点，就是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不要使学生总感觉自己是被教育的对象，而导致厌恶之感，甚至使师生之间的正常关系发生疏远和破坏；而应让学员体验自己是教育的主体，以便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里仅举马卡连柯采用这种方法教育学生的两个实例。

学生瓦夏因为醉心于玩足球，以致忽视了家庭作业，结果只得了两分。马卡连柯不是找瓦夏本人谈，而是利用一次很好的机会找来了他的好朋友舒拉谈起班上的一些事情，随后很自然地谈到了瓦夏。

他带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和声调对舒拉说：“按瓦夏的能力来讲，他可以成为班上的优秀生，但是他沉迷于玩足球，结果什么都弄坏了。”接着又感叹地说：“难道你的朋友的意志就是这样薄弱，不能克制自己?不，决不会，我相信瓦夏是能够抑制住自己的。”随后马卡连柯又谈到其他的问题上去了。

谈话之后，舒拉立即跑到瓦夏那里去，转告老师谈话的内容，并用教师的姿势和声调使谈话更为有力。

从这一天起，瓦夏已能坐下来做功课，在没有准备好课以前，他一直没有离开座位。

在马卡连柯看来，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不但要区分教师与被教育学生直接发生教育关系的“成对影响”的不同，而且要克服一成不变、死板地运用这一方法。掌握教育技巧，灵活施用特别重要。

有一天，社员彼特连柯上班迟到了。马卡连柯得知了这件事情的报告后，不是和某些采取“成对影响”方法的教师一样，把彼特连柯立刻找来，申斥一顿或给以适当的惩罚；而是采取“平行教育影响”这一通过集体以影响个人的方法。他把彼特连柯所属分队的队长叫了来，对队长说：“你的队里有人上工迟到。”“是的，彼特连柯迟到了。”队长答。“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是，以后不会有了。”

可是彼特连柯第二次又迟到了，马卡连柯仍然不把他本人找来，而是把全分队集合起来，并责备他们说：“你们分队里的彼特连柯第二次迟到了。”

马卡连柯责备了全分队，分队集体答应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散会后，分队立刻教育彼特连柯，并对他说：“你上工迟到，这就等于说我们全分队都迟到了。”该分队以后就把彼特连柯当作分队的一个成员，当作整个集体的一分子而向他提出了许多严格的要求，而彼特连柯也就在集体的影响下，克服了迟到的现象。

从上两例中看出，应用“平行教育影响”，需要教师深刻地了解学生，需要教师的机智。同时，也需要教师掌握一定的教育技巧，善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去应用它。如果机械地运用这一方法；那么要想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是不可想象的。

马卡连柯根据人的心理对美的种种感受，在他所领导的捷尔任斯基公社，运用美学观点来考虑学校建筑，组织许多与美育有关的活动小组，采取军事化的原则对美加以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把美洒向各个角落，来培养学员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再造美的心灵。我们可从两个侧面来反映这种教育和结果。

夏天，一批新从火车站接来的流浪儿童，又被带到公社浴室门前的院子里。马卡连柯告诉他们：屋里有洗澡、理发间，请洗澡理发后，换上为大家准备的新制服、皮鞋和马裤。

新来的儿童走进浴室，脱得赤裸裸的。马卡连柯即让其他学员把新学员脱下的破旧衣物装在小车上。刚才要大伙注意纪律的格外要求，已使新人们脸儿发红了；把旧衣物拿走的举动，更使这些人局促不安。他们洗理完毕，穿上新服装，被领到了公社花坛中间的广场上。这时他们的旧衣物已堆了一大堆，正被人洒上煤油当众烧毁。此后，一个社员拿着扫帚和桶，将油垢蓬松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并尖刻地向最靠近的一个新来的人说：

“你们所有的经历都烧光了，现在你们换上了‘新装’，开始了新的生活。”

工学团社员们哈哈大笑，笑这位社员粗中有细的睿智。而新生们有的胆怯地环顾着，有的似乎感到“穿新装”的不自在……

这种别具一格的欢迎新入公社的流浪儿童的系列活动，象征着旧生活、旧思想、坏作风从此在这些流浪儿身上永远完结了。这种洗、理和换上新装的举动，是对新学员的一次美的熏陶。

此后，通过对这些社员的教育培养，马卡连柯在乘电车时意外地发现，新社员与老社员一样，都能自觉地执行社员大会关于电车上自觉“给老、弱、妇、孺让座”的规定。一位社员坐在电车里，没有看见马卡连柯。当电车上进来了一个人时，那社员立刻小心地让出位置；同时注意不让别人发现，做好事不张扬，不留名，成为社员行为美的缩影。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1888-1939)是集体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教育诗篇》(1925-1935)《塔上旗》(1938)、《父母必读》(193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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