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初，我的实验室来了一位洋教授。他的中文姓名叫贝保罗，来自意大利。他是研究气味结合蛋白的专家，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老头。 

 

保罗从不使用手机。在第一次参加的组会上，他就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全组人员惊愕的同时都允诺了，那就是在实验室不得使用手机。当然，实验室里配有公用电话，不影响通讯联系。在刚开始，有学生不太习惯，用手机接打了一次，正好被保罗撞到。他厉声道：“你为什么要欺骗我？是工作重要，还是打手机重要？”学生无言以对。从此，在实验室里，再没有听到手机的铃声和无线通讯中的谈天说地。现在，大家习惯以后，感受到工作时没有手机骚扰的好处，不仅自己能全神贯注地做研究，而且也减少了对他人工作的影响，特别是电生理实验，再没有出现无线信号的干扰。不用手机已成为我实验室的一条惯例，保罗功不可没。 

 

我们在学术上相互砥砺，探讨了不少科学问题，一起制定研究方案。保罗在科研上的点子很多，调整也很快，我总是尽量在第一时间满足他的需要。他精打细算，尽最大可能减少浪费，而计划实施起来，总是雷厉风行，从不拖拉，工作效率极高。他在北京的朋友不少，但很少在工作时间外出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偶尔去访问或做报告，他总会事先与我说明。我很敬重保罗，不仅因为他长辈的年龄，更主要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造诣。这种职业操守，我想对我的学生们的触动很大。 

 

保罗从来不乘出租车，似乎对出租车和小轿车有一种天生的厌恶。 周末他旅游和访友的时候，都是坐公交车。一次，法国的朋友一家来北京，他热心地早早买上几张公交卡，准备去接，但后来一听人家说要打的过来，他就满是不高兴。他常说，北京是世界上公共交通最方便、最便宜的城市，为什么要坐小汽车呢，既浪费能源又不环保？这个提问恐怕当地人会觉得很傻，也很少有付诸实施的，但这个老外却说到做到。在周末的时间里，靠着北京四通八达的公交和他强壮的双腿，保罗几乎访遍了北京的所有胡同。你说要去哪儿，他马上就能告你可坐几路车或几号地铁，比北京人还北京人。 

 

 老头儿有时比较爱走点极端。他特别喜欢北京，一切对他都是新鲜有趣的。来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套佳能的专业相机。拍的照片彩印在名片上，配上唐诗宋词，新颖而别致。还把照片刻成光盘送给朋友，这里贴的几张都是保罗的作品。不过，他对意大利却有一肚子的怨气。平时我们聊，除学术上的事情外，听他说的最多的是对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声讨，对意大利经济的担忧，对大学里不公事件的愤怒。我没去过意大利，但给我的印象是，那里大学里提职、申请项目，似乎什么都要靠找圈子、拉关系，而学术水平在其次。不过骂归骂，老头的爱国心是显而易见的。一次，我们一家请他去听一场音乐会，当他听到一首意大利的乐曲后，高兴得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不到一年的聘期过去了。这个周五，保罗离开北京回国了。依着他的规矩，还是坐着大巴去的机场。送他那一刻，真有点不舍。 

 

我喜欢这个倔老头。 

   

（照片均由保罗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