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奖是独立的，而且是在拉斯克奖之前宣布颁奖给屠呦呦的。”

记者：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颁发给屠呦呦研究员和张亭栋教授。但几乎同时，美国的拉斯克基金也将今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颁发给了屠呦呦。很多人都感兴趣，为什么你们会和拉斯克评审一样都选择了屠呦呦？

鲁白：其实我们颁奖的时候，就听到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我们跟风拉斯克奖的评审结果,将GSK的杰出成就奖颁给了屠呦呦，另一种是说我们提前知道了拉斯克奖的结果然后再评的GSK奖。我必须要说明，我们这个奖是独立的，而且是在拉斯克奖之前宣布颁奖给屠呦呦的。”至少有三点我们与拉斯克奖是不同的。

首先，我们在8月16日全体评审投票，当天通知了授奖人。　8月20日对外正式宣布；而拉斯克是9月12日对外正式宣布的。

其次，我们表彰的是屠呦呦和张亭栋在中药研究中按照现代科学标准发现和证明中药化学成分的突破性发现。而拉斯克奖表彰的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们的侧重点在于表彰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比如张亭栋所用的方法就是现代临床医学和毒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拉斯克奖则更在意青蒿素这一有医疗价值的药物的发现。

第三，我们不但评出了屠呦呦，还评出了张亭栋。张亭栋的贡献并不在屠呦呦之下，所以我们的评奖委员会在经过仔细认真的集体讨论后把今年的GSK奖同时颁发给了两位。而且我个人觉得张亭栋也应该获得拉斯克奖这样的国际大奖。

拉斯克奖证实了我们中国科学的水平，证明了中国科学家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我们GSK评奖委员会的水平。而且我个人觉得张亭栋，以及王振义、陈竺也应该获得拉斯克奖甚至诺贝尔奖。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今年的评奖经过一番讨论后最后将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同时颁发给了屠呦呦和张亭栋，能否讲一下这个讨论的过程。

鲁白：在提名阶段，屠呦呦和张亭栋都有被单独提名，但是也有些评委将屠呦呦和张亭栋同时提名，评委之间因而有了一番争论，因为争论激烈，我们决定在投票选出获奖人之外，再加投关于两人是否可以同时获奖的票，结果赞同两人同时获奖的票数最多。因此我们决定将今年的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同时颁发给他们两人。

记者：我记得去年的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也是同时颁给了王振义和陈竺两位科学家。

鲁白：是的，去年我们把“杰出成就奖”颁给了王振义和陈竺，但是去年的争议比较小。因为针对人类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王振义找出了将全反式维甲酸运用在临床的方法，而陈竺则研究出了其中的分子机制。所以他们同时得奖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

记者：陈竺在不同场合也提到他们的工作是在张亭栋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的，那你们为什么首先颁给了王振义和陈竺，然后才颁奖给张亭栋呢？

鲁白：其实去年张亭栋也被讨论了，但是最后王振义和陈竺的得票数更多。陈竺有两个重要的科学贡献，一个是他解释了其导师王振义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机理。另一个是解释了张亭栋砒霜治疗同一种白血病的机理。我们去年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第一项工作。当然，他的第二项工作，也是值得再次获奖的。这两种方法一起，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

“一项科研成果的重要性通常不会有太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原创是谁。”

记者：前面您讲了GSK评奖委员会这两年的评奖过程，那你们有没有明确的评奖标准？

鲁白：有的，具体地说，首先被提名者应当是“中国科学家”，而且“在中国做出”“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应当是重要的和原创于中国的。

记者：怎样来判断“重要性”？

鲁白：那就是具有世界水平的原创研究。“重要性” 是指有没有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有没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或者广泛的应用价值。不是单纯的靠院士头衔、或者发表SCIENCE 、 NATURE的文章数目，或者论文的影响因子，等。

记者：就是说，你们破掉了一套标准，但同时建立了另外一套标准。这同样是有难度的吧？

鲁白：也不是很难，关于一项研究的重要性还是容易判断的，比如饶毅曾经预测过50个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现在大概已经有一半以上都获得了。所以对于专业领域的一流科学家们来说，一项科研成果的重要性通常不会有太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原创是谁。

“原创性”有时候是很难清楚地划分出来的。我们知道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会包含别人的idea，问题就在于，究竟哪一个人的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具有突破性，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可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200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美国日裔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和美国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下村修是第一位从水母中分离GFP(绿色荧光蛋白)的科学家，他发现这种蛋白在紫外线光中呈现亮色。马丁-查尔菲的贡献是展示了GFP作为各种生物现象的亮光基因标签的价值。钱永健则解释了GFP如何发光。但是Wood Hole海洋研究所的普瑞舍（Douglas Prasher）曾经早就意识到水母亮光基因的价值，并得到了GFP的基因，很可惜他的科研基金没有了，他没能将GFP基因表达出来。将GFP基因克隆出来是关键性的原创，为什么没得奖，值得商榷。

除了重要性和原创性，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谁的贡献最大。　200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曾开玩笑说，评上诺贝尔奖通常经历三步挑战，1) 当你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时，很多人会说“This cannot be true”（这是不可能对的！）。2)多年后，你的工作被反复证明是对的,人们又会说，“ This is true, but　it is not important”（这是没错，但这不重要）。　3) 再过很多年，当你的工作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重要了，又有人会说，“This is true and important，but it was not you”（没错，这是很重要，但不是你发现的！）。所以，谁是最主要的贡献者，这需要各个评审作出自己的判断，最后比较多人的看法就可能是一个公论了。

“我们的评奖委员都是很高水平的，……一是具有世界级的水准……二是熟悉中国的国情。”

记者：您刚才谈了GSK评奖委员会的工作，那么可否也谈谈这个评奖会员会本身，由哪些人组成，如何一起工作。

鲁白：评选委员会一般来说名单是不公布的，主要是怕游说。比如瑞典的诺贝尔论坛（Noble Forum），很多人想要挤进去讲，因为通过这种形式，演讲人至少可以让评奖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经常游说，就给评奖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不公开评奖委员会名单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我们的评奖委员是有一定水平的，他们至少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世界级的水准，表现在他首先必须是知名的科学家，有些自己就得过国际奖项，有些参加过国际重要的评奖活动。我本人在美国的神经科学评奖委员会曾经做过四年的主席，我们的委员会成员也都或多或少有类似的经历。

二是熟悉中国的国情。国外具有世界水准的科学家往往很难读懂中文文献和理解中国的文化，这也就阻碍了他们理解一个项目的创新者到底是谁。比如屠呦呦获奖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路易斯 ∙ 米勒　(Louis H. Miller)和苏新专 (Xin-zhuan Su)就在cell上发文评论谈屠呦呦的工作，后来一些中国知情人表示不满，认为评论不够准确全面。原因在于国外专家只能凭借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和较容易辨别的材料，但是屠呦呦那个年代的很多文献资料是不公开或者是外国人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评委也应熟悉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国情。

以上是两个基本标准。当然也要公正、独立、专业和公正，这是最起码的。比如有人可能不习惯屠呦呦的个性，但是如果承认青蒿素最关键的工作是她做出来的，那就应该投她的票。

记者：那么怎么去具体规避这些情感上的倾向性呢？

鲁白：这个主要靠评审对自己的要求，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问题。比如因为我们评委中有人符合参评标准，而且其中有人今年也被提名了，后来都主动退出了我们的评奖委员会。

记者：GSK的提名过程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鲁白：诺贝尔的评奖是由评奖委员会给很多人发信，请大家提名。去年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回信不多，而且不见得完全客观。今年我们主要依靠与一流科学家的电话联系和评委内部讨论。

“说到底，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我们自己的很多奖项没有自己的品牌。”

记者：GSK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奖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设立这三个奖项的？

鲁白：“GSK所设的这三种奖项是由GSK中国研发中心推动的，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是我来研发中心后策划的。我2009年7月1日来GSK上任，不久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国际大公司做这些事情也不少，比如在美国非常热门的高中生的Intel science奖，得奖者可以到白宫见总统，对以后选择大学也有很大好处。公司做这类事情通常的目的是品牌宣传、塑造形象。

从GSK角度，设奖的初衷是创造跟中国科学家合作的机会，也可以延揽人才。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国际大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就应当对中国的科技、教育进步有所贡献。中国的科技创新氛围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所以我们也想倡导崇尚科学、尊重创新、推崇人才的氛围。

记者：那您具体的计划包括哪些？

鲁白：我们有一揽子计划，包括，提供给研究生奖学金，支持一系列讲座，等等。比如我们支持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系列讲座，目前也正在和上海交通大学商谈支持系列论坛的想法。另外我们还支持一些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比如中国神经科学年会，青年神经科学家会议，中国海外华人生命科学会议等等。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今后有怎样的打算呢？

鲁白：这里我要谈一个“品牌”的概念。一般来讲，一个商品的价值绝大多数来源于两个方面：即知识产权和品牌。现在国内已经开始比较创新研发，知识产权了。但对品牌的价值还不够重视。品牌所带来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生产和营销。比如iPad，这个产品固然有很多绝妙的创新设计技术，但苹果的品牌使iPad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好看有好用的产品了。其实科学领域也有品牌效应。一个科学家是否有品牌效应，往往反映在他有没有被邀请写综述、做大会发言、主持重大研究项目，还有就是到著名大学演讲，参加基金的评审，做杂志的编委,和得到国际科学大奖，等等。

但是很可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外国人的认可来相信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我们这次颁奖活动之后，有很多记者打电话来，但是问的问题多是在围绕屠呦呦，因为她得了拉斯克奖。很少有人问及张亭栋，说到底，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我们自己的很多奖项没有自己的品牌。

中国的邵逸夫奖，奖金有100万美金之多，而拉斯克奖只有几万美金。但是邵逸夫奖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如拉斯克奖。中国的科学家即便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世界上还是没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希望通过GSK这样一个国际品牌，为打造中国科学家的形象尽一份力。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奖项本身今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品牌，比如像美国的Intel Science奖那样。当然这也需要公司总部及各方面继续大力支持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