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当选全美内科学会会士，本来去年在洛杉矶的内科年会举行新晋会士典礼，由于疫情而取消，推迟到今年迈阿密的年会召开，由于疫情尚未结束，今年年会又改成网上虚拟, https://youtu.be/nnzMWgAbnKo。
去年初，大流行起来时，所在的医疗系统征询个人意愿，我主动报名参加一线抗疫。至今， 从大流行的高峰期到现在的后疫情期，我经历了整个过程，从起初将半个病房改成新冠隔离病房，全院一片紧张肃杀，到现在的零散住院，入院病例大幅下降，经我处理的病人超过百位，年龄从十八岁到九十六岁，高峰时同时收治管理不下二十多个病人。
参与抗疫的医院是中西部最好的大学附属医院之一，有全套的设施服务，在外部缺检验试剂的时候，就设计了分子检测机制，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灵敏度在百分之九十几以上。从最初的常规处理，普通应对，到现在的针对性规范化，病情稳定的病人出院后的处置，虽然大量的数据仍有待研究发掘。
第一个病人是从宾州来的六十多岁非裔移民，原来在纽约打工讨生活，后来纽约疫情爆发封城，来到宾州找工作，宾州疫情爆发后来到俄州，在一个加油站昏倒送到急诊。中西部的疫情爆发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顺序，从临近的东部地区传过来的。在美国的封城，也叫Lockdown，并不是严格封锁和物理隔离，人员的出行流动是不限制的，只是临时关闭相关的设施服务，这里的所有小区在整个疫情期间从来没有封闭过。第二次见他时，病情已经稳定，但无法出院，因为他没有去处，疫情早期没有指南标准指导第三方机构收留，随着出院后隔离和处理的措施成熟，类似的病人都得到妥善的管理而出院，这样可以让住院急重治疗资源得到最大的发挥应用，让我感慨的是美国这方面对病人的照顾和维护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想象的。
所经历的第一例死于新冠的病人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者，慢性心肺并发症，新冠最终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征得家属同意进行临终关怀，于入院三日后去世。另一位是九十六岁的病人，并发多脏器衰竭，最后是严重的呼吸衰竭，入院当天就去世了。我所见到的死亡病例多在七十五岁以上。现在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感染新冠住院率大幅降低，最近罕有老人入院的。
各种媒介对新冠感染的覆盖可以说铺天盖地，有许多个人及家庭感染型型色色的故事，这里说说我所见到的同事不幸感染的故事。
进新冠病房时穿戴HEPA自拍
我所在的组有两位同事感染，第一位感染的同事是在去年早期，他治疗的是一位老人院来的病人，首次筛查阴性，一周后，病人有发烧等症状，再次筛查呈阳性，他由于密切接触而且没有保护，当天夜里也开始发烧，新冠检查呈阳性，他没有住院，在家休养了六周后基本痊愈。记得那天去病房时，所有人都心情沉重，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加强，秘书告诉我这位同事感染休假了。接下来另一位亚裔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个人保护外加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小心，在一次新冠病人抢救复苏后，他不幸感染，短期住院后回家，由于虚弱疲乏，一度不能全天上班，经常半天班后回家休息，他的功能状态恢复迁延了至少半年以上。
另一个组有五位同事同时感染，原因是其中一位同事，和我一样从外系统来的，他服务于一家老人院，与未知的新冠病人有密切接触，在有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时仍坚持上岗，结果同一办公室的四位同事同时感染，损失惨重。当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一位女同事与其中几位有过接触，我与她同岗，并在同一个办公室，也许是心理暗示吧，她鼻塞流涕不断加重，最后去做检查，并回家隔离，在等待结果时，看着远远隔离的丈夫和一岁的儿子，心情一度崩溃大哭，最后检查结果阴性，症状也随即消失。那是我离新冠最近的一次，回家后在另一处与家人隔离了一周，很幸运的是没有感染。
对新冠的病理生理机制还不是搞得很清楚，呼吸衰竭康复的超长拖延，很高的死亡率，再就是血栓并发症。从隔离和超长的住院治疗，大大加重了医疗耗费。以下是我的几点经验和思考。
对呼吸衰竭的处理。由于高流氧气治疗的应用，病人进危重病房的机率大幅降低，这里后期需要ICU的病人很少。
2. 大剂量激素的应用，有效但也有限，没有其它疾病如慢阻肺，细菌性肺炎等引起的呼吸衰竭效果好。
3. 抗病毒手段有限。早期大量标准使用瑞德希韦，疗程五天，许多病人的效果还是不如预期的好。也有用单抗的，效果预期远不如抗生素对细菌性肺炎。让人乐观的是，有许多公司正在研究试验新药，也许有效果如针对丙肝的抗病毒产品会很快面世。
4. 我曾见过各种新冠血栓并发症。肢体深静脉，动脉，及肺栓塞，这些病人有许多是在抗凝治疗后发生的。新冠诱发血栓的机制似乎还不太清楚，如何预防新冠血栓并发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5. 肺及其他器官的并发症的防治。有许多病人在感染后，会有长期的呼吸功能后遗症，也许要终身给氧。早期感染时的肺微血栓，到后期的肺纤维化，如果预防阻断这个过程，可以大大减低后遗症的概率，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6. 高效的疫苗对新冠的长期防治，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有些职业有些人，是为此而生由此而创造的，我很荣幸做了这样的职业，成了这样的人，当我选择参加抗疫的时候，家人一度为我担心受怕，而我没有任何恐惧感，有的是病者情况好转时，那种愉悦和满足，那种“成瘾”的感觉。
1986年，作为实习医生，参与上海甲肝大流行的抗疫，那年有三十万人感染，在闵行一所小学改装的病房，我踩在双人床的床沿，给上铺病人做检查。。。
2003年，非典流行，我在美国无大碍。。。
2014年，伊波拉来袭，作为医院的主管，做好了准备，幸运的是乌云散去，大流行擦肩而过。。。
2020年，参与新冠大流行抗疫，在此给自己留下一段人生的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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