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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惊悉彭先生仙逝,不胜悲痛,谨将9年前在《科学网》开博的第一篇文章重贴于此,以怀念恩师。
彭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早就想把他的一些教诲写出来,每每提笔又苦于不知从何说起。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似乎应从“传道”写起。可是“道”是什么,又该怎样传,我自己的心里也十分模糊。“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庄子的“道”和韩愈的“道”尽管不同,但对我这样恬为人师的人,也足以释去心中的不安了。适逢彭先生九十华诞,就把我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的情形写出来,一为先生贺寿,二也是为了时时鞭策自己。
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是在1990年,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煤化所工作。学校里虽然也有不少学部委员,也就是现在的院士,但那都是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小小本科生连远远地望上一面的机会也很少,更别说亲耳聆听人家的金玉良言了。大家私下里谈到那些鼎鼎大名时,经常互相调侃:人家说的话都是字字千金,你也配听!大学四年一晃而过,最后在毕业照中发现几张没见过的面孔,一问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系的几个学部委员。这时,大家才后悔自己当初照相时怎么没往前站,心里好不遗憾。没想到毕业一个多月后,这种遗憾就得到了补偿。记得大约在九月初,所里对新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入所教育,每天由一、两个相关领域的老师给大家讲课。有的老师讲自己工作重要,说得天花乱坠,最后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有的老师讲自己工作高深,写了满黑板的公式,最后大家觉得太高深无法理解。听这样的课程虽然没有多大收获,可是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比每天在实验室坐八个小时可幸福多了。最后一天是星期六,人事处说由彭先生讲,大家都很兴奋。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没听过学部委员讲课。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彭先生那么忙,又七十多岁了,可能半小时不到今天的任务就能结束。
八点钟,彭先生准时来到教室,站在讲台上用眼神和大家一一打招呼。我不记得他当时穿着什么衣服,反正很普通,比较整洁。这是我第一次和学部委员级别的人物近距离接触,隐隐约约觉得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他怎么不戴眼镜呢?听说我们学校的那些学部委员,个个脖子上都挂着好几个半寸厚的眼镜,头一抬一低都得换不同的眼镜。这时,彭先生已经讲开了。“今天,人事处的同志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就随便聊聊吧。”开场白很普通,我低头看了看表,八点过三分。“你们都才二十多岁吧。”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三秒钟。“你们知道,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吗?”他又停下来了,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们,似乎在等我们回答。可是谁知道答案呢,即使知道了又有谁敢站起来说呢?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低头看着桌面上弯弯曲曲的木纹,听见自己的心脏跳动了三次。突然,他朗声笑起来了。我们虽然莫名其妙,也只好跟着干笑了两声。接着,他就从他上学时代开始讲起来了。
彭先生开始讲他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的事。他讲得时快时慢,有时候说一句话停顿几秒钟,有时候一口气能说出七、八个四个字的成语,中间还不时加杂着他的朗朗笑声。我们开始时还比较拘谨,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但彭先生的朗朗笑声,就像酵母一样,一而再,再而三,教室里的空气很快就发酵得冒泡了。开始是翁翁声,接着是窃窃私语,后来彭先生笑的时候,大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哄堂大笑了。当他讲到在去美国的轮船上,晕船如何如何难受,满船的人都躺倒了的时候,一连用了五六个成语,让我这个从来没见过大海也没坐过船的人也跟着晕了不下五次。这时就听见他说,只要吃一口甜蛋糕,他就能坚持一小时不晕船。我偷偷看了一下表,差三分九点。
后来讲到五十年代煤化所刚从大连迁到太原时,上头不让搞催化,不让搞色谱时,彭先生说:“我就不相信,我又不多向你要钱,别人不做或者没有做出来,我做出来了,你还能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国际上油品中烃组成分析这个难题,决定从这个题目入手,打开局面。由于油品中各种烃类只差一个或几个-CH2-基团,分子量和化学性质非常接近,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时保留时间也很接近。也就是说,从色谱柱前面打进去,流出来所需要的时间非常接近,在色谱图上是一个非常宽的鼓包。那时候,大家都研究氧化铝担体,但效果并不好。因为氧化铝颗粒孔道太丰富,气体从孔道中进进出出扩散时,阻力太大。怎么办呢?既然必须用氧化铝,又不要氧化铝中的孔道,那能不能把氧化铝涂在一个没有孔道或孔道很少的惰性载体上呢?经过多次实验,他们课题组终于找到了把氧化铝均匀涂在硅藻土表面的方法。采用这种担体一试,果然效果非常好。这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很快成为相关行业中的标准方法。从此,别人再不提煤化所不能搞色谱的事了。彭先生在台上边讲边写,还画了不少示意图。他讲的内容,好象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刚学过的东西。听过之后,大家都觉得取得这么大的科研成果原来也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看来科学研究也并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学部委员也不需要非得像爱因斯坦那样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乱糟糟的衣服。
这时,我又偷偷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点半了,彭先生才开始讲到文化大革命。他本来的专业是有机合成。刚从美国回来时,国家急需发展石油工业,他就搞起了炼油。但时间不长,就被划成了右派,只好靠边站,搞一些不太重要的色谱。色谱刚搞出了些名堂,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下什么科研都不能搞了。你不让我搞科研工作,总不能限制我脑子里想什么吧。所以,在参加体力劳动之余,他就经常思考一些以前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他带领课题组开展催化新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有长期的思考积累,再加上多学科背景,他们很快就研究出了几种在工业上重要应用的新催化材料,并多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彭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突然有人来叫,说有电话找他。他这才停下,说:“非常对不起,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还没等我们回过味来,他就匆匆地走出了教室。
彭先生走后,我才想起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他还没讲完,就被叫走了。可是仔细一想,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出国,从新中国刚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后来评上学部委员,似乎该讲的他都讲过了。他说 “随便聊聊”,实际上是经过了非常认真的准备。那个叫他的电话,也像是一场演讲之后别出心裁的结束语,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我心里一直怀疑那个电话,是工作人员好心编造的,还是彭先生有意让别人提醒他时间的。多年以后我成了彭先生的学生,几次想问他那个电话的事,但话到嘴边又打住了,还是让疑问留在心底好。
后来到1993年,我由硕士研究生直博,成了彭先生门下的弟子,有了更多的机会聆听彭先生的教诲。从平时彭先生漫不经心、零零散散的谈话中,我觉得以下几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1)在逆境中要有乐观的精神,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要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自己,把不好的事情转变为好事;(2)“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要只关心自己本学科的东西,要多学习其它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思路开阔,方法多。(3)“学问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有努力学习、解决问题的动力。工作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自己的水平也相应会有比较大的提高。(4)要敢于在适当时候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你在一个领域埋头苦干了很长时间后,要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领域还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重要的工作,再看看其它相关领域有没有更有意义的工作。想清楚以后,要果断地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上面几条,实际上就包含在彭先生给我们的第一次讲课中。仔细想时,彭先生的教诲还应该有很多,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上面几条是最重要的,如今我也正用彭先生的这些思想开展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工作。
最后,我还是用庄子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彭先生已经把我们引入了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路上,我也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能像彭先生一样,在这“原美”、“达理”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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