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令人嗟叹的悲喜闹剧

 李健吾在文革期间的一段遭遇

我最近参与整理父亲的一些文稿笔记，准备出文集，发现了这么一段随意杂记，当然没有发表过，他因为晚年病重，手上没劲，字写得龙飞凤舞，极难辨认，勉强读完，不竟要喷墨，心想，李健吾，我的爸，真有你的，写惯了戏和小说的手！不仅怨而不怒，而且就在诉难时也忘不了诙谐，绘声绘色，人和事都写得细致而生动，活灵活现。我也这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我成了叛徒、特务的女儿，而后来又不了了之。文中特别侧重述及的一位“阿香”，其可憎可笑的嘴脸和最后的出路，也令人感叹。这篇文章估计是在1978年左右写的，一是从事件进展，一是从他写字的状态（他是1982年年底去世的）。因为文中提到的人大部分不是故去，就至少也是八十岁以上，至于杨绛，我的钱妈妈，她还健在，102岁了，父亲和她是老友，对她的《干校六记》是肯定，所以没有对不住人之处，这篇杂记发表在我的博客里，就是长些，当小说看，博取一笑而已，也许有些东西还可以让人回味。题目是我给起的。

                   文革中一段遭遇和“阿香”其人

日子过得飞也似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的经历和别人相比，实在可以说是无足重轻。党中央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从大处着墨，团结一致，向前看，向远看，其鼓舞人心处，只能再竭再力，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多出活计，才足以报答党培养了我这后半辈子（父亲1906年生，解放时45岁，1978年是一72岁，疾病缠身，忘性大，行走都困难—加注）。十年里的事，像梦一般，早已忘掉。前不久，香港友人来信，说读到杨绛写的一篇《干校六记》，还剪下来寄给我看。由于工作忙，我只得把信和《干校六记》暂是摆在一起。后来听女儿（我在文艺报做编辑的小妹—加注）讲起，这才忙里偷闲，匆匆读了一遍。杨绛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深知她的学力和笔力，写这类文字，是绰绰有余力的。《六记》着眼于无事之中，娓娓说来，如同她的为人一般，细致入微，说到夫妻情深处，也能含而不露，勿怪外国文学研究所同志们也要借来一份，纷纷以一读为快。不过我觉得，《六记》过于“缠绵悱恻”不如巴金《随想录》中的《哀肖珊》和《（看不清--加注）》中的小狗包弟那么感人肺腑（指前一篇）与哀而有趣（指后一篇）。甚至还跟不上《大镜子》和《腹地》那样乐观而又“哀而不怒”。两位作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开门见山，一位（指杨绛）像我说的那样，细致入微，含而不露，一样是行文能手。

我在《六记》里看到了一个“阿香”，她是何许人也，想了半天，才想起“阿香”就是曾经和我一度相处的*泽香！对，一定是*泽香。我本来不想在这些生活小事上多费笔墨，不过杨绛已经“怨而不怒”地点出了“阿香”的名字。我也就不得不如实叙来，“句句真话”既不隐讳，也不夸张。

*泽香本来和我两不相干，可以各走各的路，我记得似乎是一九六七年之秋，她奉“总部”之命，让我腾出一间房间给她住（父亲的单元房是1962年入住的三室一厅，也是母亲和妹妹现在住的单元—加注），后来又有借口要用保姆（一直不见来过），强占了半间去。我对“阿香”毫无所知，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哪一个组也不知道，既然有“总部”给她撑腰，我只得勉为其难地让她住进来。当时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不到两年，我们刚刚搞完“四清”，我从寿县回来又一个人去了一趟江西，回来绕道韶山，拜谒了毛主席故居，不料回到北京一个月光景，毛主席亲自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我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动权威”，挂上了黑牌子，被迫每天和“三反分子”之琳（著名诗人卞之琳—加注）扫院子，一刹时，十几个人都成了“牛鬼蛇神”。

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了解，所里群众分成了好几派，最得势的是“总部”，最倒霉的是“五· 一六”。

既然*泽香有“总部”做后台，我只好让她住进来。不料来的却是夫妻两人，*泽香之外，还有一个叫黄某某的男人，胖乎乎的，横在门道，占了一半有余，在什么中学教书。两个人都是印尼华侨，还有姓*的哥哥嫂嫂来往。有一位大哥为人厚道，不愿多管闲事，也就不怎么常来，有一个却帮着他们经常和我的孩子吵闹。黄某的气焰气势非凡，这已经够讨厌的了，当时我的处境很糟糕，每天不是这个“外调”，就是那个“外调”，虽然赶不上戈宝全（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加注）多，也就够心烦的了。而*泽香呢，跟着“总部”跑，得了一点风声，就大做文章，到处散布我的谣言，说我是“叛徒，特务”。当时“文革”似乎有指示，要抓党内的叛徒、特务。于是我这党外人士也就沾了光。*泽香有一次还指着我老婆骂：“你这个叛徒、特务的老婆，”我老婆相信我不是什么“叛徒、特务”，也就置之不理。可是“阿香”呢，却宣传个没完没了。我忍着这口气，每天上班，和另一位党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冯志在一个小屋子里上班。总在一起的，除去冯志之外，还有戈宝权和叶水夫。水夫和我每天并肩坐在一起，宝权和冯志靠窗相对而坐。我们不写检查，就等“外调”，日子过得实在无聊。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外调”，是上海来的，帮我解除了“叛徒”的帽子。

我们是在一间小屋子里见面的。气氛异常严肃。“总队”安排了一位党员（女）同志做“监视”，陪着一位年轻的外调来“审”问我。我恭而敬之地摘下帽子，拿在右手，等他问话。那位党员同志一声不吭，始终不开口，脸拉得长长的。不料这个年轻人一开口就说：“你是叛徒，你知道吗？”我顶了他一句：“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是叛徒呢？”他恶声恶气地反驳了：“你不是叛徒，怎么会发抖呢？”其实我是气的，我就说：“我是气的。我在上海呆了许多年，没有出买过一个人，你是上海来的，你说我出卖过谁？”他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举起手就给了我一记耳光。这下子把我气坏了，想不到他接话比打我耳光还快：“你在日本宪兵队关过，你说你知道柯灵是叛徒，特务吧？”我这才知道他是为柯灵赶到北京来做他（柯灵）的外调的。我说我不知道，只听说他第二次被捕连腿也打断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吵了好半天，忽然我想到了一本散文集，题目叫《切梦刀》，是巴金印的。我就问他：“你看过我写的《切梦刀》吗？我在日本宪兵队的情形全写在这本书里。” 他一听这话，口气不那么凶了，就问我：“你有这本书吗？”我说：“我没有这本书，你到图书馆去借吧。”于是我白挨了他一记耳光，在那位漠漠无情的党员的监视下，就结束了这场大吵大闹。

回来我一直生气，我心想，“我小时候爹妈打过我，你算老几，也打我？”回到屋里，大家看见我涨红了脸，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水夫悄悄问我：“你怎么啦？”我回答她：“我气的。我这辈子还没有受过这种侮辱。”冯志听见不好作声，宝权听后长叹了口气。当天下午六点回到家，半天不说一句话，直喘气，老婆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想活了，就把当天情形说了一遍，她劝我想开些，是叛徒就是叛徒，不是就不是，凡事要往开里想。经她一苦权，我想通了，原来想走老舍（当时传闻老舍先生在太平湖跳水自尽的）的路也就不走了。

过了将近一个月，那个外调的年轻人又来了，把我叫到外面，这回只有他一个人，口气也变了，对我说：“我看过了你的《切梦刀》，证明你说的是实话，你是在解放以前写的，当时你没有想到今天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场闹剧就这样闭幕了。我的“叛徒”帽子摘了。

于是“阿香”开始在家里不怎么气焰嚣张了，我们开始准备下“干校”。两位工人师傅特别到我家里看我，担心我不肯下“干校”，可是看见我正在收拾红木箱子，他们放心了，鼓励了我几句，就告辞了。我们的干校头一年是在河南省的息县。“阿香”一同来到息县。这时“五·一六”问题还没有全解决，有少数头头和“顽固派”也一道跟了下来。

不过，我自己还有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戴在头上。我心里直犯嘀咕。每天到中心点要走二里路，中心点有一个大空场，摆满了行李，大家都在地里劳动，我年纪大了些，优待我，叫我夜晚看守丢满箱子和行李的场院。后来我打“摆子”（即疟疾），不看守了，打了一个月的“摆子”，病好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一天吃不到二两饭，大概就这么晃荡了几个月，忽然朱虹（女）请我帮她养猪，她还悄悄告诉我：说她问了军宣队（这时军宣队只有一个人），李健吾能不能用；军宣队回答她说，能用，他的历史早请了。于是朱虹在圏里养猪，我就在地里闲晃荡，美其名曰“打猪草”，其实每天提着篮子在四村闲聊天，在地里闲转悠。后来朱虹又找了个生力军张羽来起粪，于是我们三个人养猪一直养到去明港为止。

这时军宣队走了，到明港又换了一批军宣队，整天搞“五·一六”，大会小会的，还从北京调来了大头头 ？万生，听说：问他火烧英国大使馆没有，他说没有；再问他英国大使馆在哪里，他说在东交民巷里。这下子乱了套啦，“北平”解放了好几年，怎么东交民巷会有英国大使馆呢？牛头不对马嘴，只好不问了，权且把他放下。

另一个“五·一六”小头头吴元迈，和我住在一个集体大营盘里，一间容几十只床铺的大营盘里，没有人理他，我看他怪可怜的，黄昏来了，有时陪他散散步。有一回散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感叹道：“我原先是你的外调，想不到从上海回来一下子就成了‘五·一六’！我去上海外调，找到了你从屯溪搭船回到杭州的那个船的主人，他是c.c.的人，他说他在偶然之中遇见了李先生。”于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搭的是c.c. （即陈立夫，陈果夫）派顾的船，看我这个冒失鬼，自己流落在屯溪，顾不起船，搭船也不问个明白，就上了这个小小人物的“贱船”，幸而他为人正直，说在“偶然之中”，把我的“特务”嫌疑也一扫而光了。

这时我和“阿香”每天要碰头，我们编在一个排里，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见面就和我打招呼，不但打招呼，还“老李”“老李”地甜甜地叫我。和她在我家里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未免受宠若惊。该我回家探亲了，她见我回不去，就抢着让我先回去。最后，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没有能回去。

可是我倒底比她先离开明港，我血压高，书记王平凡担心我死在明港，因为前不久有一位庄寿慈（？）同志就这样去世，叫我先回北京。那时正是二月，天气晴和，于是我就离开了明港，永远告别了明港！

我走的时候，明港的军宣队已经放下“五·一六”不谈了，因为是再谈不出一个名堂来，谈的全是林彪阴谋造反，乘飞机逃跑，在外蒙摔死的事，江青还大耍其两面派，说她早就知道了林彪要造反，在发下的一个文件里讲了她怎么怎么有“先见之明”。现在想起来真恶心！可是我那个小而又小的“阿香”也怀着一肚子鬼胎，觉得在中国不好做“人”，打算一溜了事。这个小而又小的两面派不久就露了原形。

原来是她打算离开中国，回香港“探亲”。我回到北京，发现她丈夫黄某某还在，可是他每天在收拾东西，后来瞒不住了，说他要回印尼。他们一先一后，从公安局领到“探亲”的证明，就这么远走高飞，一去不返了。我这个倒霉鬼，倒做了他们的后勤。我把他们留下的那些破烂，敛到一起，卖了三角八分钱（？），交给她在所里要好的朋友。于是他们霸占的一间半房间物归原主，所里老侯把钥匙交给了我。他们走了半年，渺无音讯，听说黄某某在香港做生意，开什么舖子，而“*泽香”者，听说被所里开除了青年团籍，公职也被开革了，流落在香港做了什么“女业主”。但愿她生财有道，如愿以偿！

因为杨绛容人以德，每有隐笔，故而我做一回恶人，如实叙来，“句句实话”，虽不“缠绵悱恻”，也“怨而不怒”，我不怨天，更不尤人，命运把我们（指和“阿香”--加注）捏在一起，比不上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冤枉，我这点芝麻大的琐事，相形之下，也就完全无聊了。活着记这个，未免浪费时间。（结尾数行因字迹不清，略，但无碍全文-- 加注）

                                        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