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绝知此事要躬行”
就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来看，劳动人口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是历史的必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今天的中国非农化的程度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农民”一词，撇开其中所包含的身份意义，其实就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业，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职业群体。按照这种职业的定义，美国的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虽然中国的非农化远未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中国目前农民绝大多数已经兼业化，其中农业收入占据其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的，恐怕已经不多。非农收入已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在这种情况形下，许多农户很自然的将种田视为负担，或失去兴趣（主要是收入太少），或者管理粗放，增产或者减产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日渐减弱。幸亏国家出台了粮食补贴政策，来努力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生产要素应该可以自由流转。虽然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特殊性，但是土地流转已经在中国农村一点点的发生着。笔者认为，土地从不愿种地的农户逐渐转移到种粮大户的手中，既符合市场规律，又是城镇化以及农民老龄化进程中的唯一选项。土地流转将带来中国农业前所未有的变革，所激发的土地制度方面的变革，将极大提升中国粮食的生产水平，实现真正的粮食增产。
种粮大户所要求的是成片的适合机械化的土地，而中国农村的土地政策却将土地平均分成小块后分给农户。因此农户土地的＂细碎化＂与种粮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整片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以我们山东为例，一百五十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去年全省不到九百户，总的种植面积为四十余万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小麦种植面积超过了五千万亩（为数千万的农户所种植），因此粮食规模化生产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并非那些不愿种粮的农户不想流转土地，而是他手中的两三亩土地，即使想流转也没人愿要。在人多地少且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因此就出现了徐建国老师在FT中文网上所描述的＂赠耕＂的极端情况（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158）。
因此探索分散的小块土地，如何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在农民之间自发流转（按照当地市场价格）并实现高产，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应该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多说无益，重在实践。
还好，俺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都是传统的种地专业；另外，老爸是我们当地的种粮高手，小麦玉米什么时间长到什么阶段门清，田间管理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可惜手上只有区区三五亩地。于是跟老爸商量一下将零碎的土地承包过来精心经营的可能性。算下来成本会很高，不过正常年景应该会有盈余。
说干就干。
拿出我和爱人省吃俭用的积蓄，去年开始，全力支持老爸，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按照我们当地的市场价格，承租本村以及周围村子农户的土地，不论大小（有的只有5分地）。到去年小麦播种的时候，已经超过我们山东种粮大户的最低标准。有六十多户农民将土地流转，一共超过了三十多块地。从去年小麦播种到目前玉米播种和接近小麦收获的阶段，其中的经历和经验异常丰富，绝对验证了那句话＂绝知此事要躬行＂。
目前在没有收获小麦的情况下，在田间管理方面，首先人工成本是整个经营成本的最主要的成分（没办法，地块太小，太分散）。在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杂草控制最难、危害也最大，有三十多亩地草害严重，既影响了小麦产量，又给玉米播种增加了难度（还好，本人是学杂草的，回去之后，解决杂草问题有相当的信心与把握）。
等到今年收获小麦和玉米（将是两场艰苦的战斗）以后，会有更多更全面的体会。理顺管理之后，明年开始，将逐步实施不同的高产方案，看看土地集中经营模式下，减耗（少施化肥，少施农药）及增产（保守的估计有20%）潜力。
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如下的一段话，让俺充满期待：“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真心希望党的政策能够照耀到我们这个“超级细碎化”的种粮大户，支持、协调小块土地的互换，化零为整，不仅将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经营成本，也为高产措施的实施提供极大的便利。
最后还是那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农村的情况复杂多样，希望有更多的关心粮食安全的朋友们能够实践土地流转，来交流分享其中的经历。
2013-9-25 update:
本来7月初回去的计划，由于签证被check，一直等到了9月15日才拿到。索性给老婆孩子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做好了不回去的决定，全心准备入职母校：中国农业大学。
我们中国农大的校训是“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培育英才的理想暂且不说，作为一枚即将入职并兼职农民的青椒，在种地方面，身不由己的体会了种地之艰辛，民生之艰辛。
为啥要种地呢？因为俺固执的认为在当前城镇化、劳动力价格飙升和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由分散走向适度集中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唯一选项。强行收回农民土地，集中起来搞集约化经营，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选项之一，但是在目前的社会价值和运转体系下，推行起来社会成本太高；而渐进式的农民自发的进行土地流转，在目前的情形下最具有可操作性。有理由相信决策层对此已有共识，因为这几年积极推进的农村土地确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为土地的有序流转创造条件。
但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土地政策形成了一家一户三五亩地的经营模式，这种极度分散的经营模式在黄淮海地区是粮食生产的绝对主力：以我们山东省为例，2012年规模种植（大于150亩）的农户总数不到900户，一共种植了40多万亩的土地，不到山东省5400万亩的小麦种植面积的1%。所以，如何实现分散的小块土地的流转，进而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才是我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最主要的问题。
这些基本判断是我下决心种地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模式所具有的盈利潜力，也是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盈利，才具有普遍的推广性。可是运气太差，遭遇了我们当地50年以来最差生长季。加之签证之种种遭遇，2013年，给了我丰满但是悲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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