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狼烟四起

第6节 河北双雄

问题（1）：按照刘虞传的说法，刘虞的绥靖策略获得成功，乌桓丘力居“喜，各遣译自归”了。但张纯、张举出塞之后，后面怎么还会丘力居与公孙瓒军队的无继之战和辽西管子城之战？

问题（2）：刘虞的“由是与公孙瓚有隙”，出现了2次。一次是刘和事件，一次是武力征服乌桓与安抚乌桓的路线之争之后。但“由是”，意味着两层意思：一、刘虞和公孙瓒原本关系“很好”；二，“从这时候起”，开始不和。将2层意思合在一起，就会出现矛盾的现象：刘虞和公孙瓒究竟是为什么闹矛盾？什么时候开始？

问题（3）：磐河、界桥、龙凑、巨马水、鲍丘、潞北、易京、蓟城、居庸关都是在什么地方？这些地点的分布有什么规律性？

问题（4）：刘虞是193年年底死的还是194年夏季死的？麴义是193年夏季死的还是196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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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按照刘虞传的说法，刘虞的绥靖策略获得成功，乌桓丘力居“喜，各遣译自归”了。但张纯、张举出塞之后，后面怎么还会丘力居与公孙瓒军队的无继之战和辽西管子城之战？

要弄清这件事，必须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184年的黄巾起义，并不是“沉重打击了东汉腐朽统治，从此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

因为我们看到，在184-191年，大致相当于夏朝核心区域的地方，主要矛盾是外戚、宦官、士大夫族之间的矛盾。而在夏朝延伸势力范围，则是黄巾起义的重灾区。在夏朝延伸势力范围之外但居于东汉十三州以内的地方，则是汉军与边陲割据军阀常年作战的区域。

在当时中国北方，横亘着一个超级巨无霸的国家（或者称为松散的部落联盟）——鲜卑。

在西北方向，西域月氏及三十六小国频繁活动，但因汉官员先见之明的行政区规划，这些地方很难诞生一个大汗。并无领土方面的忧虑，只要汉军加强警戒，这些势力立刻如鸟兽散。

在西南部益州，是zongjiao重灾区，几乎与黄巾同时并发。其实，不光是张鲁、张修的五斗米教，被寄予厚望的益州牧刘焉，也是一名教徒。

【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这里的“阳城山”，指的是河南登封嵩山的一个小分支山脉。这个“精学教授”记载很含糊，但结合后期入益州后与张鲁张家合作又分崩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并不是类似于孔儒之类的讲学，而是大月氏佛教的一个分支。时至今日，旅游必有山，有山必有庙，有庙必有教。就刘焉的修为来看，貌似培养不出类似苏秦、张仪、庞涓、孙膑那样的人才；就刘焉所在的阳城山，貌似也并没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和文化素质去掌握更深层次的行政管理知识。刘焉对于“天子气”等迷信，是盲目崇拜的。

至于荆、扬、交，则环境恶劣、疫瘴流行，多为犯官流放地，当时人烟较稀少，构不成太大威胁。公孙瓒传写道，他的岳父（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就可见当时人们的印象中，恶劣的气候是主要的死亡因子。

北方的强大，不是以成吉思汗为分水岭的。真正的分水岭，在公元150年前后的乌桓檀石槐时期。成吉思汗只不过是延续了此前的强大。

89-104年，北匈奴西迁，鲜卑开始膨胀。150年前后，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成立了草原军事大联盟，势力达到巅峰。东至辽东，西迄天山。虽然兵员只有10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悍。

在三国演义虚构的五路伐蜀中，人们往往对“鲜卑大人轲比能，自辽东南下，直取西平关”这句话感到迷惑不解。鲜卑？辽东？南下？西平关（青海西宁）？

实际上，你永远无法理解，当时的鲜卑，跨越经度有多大！你可以说它是东方国家，也可以说它是北方国家，也可以说它是西方国家，因为，它比汉帝国跨越的经度，更要大得多！

166年，鲜卑数路进兵，从凉州的武威、张掖到并州的上郡、雁门一带，全线出击东汉边郡。6月，鲜卑联合南匈奴、乌桓，分道入侵沿边九郡，杀掠吏民。7月，鲜卑又联合上郡沈氏羌与安定的先零羌共同寇掠武威、张掖二郡。

桓帝令中郎将张奂率军出击。结果，乌桓、匈奴缴械，唯有鲜卑桀骜不驯。

在军事上，汉朝已无力制约鲜卑，于是不得不笼络鲜卑，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其和亲。

但檀石槐却傲慢地拒绝了，堂堂汉朝，面子和里子都丢完了。

灵帝时期，自建宁元年(168年)至熹平五年(176年)，8年之中，仅见于记载的就有：鲜卑六寇并州，四寇幽州，一寇凉州。特别是172-177年，鲜卑对汉边郡的寇掠，已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在汉灵帝时期，持刘虞一样观点的人，其实是相当多的。

主张“和为贵”的官员，大致有刘虞、蔡邕和崔烈（演义诸葛亮四友之一崔州平的父亲）。但3个人的政见也存在较大分歧，刘虞的思路可以简称为“安抚荒外，自废武功”，崔烈的思路是“放弃凉州等混乱边区”。议郎蔡邕激烈反对汉军劳民伤财，远征漠北，应将重心放在加强守备而不是远征上。

崔烈的上奏，遭到议郎傅燮（傅干的父亲）当头棒喝：“斩司徒（崔烈），天下乃安！”

尚书以廷辱大臣罪上告傅燮。灵帝召傅燮谈话，傅燮说：“……凉州天下要冲，国家籓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崔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崔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真正够得上“义薄云天”这个名号的，其实是傅燮、杨阜、田畴3个人。

187年4月，北地胡骑数千，攻汉阳郡，【皆夙怀傅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傅燮归乡里】。

能做到令反复无常的胡人“皆夙怀傅燮恩，共于城外叩头”，唯傅燮一人而已。

客观地讲，蔡邕的“守边”与崔烈的“弃边”建议，都不可取。一旦“弃边”，不仅会刺激周边民族节节进逼，而且还会遭到土著居民强烈反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灵帝之前的各朝都不轻易实施“弃边”策。对付极富攻击性、劫掠性的鲜卑，当然就更不是“弃边”所能解决的。

1世纪中叶，光武帝为了改变塞外诸部连兵寇边的局面，趁势以钱财笼络乌桓大人，同意迫于鲜卑压力的乌桓从塞外移居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内附乌桓仍聚落而居，有自己的领地酋长；逐渐接受农耕生活，但发展十分缓慢，游牧仍然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汉中期以后，内附乌桓又时常与鲜卑、南匈奴连成一气侵扰汉边。

因此，刘虞的政策，是延续了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之所以现代人看到对刘虞的评价，或许会义愤填膺，是因为并不了解当时鲜卑和汉的军事力量对比，认为汉本来就应当以发达的农业和军事傲视群伦。

所以，刘虞的“喜，各遣译自归”，与公孙瓒的无继之战和管子城之战，都是客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两点：（1）丘力居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顺而复叛，刘虞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刘虞的政策收到了效果，但公孙瓒“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乌桓逼急了，重新叛乱。后人多持后一种说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允的“一岁不可再赦”，吕布不能很好地理解，决心与李傕郭汜张济死战。而公孙瓒却又没有理解刘虞的和亲政策。

刘虞的威望，绝非王允可比；但反过来，公孙瓒的军事能力，却又绝非吕布这样的庸将可比。刘虞和公孙瓒的根本分歧，在于战争的烈度控制。

公孙瓒期望更深入一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祸来。刘虞也并非彻底反对军事征服，一次小规模的胜利，或许换来的是连年兵祸难解，招致鲜卑勾结乌桓更残酷的军事报复，民不聊生。

从管子城战争的结果来看，公孙瓒远征丘力居时，“士卒死者什五六”，貌似刘虞的决策是正确的。看看，不听劝告，死伤惨重吧？

而从公孙瓒的角度看，自己被困200多天，过着雪山草地般的生活（而且那个地方是真的寒冷），而刘虞宁肯把钱花在外族，抚恤青、徐逃难家族上，也不肯给予公孙瓒军团充分粮食补给，造成惨败。最终，自己咬着牙关与丘力居拼意志，最终双方各自撤兵。

在《后汉书》上，刘虞和公孙瓒奏章交织，前者说后者扰民，后者说前者克扣军粮，是192年9月左右的事情。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公孙瓒残兵于灵帝驾崩之后突围成功，写上去的奏章。但当时少帝登基，董太皇太后与何后争执不断，何进、王允、袁绍等密谋诛杀全部宦官，懒得答理这些幽州边陲的奏章。

这就给刘虞和公孙瓒一个错觉：皇室微弱，在幽州，我可以说了算。于是，才会发生后来公孙瓒任命严纲、单经、田楷为3个州的刺史的现象。

张纯、张举、刘虞、袁绍的共同点，就是“背靠乌桓、鲜卑”。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汉朝是一个文明的、权威的大型机构，北方寇贼彼此不和，汉朝是个“说理”的地方，谁委屈了，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来申诉，汉朝官员调停一下，安抚边区。是这样吗？

不是。你远远低估了当时的实力对比。内附乌桓就是殖民者。张纯和张举想举事，靠联络乌桓；刘虞191年初反对关东诸将立帝，给出的威胁也是“你再逼我，我就出去”，袁绍191年在河内和盟友曹操议论时，也是“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争天下”。实际上也是把“北方”看作可以作为自己助力的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一直到袁绍死后，袁熙、袁尚逃奔乌桓，乌桓也说自己受了“袁氏厚恩”，没少花钱吧？可见，公孙瓒、曹操（后来派曹彰远征代北，以及决战白狼山、直抵柳城）、董卓、司马懿大致可以看作有相似的政见，刘虞、崔烈、袁绍可以看作有相似的政见。

问题（2）：刘虞的“由是与公孙瓚有隙”，出现了2次。一次是刘和事件，一次是武力征服乌桓与安抚乌桓的路线之争之后。但“由是”，意味着两层意思：一、刘虞和公孙瓒原本关系“很好”；二，“从这时候起”，开始不和。将2层意思合在一起，就会出现矛盾的现象：刘虞和公孙瓒究竟是为什么闹矛盾？什么时候开始？

公孙瓒和刘虞，针对战与和的路线之争，其实从更早的崔烈、傅燮朝廷辩论就开始了，这代表了“弱国无外交”的一种权衡。刘虞将公孙瓒视为“守户之犬”，既不会取缔，也不会任由其发展壮大。虽然，刘虞在“罢诸屯兵，但留讨虏校尉公孙瓒”。

这种局面，在191年10月东光之战之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孙瓒靠着打击黄巾，兵源迅速扩充，由2万步骑，翻倍到界桥之战时的大约4.5万人。而192年年底，曹操采用相同的手法，择青壮者组成“青州兵”，从此强大。两个极相似的事件，前后基本相差一年。

曹操想通过向李傕、郭汜新政权示好，获得在兖州合法征税的权力，并准备动用琅琊曹嵩那里的巨款。

公孙瓒又怎么去养这些兵呢？当然是问上司刘虞要。

他们之间的基本矛盾，就是粮食问题，既不是刘和，也不是对外族的态度。

肥水不流外人田。公孙瓒当然第一思路，绝不是“扰民”，他把刘虞用于笼络乌桓的粮食、钱财，给劫了。一个岳飞一样的将领，本来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在舍生忘死地奋斗，但朝廷却挖着自己军队的墙角，增益敌人的实力，美其名曰“安抚”，但遇到刘虞需要外族出力打仗时，又总是当逃兵，为什么还要源源不断给他们输血？

因此，幽州和冀州大部分下层军官和士族，实际上是反对刘虞的做法、支持公孙瓒的。公孙瓒一道讨袁檄文，就能激发冀州各郡强烈反应。

至于刘和事件，前后可能是这样的。董卓可以把都城迁到长安，刘虞也可以把皇帝重新迁回来。如果真的成功了，再加上刘虞本身的身份，那功劳绝对是举世无双的。公孙瓒警告“术有遗志”，这件事上，刘虞应当是感激的，但护主东迁心切。赔给袁术4000骑兵，没关系，反正一直都在裁员。在刘虞看来，儿子刘和无论留在袁术处，还是后来留在袁绍处，都只是暂时性扣留，他并不担心刘和的生命。

在公孙瓒看来，一个大傻帽，是要有深刻的教训，才能长长记性。既然“固止虞遣兵，虞不从”，那就只好形成可怕的事实。同时，他派遣从弟公孙越结交袁术，既不是想要“诣术自结”，也不是“惧术知怨之”。公孙瓒这样的人，还没有把袁术军队的战斗力放在眼里，虽然袁术旁边有个与公孙瓒能力势均力敌的孙坚，但远隔千里，有什么“惧”的？何况，既然公孙瓒看透了“术有异志”，看透了袁术的狡诈，又怎么可能团结？

因此，公孙瓒派遣公孙越的目的，是想回收刘虞的4000余骑的！同年发生的事情，是公孙瓒与袁绍合伙坑韩馥，被袁绍占了冀州。此时公孙瓒的思路，就是要阴结袁术，企图收回这支几千人的骑兵——没有人比公孙瓒更了解可以降维打击的骑兵的重要性。

袁术的狡诈，就在于串通袁绍，指示周晰攻占豫州治所阳城，不但意欲吞并刘虞骑兵，而且也把公孙越安插到能征善战的孙坚的队伍，去回夺阳城。——袁术的目的，正是把公孙越的死亡，转嫁到孙坚的头上，导致公孙瓒有怒气也发作不得——你如果是诚心诚意来结交我，派你去干点小事总没错吧？

于是，袁绍和袁术的一连串双簧式操作，一个得地，一个得兵。公孙瓒终于看透了这种把戏，自然要打击袁绍，趁袁绍立足未稳，抢占冀州。他不去找直接杀死公孙越的周晰算账，也无力触犯真正的军事强人孙坚，也没有埋怨派遣公孙越去阳城的袁术，而是趁着东光之战的威势，对袁绍迅速开战。

问题（3）：磐河、界桥、龙凑、巨马水、鲍丘、潞北、易京、蓟城、居庸关都是在什么地方？这些地点的分布有什么规律性？

公孙瓒与袁绍的第一战，发生在界桥（威县），而不是磐河（乐陵）。大致是沿着禹河古道进军的，即东光→平原→故城→清河→威县。目的就是暗袭冀州治所邺城（218里），逼袁绍亲自上前线。

但双方以刚猛的顺炮开局之后，却又违反常理，不再出动大子继续跳马了！而是你拱兵、我挺卒，走起了慢棋。

这个兵和卒，就是严纲和麴义。

人们都以为，袁绍的界桥之战，打得公孙瓒一败涂地，界桥也被改为袁公桥，转折点就是这场战争，实际上不是的。

虽然麴义、高顺、李傕三人，都可以视为当时最强的战术级优秀将军，但面临公孙瓒3万步兵、一万骑兵的强大攻势，袁绍并没有梭哈一把。明显是让麴义和为麴义扛旗的张郃，前去当炮灰的。他给麴义只有800步兵，两侧各有500弩兵侧应，诱使公孙瓒进攻，形成背水的不利形势。

而公孙瓒也深知象袁绍这样的人，干大事必然是惜身的。虽然直取治所的做法能够诱集袁军集结，但杀死袁绍，却是公孙瓒此战的根本目的。

与鲜卑打仗习惯了的公孙瓒，决定趁双方迷惑之机，派遣严纲带领两翼万余骑兵，直接快速冲锋，冲乱敌阵。

但袁军的锥形阵前锋麴义，却象死了一样毫无动静。士兵夺在盾牌下避箭，不敢露头。直到严纲的骑兵冲到阵前，呼啦一声驽兵发动，打了严纲一个措手不及。这也成为重装步兵战胜轻骑兵的典范性案例。于是严纲被斩杀，公孙瓒损失1000余人，貌似溃不成军了。

然而，这一战并不是公孙瓒“轻其兵少”导致的，公孙瓒是要以消灭袁绍的生命为目的的。

【袁绍在后十数里，闻公孙瓚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公孙瓚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袁绍数重，射矢雨下。】

这个“散兵二千余骑”来得很突然，似乎是公孙瓒有意安排的伏兵。

田丰让袁绍赶紧躲起来，袁绍说出了一句终生最奋勇的话：“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好像与他的作战风格严重不符。

其实，前有祖茂戴上孙坚的头巾逃避华雄的追杀，这里有袁绍“脱兜鍪抵地”躲避公孙瓒骑兵的追杀。因为，随后就写道：“众不知是袁绍，颇稍引却。”，说明袁绍的“脱兜鍪抵地”并不是象后来许褚一样杀得“性起”而卸甲，而是防止主帅标志性的装饰被识破。

这可能是袁绍一生经历的最凶险的一战。但袁绍作为主帅，身边的护卫颜良、文丑却实在武艺太强，愣是顶住了攻势，直到盼到麴义的回军。【会麴义来迎，骑乃散退。】

所以，界桥之战只是开端，不是转折点。“围袁绍数重，射矢雨下”，袁军不可能毫发无损。

这一战，如果说公孙瓒有什么损失，那就是老兵严纲死了，1000多骑兵死了，“直取治所、杀死袁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第二战发生在龙凑，在德州平原县，也就意味着公孙瓒原路向幽州退却，仿佛为了克服辽东管子城被围的心理阴影。退守冀、幽交界，并不是“公孙瓚又遣兵至龙凑挑战”，而是公孙瓒深入敌境的军队跳出包围圈之后，扯到边界线上，而是袁绍的军队前来追击挑战。

第三战虽然也是发生在192年，但并不是界桥之战和龙凑之战的延续，因为其发生在故安和巨马水，是袁军从陆路准备蚕食幽州地盘的战争。【袁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公孙瓚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众，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可见，此战袁军大败，伤亡大致是界桥之战公孙瓒骑兵伤亡的7倍左右。这就可见，有的历史写道“龙凑之战之后，公孙瓚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只是一种假象。

界桥之战和巨马水之战，使公孙瓒和袁绍分别意识到，打击对方本州是异常困难的，反过来，要防守自己所在的州并不困难。于是，开始争夺青州。打通了青州，公孙瓒、陶谦、袁术就可以实现会师，形成新月形的大包围圈（注：袁谭与田楷从192年一直打了两年仗，在此过程中袁术由南阳迁至安徽寿春。）。

与此同时，袁绍、曹操联盟，却必然要死守兖州，防止这个合围圈的形成。兖州刺史刘岱本来持中立态度，既不助袁、也不助公孙，但192年4月的黄巾之乱刘岱战死，东郡曹操接管兖州，必然是东防田楷（及部下刘备）、东南防徐州陶谦的严峻形势。

这就是曹陶大战的背景。

193年初至193年年底，长安政权劝解，休战。

随后，袁绍忙着清剿黑山军等，公孙瓒与刘虞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由潞北之战、鲍丘之战、3次易京之战，199年4月，袁绍彻底破灭公孙瓒。书中记载【是岁（193年），公孙瓚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结合田楷后来实控青州的情况，就说明界桥之战只是一次规模不算很大的、发生在袁绍冀州腹地的军事摩擦。

公孙瓒迁居易地，建易京楼，也并不是为了躲避袁绍。而是童谣说：“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

问题（4）：刘虞是193年年底死的还是194年夏季死的？麴义是193年夏季死的还是196年死的？

这个问题，随后的贴文会给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