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与《春秋》学之关系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要“考信于六艺”①，“六艺”即六经。六经之中，司马迁又特别重视《春秋》。学界对《史记》创作与《春秋》学的关系虽有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兹尝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作《春秋》对司马迁著史动机的影响
从现存文献来看，孟子第一次明确地说孔子“作《春秋》”，其后经过儒家后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的阐发，完整的孔子作《春秋》的理论最终形成。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孟子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②孟子认为，《春秋》实非孔子偶然所为，而是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现实的巨大而深沉的忧患、抱着一定的政治用意而作《春秋》的，这用意不是别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要恢复西周盛世之礼制，以达于“王道”之理想，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孔子“作《春秋》”的“作”字的含义。孔子作《春秋》，是在“鲁之《春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造，不是说原先什么也没有，孔子无中生有地硬造出一部《春秋》来。就内容来说，孔子作的《春秋》所讲的依然是齐桓、晋文之类的霸业，其文体也与“鲁之《春秋》”旧文一样，是一部史书。不同之处就在于孔子作《春秋》时把“义”即政治思想加进去了。按照儒家后学的说法，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许多微言大义，由于害怕受到当时诸侯贵族的迫害，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没有明确写出来，而是由孔子口头授给弟子，再由弟子口口相传，最后在汉代才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就是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名义而出现的。这就使得“鲁之《春秋》”与孔子所作之《春秋》有了本质的区别：一个还是与“晋之《乘》，楚之《梼杌》”无甚区别的一般史书，一个是借助历史材料来讲政治的经典式巨著，孟子的见解无疑是敏锐而准确的。至《公羊传》，便将未经孔子加工的鲁《春秋》叫做“不修《春秋》”，以表明经过孔子修过的《春秋》与“不修《春秋》”有本质的不同④。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⑤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为社会树立了合乎西周礼制的王道理想，使“乱臣贼子”无所逃于诛责，完全可以与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相提并论。《公羊传》继承并发展了孟子关于《春秋》讲天子之事的观点，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⑥这话显然从孟子那里脱胎而来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发生了获麟事件，孔子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他的受命符瑞，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⑦董氏所言乃《春秋》公羊家说，《史记·儒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⑧
司马迁上承孟子与董仲舒的看法，对孔子作《春秋》评价甚高。《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⑨，把孔子作《春秋》与汤、武伐桀、纣以及陈涉起义相提并论。他还阐发董仲舒之言，突出强调了《春秋》的划时代的意义：“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⑩董仲舒以为孔子处于乱世，不满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表明自己的是非观念，以达到其贬天子(11)、退诸侯、讨大夫以达于王道的目的。
可以看出，司马迁完全接受了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的认识，而且他对《春秋》历史意义的阐发，对《春秋》政治作用的称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作《春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揖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2)。《匈奴列传》赞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3)在司马迁看来，《春秋》是褒贬并用、赏罚分明的。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还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4)，完全是《春秋》公羊学家的口吻。
《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5)司马谈的遗命实际上是希望司马迁效法孔子，写出像《春秋》那样的史书。司马迁十分理解其父的遗愿，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6)司马迁明确表示要以孔子为榜样，继承他作《春秋》的精神，为汉家树立一个辨别是非、善恶、贤与不肖的标准。另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又说自己“厄困鄱、薛、彭城”(17)，显然有意识地以孔子自况，或者说用孔子的事迹来鞭策激励自己。《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不无深情地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18)要之，效法孔子作《春秋》的著述宗旨，使司马迁站在当时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与思想高度，俯察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文化及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阐明自己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一家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近人梁启超说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19)，这话固然不错，不过笔者以为首先应当说司马迁著书与孔子作《春秋》“性质正同”，方为知本之论；实际上孔子作《春秋》也是在发表他不尽同于春秋其他思想家的“一家之言”。
二、《史记》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20)后世遂将孔子行“笔削”、立褒贬、寄寓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
《春秋》常在称谓上体现褒贬，如《春秋》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21)王人指周天子下面的一个小官，官虽卑微，但其所负的“救卫”的责任重大，所以孔子郑重地书其表字“子突”以示褒扬。又，禧公二十三年记：“十有一月，杞子卒。”(22)其实，杞原是侯爵之国。《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有“杞伯来朝”之语，为何这里又称“子”了呢？《左传》曰：“书曰‘子’。杞，夷也。”(23)“杞，夷也”，指杞伯舍华夏之礼而行夷礼，这是孔子贬抑他的根据。《孔子世家》中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24)
司马迁继承发展了《春秋》在称谓上体现褒贬的笔法，还体现在他所创造的《史记》“五体”上。所谓“五体”，指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是前三体。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列传是叙列人臣事迹。可见，司马迁所创造的这些体裁，是按封建等级定其高低，然后再按照历史人物的封建等级进行归类的。然而，司马迁在进行历史人物归类时，有时又不严格按照封建等级进行划分，这就是“破例”。这些破例大都是有褒贬的，比如，项羽自称楚霸王，并未建号天子，司马迁为了褒扬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将他列入本纪。为了表彰孔子对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把他列入世家。清代赵翼说：“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25)汉初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诸人，当然算不上诸侯，但司马迁为了褒扬他们的开国功勋，也把他们列入世家。反之，汉初“真正”的诸侯吴王刘濞、衡山王刘赐等人，因叛逆王室，都被贬入列传。至于把反抗社会的游侠和深受社会压抑的商贾叙入列传，当然有褒美之意；而《酷吏列传》、《佞幸列传》等篇，从篇名即可看出作者的贬斥之意。后人不察，对司马迁的这些“破例”颇多微辞，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
于叙事中寄寓褒贬是《春秋》的又一笔法。如《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秋，丹桓宫楹。”《公羊传》谓：“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⑥《春秋》只通过看似平常的记述加以展现，实际上已注入了贬斥的态度。《史记》对《春秋》这种写作方法予以继承与发扬光大，褒的方面，如《郑世家》写“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27)《李将军列传》写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而引刀自到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28)。如此，作者对传主的态度与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贬的方面，如《高祖本纪》写刘邦为皇帝后，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以人主拜人臣，皇帝“威重不行”来点醒太公，以至于出现了父亲向回家的儿子“拥篲，迎门却行”的场景，司马迁写刘邦“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29)。这看似平常的叙述，堪称婉而多讽、刺讥入骨。试想，刘邦方陶醉于“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30)的意得志满之境地，但对乃父却苦于不得不例行朝拜，不情愿又不便明言。这时，太公家令先意承旨主动劝导太公成功，当然就要重赏了。《平准书》写武帝为表彰卜式“输家之半县官助边”、“有余辄助县官之用”及愿为朝廷而死的表现，“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然而“布告天下，天下莫应”(31)。这“天下莫应”四字，说明天下人皆知正是武帝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导致使国库虚竭，天下疲敝，故无人响应。又如《酷吏列传》写宁成等人因用法严酷而受到武帝的重用与提拔。赵禹、张汤、义纵、尹齐诸人传记中，都提及“上以为能”；王温舒“好杀伐行威不爱人”，杀人“至流血十余里”，“天子闻之，以为能”(32)，真可谓无声之讽。
司马迁通过运用《春秋》笔法，达到了“善善恶恶”的写作目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评论《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3)需要指出的是，《史记》运用了《春秋》笔法，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孔子的某种局限。《春秋》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它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然而孔子又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34)，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有言：“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35)《春秋》的褒贬，事实既非一般人所能知，又常不一概而论，而是因人情之易惑者特加显示。为了避讳，《春秋》记事详远而略近。司马迁创作《史记》则有所不同，他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记事略远而详近，秦汉史部分在《史记》中所占篇幅相当大。更重要的是，《史记》写人有本有末，所言所行多通过写实的方法表出，美丑善恶显而易见，这是对《春秋》的大超越。
三、《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春秋》学的发展过程，由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开始，到汉初由公羊寿、胡毋子都著于竹帛的《公羊传》，再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周予同先生指出：“《公羊传》是‘《春秋》学’里第一部重要经典……是《春秋》的第一次扩大。”(36)《公羊传》着眼于政治，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为此后的公羊学家进一步阐发《春秋》奠定了某种思想基础。董仲舒熟习儒家经典，但他于学术上的立足之点还是《春秋》公羊学，《汉书·儒林传》说“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37)。《春秋》公羊学家们讲微言大义，讲天人感应，旨在为维护王权服务。通观《史记》，我们注意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强调的是历史规律，强调的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天意。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38)，突显的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天命迷信。然而，作为大儒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又认同董仲舒的“三统”说(39)。《历书》中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40)《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1)意思是说，秦之所以败亡是因为秦王朝逸出了三统及其三统所要求的施政方略，汉王朝顺应了三统循环的要求，可以说是得天道而兴。因此，司马迁在《历书》中提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42)，并积极参加武帝时的改制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受《春秋》公羊学的影响，司马迁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观念，如《高祖本纪》写刘邦是蛟龙感生的，说“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43)。《高祖本纪》中又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又记“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44)。凡此，都意在表明刘邦成就功业是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天官书》中又说：“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45)这些句子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非常相似，如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46)司马迁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的某种矛盾，我们似乎可以从其师董仲舒《春秋》学神道设教以维护王权的理论中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史记》还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所谓“王正月”就是周王朝所采用的历法的正月，即周正。对此，《公羊传》作了细致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7)文中的“大”字，这里作为动词，是推重、张大的意思；一统，指天下万民皆统系于周天子。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48)从某种意义上讲，《春秋》公羊家讲“大一统”，就是要一统于皇帝，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董仲舒说：“《春秋》立义……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49)司马迁颇受《春秋》公羊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在《秦始皇本纪》中录贾谊《过秦论》之言，称颂秦统一天下之功：“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王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50)战国时代兵革不休，广大百姓都渴望天下统一安定，司马迁称颂秦的大一统，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
在夷夏关系问题上，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1)，当是从保存周代传下来的道德礼义的意义上来讲的，意思是说如果诸夏不注意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尊夷狄为君，就有道德礼义沦丧的危险。至《公羊传》，一方面强调“严夷夏之大防”，一方面又认为“夷”与“夏”可以互变。《公羊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如《春秋》宣公十二年记“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公羊传》阐释说：“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52)董仲舒发挥公羊家说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53)《春秋》公羊学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的认识，为汉王朝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其影响，为了论证融夷入夏的合理性，司马迁从血缘上加以追溯，以为众多的少数民族与华夏实际上是出于同源的。清李景星说：“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54)如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55)；“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56)；“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57)；“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58)等。也就是说，从族源上看他们都是正统的华夏后裔，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环境不同而接受了不同的文化，脱离了原来的华夏文化圈，才被视为“夷狄”的。
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史记》体例上的“破例”，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在思想上受《春秋》公羊家的影响，但在《史记》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正如清人章学诚所称赞的：“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59)《史记》在唐代之后获得了巨大声誉，说明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61，中华书局，1982年，第2121页。本文引《史记》均见此书。
②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③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④《公羊传》庄公七年：“……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228页b）此“君子”，当指孔子。何休《公羊解话》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说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是孔子修订为“星霣如雨”的。
⑤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354页ab.
⑦《汉书》卷56，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9页。
⑧《史记》卷121，第3128页。
⑨《史记》卷130，第3310页。
⑩《史记》卷130，第3297-3298页。
(11)按封建社会的常理而论，孔子作《春秋》的矛头主要应对着下头的“乱臣贼子”，而对于周天子这个“王”，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尊”的。这里，司马迁引董仲舒之言竟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过去读《史记》的人们读到这里，发现这“贬天子”不是孔子的思想，于是便怀疑这里的文字有问题，如清末李笠说“三字衍。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贬天子’非其义矣”。而班固在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则早已将这三个字删掉了。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这当是司马迁的一种手法，是把他自己的理想加在了孔子头上——如果孔子以“贬天子”作为写《春秋》的目的之一，那么司马迁《史记》讥刺天子也是“合法”的了。（参见韩兆琦主编：《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
(12)《史记》卷14，第509-510页。
(13)《史记》卷110，第2919页。
(14)《史记》卷121，第3115页。
(15)《史记》卷130，第3295页。
(16)《史记》卷130，第3296页。
(17)《史记》卷130，第3300、3293页。
(18)《史记》卷47，1943页。
(19)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8页。
(20)《史记》卷47，第1944页。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764页b.
(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814页c.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815页a.
(24)《史记》卷47，第1943页。
(25)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2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237页b.
(27)《史记》卷42，第1775页。
(28)《史记》卷109，第2876页。
(29)《史记》卷8，第382页。
(30)《史记》卷99，第2723页。
(31)《史记》卷30，第1431、1432、1439页。
(32)《史记》卷122，第3148页。
(33)《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39页。
(35)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74页。
(36)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0页。
(37)《汉书》卷88，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7页。
(38)《史记》卷50，第1990页。
(39)董仲舒认为夏王朝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周王朝是赤统，历史依三统顺序循环，是谓三统循环论，可参《汉书·董仲舒传》。
(40)《史记》卷26，第1258页。
(41)《史记》卷8，第393-394页。
(42)《史记》卷26，第1256页。
(43)《史记》卷8，第341页。
(44)《史记》卷8，第342、348页。
(45)《史记》卷27，第1248-1249页。
(46)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59页。
(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196页abc.
(4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196页c.
(49)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112-114页。
(50)《史记》卷6，第283页。
(5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4页。
(5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284页c.
（原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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