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基础，而且是最核心的文化要素。

对于音乐的起源，有人认为音乐源自原始社会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例如“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在远古是完全揉合在这个未分化的巫术礼仪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的，如火如荼，如醉如狂，虔诚而蛮野，热烈而谨严。”也有人认为音乐源自劳动。

在石器时代，人们相信音乐有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可以媚悦上苍，可以感通天地人神，可以使自然听命于人。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祭祀活动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规范化和程式化。而音乐则成为祭祀活动的主角，用于表达人类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神灵的敬仰，起到对天地人神的沟通作用，或是教化安抚族人心性、协调梳理社会关系，进而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文明传统。

人类最早是把自己的声带作为一种乐器来“歌唱”，后来才开始使用各种工具，例如在骨管、竹管上凿孔，或者张弦抚弄，以奏出音乐，于是就产生了乐器，即奏出音乐的工具。音律应运而生，包括音阶（即音的高低）、音准（即对声音高低的把握能力）和律制（即音阶中每个音的确定方法）。

从甲骨文起源来看，律的本意为音律，源于“手执律管吹奏”，作为调音定音的规范，于是成为标准的代名词。在现代的《新华字典》上查询，律有三个意思：一是法律、规章，例如法律、律诗、规律；二是约束，例如自律；三是我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把乐音分为六律（阳律）和六吕（阴律），合称十二律。因此，律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指音律。

中国古人用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竹子做成律管，用它们分别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此来确定音高，这十二个标准音称为十二律。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称六律；偶数六律为阴，称六吕，阴阳合称为律吕。其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阳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阴律。

律管能发出声音，主要是由管内空气柱振动产生的。律管长度不同，空气振动的频率就不同，音高就不同，律管越短，音高越高。每根律管长度和音高的确定是根据科学算法得出的。以黄钟为元音，则每隔八位按照黄钟的律管长度加或减三分之一得出这个位置的律管长度。如果黄钟律管长度为九寸，减去三分之一，就是六寸，那么与黄钟相隔八位的林钟律管长度就是六寸；林钟律管长六寸，加上三分之一就是八寸，那么与林钟相隔八位的太簇律管长度就是八寸，其余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每根律管的长度。这就是隔八相生法和三分损益法，在2600年前《管子•地员篇》中已有记载。

当音律确定以后，用什么来调音定音呢？靠人是不行的，因为不同的人发出的声音不同，而且人的寿命有限。于是，人们开始思考，是否能找到一种器物，即调音定音的器物，发出的声音可以持久不变？答案是肯定的。

1986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一支特别的骨笛。笛长15.6厘米，直径1.1~1.3厘米,骨管壁厚0.11厘米，骨管上有两竖排互相交错的10个按音孔，音孔间的距离为0.6~0.7厘米,音孔直径为0.25~0.33厘米。经认定，该骨笛系鹤类尺骨截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据说这是用一只死去的白鹤的尺骨做成七声音阶的笛子。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符号分析可见，先民在制作时对骨笛的长度、口径及音孔的距离都经过精密的计算。骨笛的音色优美、空灵，音阶完备，同时也有多宫转调演奏的可能性。骨笛表面光滑，制作精细。专家修复后进行测音试验，认定该骨笛是用作定音的标准音管——校音器。

除了制作精良的多件多孔骨笛（5孔、6孔、7孔、8孔、10孔等），还有2件制作精美的2孔骨笛，制作更加复杂，其上刻线密布、排列整齐，专家推测极有可能是用于定音的器物。

贾湖骨笛

贾湖骨笛，是中国音乐史的开端。不仅开启了中华音乐文明之源，为后世儒家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说明了9000多年前我国就出现了标准化实践活动，文化与技术交融，相互促进。

蔡妤荻和张芳霖研究认为：“由于律管（定音器）的存在，表明其时已有标准和标准音的概念。”因此“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四声自然音阶所代表的音律（包括音阶、音准、律制），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标准；贾湖骨笛的制造和使用，是迄今为止有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实践活动。” 

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写道：“夏、商、周是中华文化跨入成熟门槛之后的起步期，蕴藏着决定民族生死祸福的一系列大问题。”在周朝以前，中华的历史是野蛮和无序的。到了周朝以后，中华的历史才掀开了文明和有序的篇章。

周灭商，是一个野蛮的小国、小邦周，灭了一个大国殷。灭了商之后，周如何进行统治，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在武王逝世、天下大乱之时，为了维护和巩固周王朝，周公挺身而出，做出了巨大贡献。周公制礼作乐，总结的继承、完善从而系统的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和“乐”的固定制度，将礼和乐从娱神的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作为统治老百姓的手段，为了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周公是孔子的偶像——最崇敬的圣人，后代以周、孔并称，因为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孔子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

繁体字的礼字，就是祭祀的鼎的样子，既是会意字，又是象形字。礼，代表着规矩。礼部，就是制定规矩的机构。礼在中华文明中，是中华民族的逻辑基础，道德、智慧、原则、政治……无不与之有关。

乐，是一种声音，而且是一种有规矩的声音，同时也是一种礼节，更是一种文化。仓颉造字后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只有皇权贵族才具备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普通老姓是不可能识字读书的。如何让老百姓懂得并遵守统治阶级的规矩，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声音，即乐这种特殊的语言。后来，诗歌、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都是脱胎于“乐”。即便是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都还要讲究韵脚。

音律不但是礼乐制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处于为自然科学基本原理奠定基础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律书》的序中写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意思是：帝王制定章程，确定法度；测量器物，制定规则，一切都离不开律度，六律是万物的根本啊。

西汉刘歆也认为：“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意思是：阴阳的施化作用，万物的终始，既和音律相类似，又和日辰相配合，由此阴阳变化的情况就可见了。

  因此，不但度量衡制度的理论依据源于音律，甚至万事的根本也都被归于音律。古人把律、度、量、衡结合，从时间性的音律来规定空间性的度量，同时又从音律来测量气候，把音律和时间中的历结合起来。历法是音律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延伸领域，后来音律还延伸到兵法、测候、方技、数术等更广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