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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的学术权威是大学中教师的“牛人”,是广受师生和大众尊重的“神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学会以不同的方式生产出不同的学术权威。综合讲来,大学学术权威生产的模式主要有五种:教学型生产模式、科研型生产模式、推广型生产模式、媒体型生产模式、官僚型生产模式。
教学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这是一个自大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学术权威生产模式。在中世纪大学中,正是那些教学优秀的人,受到公众和学生的热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并由此产生了原始意义上的大学。房龙(Hengdrik Van Loon)在其《人类的故事》一书中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勾画了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权威生产:[1]一个智者自言自语道,“我发现了一个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能找到几个人听他说话,他就开始宣扬自己的智慧,就好像当代的街头演说家一样。假如他能说会道,那才难们就会驻足倾听。如果他讲话干巴巴,听众就耸耸肩,接着赶路。慢慢地,一些年轻人开始定期来听一些大师的智慧之语。这些“能说会道”的“街头演说家”成为人们心中的权威。彼得•阿伯拉尔(Peturs Abalard,1079-1142)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他吸引了“大群的学生,他们的出现使得大量教师不可或缺,大学正是靠后者形成的。”[2]然而,时过境迁,慢慢地通过“教学优秀”生产学术权威的模式逐渐式微。人们在努力使这种生产模式继续发扬广大:如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1928-1995)在1990年写出《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一文,力主大学的教学是一种学术,并掀起了美国的大学“教学学术化运动”;中国2003年开始了每3年一次的国家教学名师评选活动,以国家之力催生教学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的活力。但所有的举措总感力不从心,这种模式已经是昨日黄花。
科研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当1809年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提出“学术自由”、“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科学统一”三原则的大学办学思想时,他的初衷是通过科研促进教学。但是,与此相违的是大学的科研越来越背离了它产生时的宗旨,科研越来越成为大学之中重之又重的工作。作为大学,有了一流的科研成果,就会有一流的尊重生成,就会有丰富的资本流入。作为教师,能在CNS(CELL/NATURE/SCIENCE)发表论文,能获得国际公认的大奖,就是“牛人”,就是学术权威。即使没有“国际的”成果,在国内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出版自己的代表作也是生产学术权威之路。而没有科研成果,对大学来讲,就意味着水平低,资源少;对教师来讲,则是“非升即走”、“不出版就死亡”!科研成为脱离大学育人职能、大学教学职能的一种独立的学术权威生产模式。
推广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当上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宣布削减大学经费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开启了大学发展模式的一个新纪元。从此开始,大学为生计担心,为经费闹心,为绩效问责忧心。但也因此,催生了大学顽强的自救能力。市场由此进入大学之中,成为大学的一种基本运行机制。由此开始,大学开始了放下尊严的面孔,开始了经营大学的历程。于是,大学成为了公司,学术成为了资本,教师成为赚钱的工具,“学术资本主义”、“高等教育公司”成为大学的另一个名称。当大学追求利润、资本时,大学教师当然是其中的急先锋。大学教师开始了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有偿服务。一时间,教师“下海”成风,“推广”成潮流。能为大学赚到钱的教师,成为大学中教师的榜样,成为人们心目中新的学术权威。有些学校甚至为此改革了教师职称评审的条件,把“创收”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对待。
媒体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自从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信息获取渠道始,以互联网、电视、博客等为主导的媒体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开始显现出生命力。媒体一旦进入学术生产的场域,媒体就足可以在一夜内让一人成名,如中国特色的“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在他们没有进入媒体之前,他们并不被认为是大师。而进入媒体宣传后,他们的权威立时变得不同。他们的讲座开始爆满;他们的图书开始畅销;他们开始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地赚钱。
官僚型学术权威生产模式:这是一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权威生产模式。从本质上讲,这种生产模式也是切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素来有“学而优而仕”的思想,古代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是如此。在现代大学中,如果科长出现空缺,博士去应聘一定不必惊谔;如果出现处长空缺,有博士头衔的教授去应聘,你也一定要沉得住气,因这既是一种文化使然,也是一种现实环境的胁迫。在现实中,学术型教师一旦当上干部,立时学术水平就会随着行政职务的上升而上升。2009年全国教师名师中,90%的获得者带“长”;2011年国家“973项目”,60%的高校首席科学家带“长”;中国大学的院士校长,有大部分是当了校长后,被评为院士。在中国大学场域中,带“长”的学者可以做学术会议的主席台;带“长”的学者可以在学术会议上做首场主旨报告;带“长”的学者可以更多地受到媒体的关爱。总之,带“长”的学者更易于被生产为学术权威。
五种学术权威的生产模式,反映了大学发展的五种路径选择,也反映了大学的五种个性追求。虽然这五种学术权威生产模式产生有先后顺序,但未来,这五种学术权威的生产模式将共生共荣,交替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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