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实施，中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开始拉开。人事制度改革是大学最为艰难的改革，也是最为必要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之中难之又难的工作是“去行政化”。在这方面，除了先前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启中国公立大学“去行政化”的先河之外，深圳大学、临沂师范学院的去行政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开始了一种探索。比较两校改革的特征，或许给我们识读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一个路径。

虽然深圳大学和临沂师范学院两校之间在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如前者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后者是师范类学院；前者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教育，后果则以本科学士阶段教育为主，等等。但两校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去行政化”目标方面还是有很多可比性：如改革目标、基本路径、行政与学术边界划分、制度效力、组织领导、制度理念等方面。具体见下表：

深圳大学与临沂师院“去行政化”改革比较表

在改革目标方面：两校的目标均直指广受诟病的大学“行政化”，都寄希望通过改革去掉大学中实际存在的“官”，还大学以学术的特质。

在改革路径方面：两校去官的方式有点相似，深圳大学去“官”的办法是把校长变为CEO，说是没有形式上的“正厅级”，实际还是有内容上的正厅级；处级干部改为三级职员（正处级）、四级职员（副处级），可能没有了“处级”，但实际存在的级别等级仍在。临沂师范学院去“官”的办法则是在一夜之间把全校的校级干部以下官员称呼改变，统称为项目“主管”、“干事”和“助理”等。校级干部则在保留原称呼的同时，增加了“主管”的称呼。

在行政和学术边界划分方面：两校有明显不同，深圳大学明确了行政和学术的边界，学校的各级行政官员：校长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不能再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为自己争取学术资源。院长则享受“教师的待遇”，可以从事学术研究。而临沂师范学院则把行政和学术的边界打破，使二者充分融合。一切以项目为载体，以学生学习、就业为目标来实际运作。

在组织领导方面：深圳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在组织领导方面实施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制，由13名普通教授把关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临沂师范学院则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党委是本次改革的总设计师。

在制度效力和制度理念方面：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进来的人是“新人”，而之前的人是“老人”。新人实施的是“非升即退”：在首个合约期结束时，“新人”如若不能通过学校的考评，学校有权解除“新人”合同；而“老人”则是“非升即降”：“老人”如果在考评中达不到要求，则级予降级的处罚。临沂师范学院则是一视同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改革模式：深圳大学由于实行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必使这次改革的时间要拉长至20年才能完成，因而具有明显的改良特征，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模式”；临沂师范学院一夜之间实施新的制度运行模式，是一种“突变式改革模式”。

两校“去行政化”改革小议：

“去行政化”制度的设计前提是明确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以何种理念去设计大学的“去行政化”制度。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是去除大学办学中长期存在的“行政化”思维，变行政化思维为学术性思维，真理不再掌握在领导手里，而是掌握在实际掌握真理的专家手里；去除大学中实际存在的行政化等级，变等级分明为等级模糊，使大学中的各类人员有平等的话语权；去除大学中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决策机制，变“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模式为“自下而上”的学术性决策，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和人员的作用；去除大学中以行政代替学术、行政和学术权力倒置的现状，变行政的管理、控制职能为服务、后勤保障职能。实现了以上四个目标，则这项改革就是成功的。

如果以以上理念去议论两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则深圳大学最为成功的是行政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划分，这种划分会直接导致学校行政职能的转移。当然深圳大学应该警惕的边界划分后的“替代性融合”，即职能部门的领导不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了，但其仍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来为自己的“朋友”服务。临沂师范学院最为成功的是去除大学的行政等级制，减少了行政环节，实施了扁平化管理，这可以使学校工作高效运转。但临沂师范学院要警惕扁平化管理后的集权现象和资源的垄断现象。深圳大学最为失败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不仅使这项改革拉长20年，也让人觉得大学的不公平、不平等，同时也极易使这项改革流于形式、流亡于胎中。临沂师范学院最为失败的是改革中的“目标导向”，把大学工作划分为一个个目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大学改革，更像一次企业改革。至于其它方面的成效，则要看二年后的实际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