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创
奥尔多·利奥波德论生态保护的艰难
2022-12-1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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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多·利奥波德在《环河》这本标志着他生态思想萌芽的著作中,用丰富的经历体验和睿智的哲理故事,为我们分析了生态保护为何会如此艰难。他说:“保护是一种鸟,飞得比我们瞄准它还快。”虽然只是一种比喻,然而形象地揭示了生态保护的艰难。这是因为,体验过射击游戏的人都懂得,即使固定的目标要想瞄准射中,往往都需要很好的眼力、稳定的臂力和肢体默契地配合。更不用说实战的狩猎,即使再高超的猎人也往往会有失手的时候。

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生态保护观念确立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是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倒逼人类必然的选择。然而,真正在社会建立起生态保护,从没有保护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到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从以经济效益为旨归的资源利用到保护优先、遵循生态规律的资源利用与保护,从竭泽而渔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确立,其过程需要社会发展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彻底转变等艰辛的过程。

为什么生态保护这么艰难?利奥波德在《保护》一文中,分析了以下主要的原因:

其一,生态保护的艰难在于,这是一种对生态系统自身的整体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保护。

利奥波德说:“我们开始寻找一种树和鸟儿,为了得到他们,我们必须建立人与土地的新型关系。”要保护一种树或者鸟儿,就是对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实施整体保护。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利奥波德认为“保护是人与土地的一种和谐状态。”这里所说的土地,“它意味着土壤里、土壤上和土壤外生长的所有东西。”因此,保护一种树其实是对这种树生长存活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流域全过程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种树得到有效真正保护。

在生态保护上,我们必须“摒弃保留一个标本就够了的想法”。在面对因生存栖息地受到人为破坏,威胁到物种或动植物生存的濒临灭绝动物或植物进行保护,人们往往采取一种简单粗暴做法,人为营造物种栖息地,对这一物种或动植物进行保护。看似对濒危动植物保护取得了成效,为人类留存了物种或动植物的“标本”,虽然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我们已经不能再发现它们的身影,但这种人为的保护为物种保存了“标本”。

利奥波德认为,这种标本意义上的生态保护是“我们用令人感到舒适的谬误来安慰自己”。人们错误地认为,拥有了一个物种或动植物的标本即意味着保护成功。无论如何,标本并不能代表一个物种或动植物真实存在,只能代表曾经拥有,也无法实现对其生存困境或功能性灭绝事实的掩饰。只能说,这种标本意义上的保护,只是人类自欺欺人的生态保护。标本的存在恰恰是人类对自然犯下错误最好的实证。

让濒临灭绝的物种或动植物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就要对现实中采用这种标本式的生态保护观进行深层次诘问与反思,需要追问物种或动植物存在何以可能?对物种或动植物的保护何以是生态意义上的保护?

利奥波德提出,生态保护我们应学会“根据小螺丝和轮子考虑问题”的方法。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把物种或动植物群落的存在比作一架机器上的的小螺丝或轮子,机械修理师要想使这架机器能够安全平稳地运行,就要维护保养好它上面的每一个小螺丝和转动的轮子。

利奥波德说,“保护好每一个螺丝和轮子是明智的修理匠首要的预防措施。”在美国西部美洲黑熊的消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今天在黄石国家公园里人们仍然能够发现有美洲黑熊的存在。但是在美国西部地区,黑熊却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由于西部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而灰熊的存在对其造成直接的威胁,于是猎人们在保护区的边界上举起了猎枪,对黑熊展开了围追堵截,加之保护区的面积逐年缩小,造成的结果是保护区里的美洲黑熊也越来越少。

我们虽然说,在博物馆里面有美洲黑熊的标本。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这些标本足以安慰都市人的心灵。殊不知,标本的存在恰恰是对人类谬误最好的明证。只有在土地共同体的意义上实施对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因此,利奥波德说,“坚持在尽量多的地方与我们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共同生活,否则拯救行动就是无效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多德的生态哲学被誉为“土地伦理学”,认为生态保护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对土地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因为“土地是一个有机体。它的各个部分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利奥波德幽默诙谐地说,“20世纪杰出的发现,并非电视机或者收音机,而是土地有机体的复杂性。”并且指出,我们通过对土地知识的了解,恰恰显示了人类历史以来是多么的浅薄。

其二,生态保护的艰难在于,这是一种走出经济学逻辑的生态价值观重塑。

利奥波德在《像山一样思考》中讲述了如何去理解狼群的存在?狼群对牛群、鹿群、牧场主、大山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描写旷野中一只郊狼深沉地、骄傲地嚎叫,“每种活着的东西(大概还有很多死了的东西),都会留意这声呼唤。对鹿来说,它是死亡的警告;对松林来说,它是半夜里在雪地上混战和流血的预言;对牧牛人来说,是银行里赤字的坏兆头;对猎人来说,是狼牙抵制弹丸的挑战。”我们可以非常形象地体味到,郊狼生活的区域中不同动物、植物甚至岩石,以及在此生活着的人们都会具有着不同的感知和评判:郊狼的一声嗥叫,是夜路行人的毛骨悚然,是驮马惊扰争逃嘶鸣,是鹿群逃窜搅动岩石嘎嘎作响,甚至是云杉树下夜晚诡异的荫影等。

于是乎,郊狼成为消灭的对象,在美国“一个州接着一个州的消灭了它们所有的狼”,于是猎人们啧啧称赞,“没有狼的地方就意味着猎人的天堂。”郊狼的消灭就意味着大自然中被定义的最大的邪恶的消失。

然而,当人们一路胜利凯歌,宣布着他们对狼群彻底胜利的时候,奥尔多·利奥波德沉痛地看到了失去了狼群的群山的样子,由于过度的放牧,“所有可吃的灌木和树苗都被吃掉,失去叶子的树只有鞍角那么高,然后则死去。一座山看起来好像什么人给了上帝一把剪刀,并禁止了所有其他的活动。”同样,农场主的鹿群、牛群也没有逃脱疾病、死亡和数量减少的噩运,被太多鹿群所疲惫不堪的草原,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也很难得到复原,更有了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

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区分,猫头鹰是“好的”物种还是“坏的”物种。其实所谓“好的”物种往往仅仅是指有更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可以说,这种区分是基于经济学逻辑的讨论。

利奥波德提出,走出经济学逻辑的生态保护,确立“对自然物的高雅的品味”进行保护的逻辑。美国人关于是否消灭狼的政策的讨论争执了长达半个世纪,分别焦灼于是应该从经济学还是生物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辩护。利奥波德审思这样的诘问,“一个没有狼的北部丛林还是北部丛林吗?”也就是说在认知和评价狼群存在的价值时应该从生态共同体的视野来进行,不能仅从狼群对牧牛人的牛群的猎杀、对牧场主利益的损耗和破坏来评价其价值关系进而采取行动。其实,作为生态共同体有机组成部分狼群的存在及其价值首要体现在其土地共同体与大山的关系之中,也只有以生态有机整体的视野才能更准确、全面地评价狼群的价值。

自然资源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工具价值论去定义物种的“好”亦或物种的“坏”进而人为的对其进行干预;不以经济学范式——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走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开发利用之路,我们应该从生态保护的根本目标——为了生态自然本身——去制定实施物种或动植物保护的具体举措。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所揭示的就是如何使生态保护走出经济学逻辑,走向符合生态逻辑的价值观的变革。如果生态保护不走出唯经济论自然资源价值观,遵循着“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实践逻辑,那么我们也就“无法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共土地”,无法找到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和谐之路。

其三,生态保护的艰难在于,这是一种重建和培养人与土地和谐的保护教育问题。

关于保护教育问题,利奥波德开宗明义地讲,“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需要从内部发生,没有人会完全来自外部的观点而奋斗。”也就是说,保护教育问题乃是培养社会公民发自内心对实现人与土地关系和谐自觉认知,而后知行一致自愿的保护实践。

  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态保护教育和人们日常行为改变,是由对公民的教育而实现的由内而外的自觉地行动实践转化。利奥波德把这种基于由内而外的教育而发生的行动改变称之为“理解的激励”,认为“理解的激励应该先行于对于变革的激励。”

这样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生态社会变革是公民生态意识素养的真正具备。只有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才会在行动上给予真正变革的激励。利奥波德认为,“理解的激励”是保护教育问题真正应该努力奋斗解决的问题。因此,确立科学完整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是解决保护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保护教育问题上,现代社会面临着两大难题。

首先,传统敬畏自然价值观是现代人需要警惕的。根植于前现代社会敬畏自然观念源自于现代生态学之前,是一种对自然朴素认知,人类臣服神秘不可知自然意义上的蒙昧信仰敬畏情感。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敬畏自然价值观也要求人对自然保护,但是它确立的敬畏意义上保护的依据是值得现代人去诘问和反思的。因其与现代生态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是不相符的,因而它不能成为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合理基础,因而传统敬畏自然意义上的生态保护很难真正地说服人。

其次,生态教育需要理清以功绩动机为目的保护运动与以谋利为动机保护运动两者逻辑机理的根本不同。我们应无比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出现根本原因是由于人类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及自然生态,乃至对其进行肆意破坏。同时,现代生态保护意识确立也应避免生态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人的需要和目的为逻辑前提的伦理价值观念。因为,这种价值观念根本错误就在于把自然仍然看作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仅此而已。

利奥波德主张的土地伦理学诉求着一种功绩动机的生态保护价值观,认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是为自然生态本身的稳定完整与和谐而保护。正如利奥波德所追问的这些问题,“建设一个美丽的家园,对个体来说是有利的吗?能给他的孩子更高等的教育吗?”其实,当人们在以这样的思问方式追问上述的问题的时候,他背后的逻辑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如何服务于人类的福祉,是否直接能给人类需要提供如何的满足。因此,走出经济主义的生态保护价值观,诉求一种功绩动机的生态保护,就是要从保护教育的根本上为土地经济学寻求伦理基础。

概而言之,生态保护的艰难是因为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意识的确立和保护措施实施是艰难的,需要一个长时段、系统性锲而不舍的过程才会真正实现,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同时,生态保护的艰难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主义工具论自然价值观的反叛和否定,需要全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根本改变,只有走出唯经济论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逻辑,生态保护才能落地生根。生态保护的第三重艰难,是因为这种保护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自身价值观的变革,通过开展科学合理的生态教育,真正实现人们自觉觉醒意义上的生态生活理念的确立和由内而外的生态保护实践智慧的养成。

生态保护是艰难的。利奥波德说,“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逐渐远离任务,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艰难,但它的重要性也随之增长。”生态保护正因为如此的艰难,才彰显它更是那么的重要。也正是因为生态保护的重要,所以再艰辛我们也不应动摇,更应理顺关系,坚持做好。微信图片_2022120222104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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