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当中，归纳与演绎这对范畴像一对乱麻，挥之不去。杨振宁等诸位先生也从归纳与演绎的角度谈到了中国人思维的特点。

   我忽然感觉到，归纳与演绎这对角色确实够条件上纲上线。归纳与演绎确实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也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有密切关联。

   归纳与演绎对于科学倒底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演绎常常意味着开放与探索，归纳则往往代表保守与僵化。

   演绎就是用已发现的各种规律到处（尤其新领域）去尝试，核心是尝试、历险。哥伦布的远航就是一种演绎的精神.此前哥白尼已推测地球是圆的，它使哥伦布相信：他的“老哥们”－自家老哥应该不会骗哥家人！否则，哥伦布不会轻易踏上不归之路。退一步讲，演绎的精神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试了再说。“摸着石头过河”应当近于演绎了。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持有的主要异议之一就是依据自家“摸着石头过涪江”的经历。据李锐回忆，黄万里先生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

   归纳可能近于抄冷饭，搜罗别人的已有判断与结论，加以整理、提炼，并不涉足新领域、也不作新尝试（为了说明要害，此处表述可能有些偏颇）。当然，如发现共性规律，或者发现分歧并作深究还是有意义的，而这其实是属于演绎的地盘了。

   对于离群索居的不合群者，归纳法往往视其为另类、谬论或差错，将其打入冷宫。回归分析方法更是顾全大局，团结为重了。水文演绎方法则注重一事一论，与现状不符合时可以重新演绎。流体力学中“孤立子（孤立波）”（也简称为“孤子”，于1834年由英国工程师斯科特.罗素在野外观察发现）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不能用当时的理论解释，英国科学界长期将其视为无稽之谈。过了约60（1865年）年，有人研究浅水波时，发现kdv方程，竟与“孤立子”一拍即合。不过，在科学圈，孤立子仍然无人问津。又过了70年，到得1965年，孤立子终于时来运转了，美国贝尔公司的两位科学家得到了漂亮的孤立波解。人们开始发现，孤立子是自然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非线性现象。美、英、日等国近年正用光纤孤子进行光通信实验。

   水文数据对三峡等各类水利工程建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峡古洪水调查发现：曾有一个鹤立鸡群的高挂孤点。这曾长期是长江水文工作者心中的痛，但一时又束手无策。水文学家詹道江教授在此方面有着不一般的经历和发现。詹氏开创的“古洪水研究”可归入“演绎法”的范畴。

   以本人研究“水到渠成”释义为例，现今各类汉语辞书不是将其释为“水流到的地方自然成渠”，就是回避本义，王顾左右而言它，仅有一本不太起眼的词典《最新活用成语辞典》释“水到渠成”为“全句是说渠已挖好，只等水一来就大功告成。”在包括台港地区出版物在内各类大小部头汉语辞书或众口一词或不置可否的情形下，《最新活用成语辞典》的孤立释义自不待言。按归纳法眼光与做法，舍去此解合情合理。然而，本人考证发现，唯有此孤立解才是正确的。此等追索唯靠进行新的演绎，现已成文投给《咬文嚼字》，刊用的可能性较大。

   就科学层面而言，演绎更适合作为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归纳不是无源之水，归纳应当建立在大量演绎的基础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多地体现了演绎的精神，从牛顿对“哲学家”的讥刺可以看出，他对缺乏实验性演绎作为基础的所谓归纳并无好感。归纳对于知识增进的贡献建立在演绎积累之上。

   当然，爱因斯坦的头脑实验、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构想可能超越了一般的演绎与归纳，属于横空出世，自当别论了。

   演绎是一个求异精神，归纳则是求同的过程。中国各朝代在思想意识上的大一统、超稳定追求就体现了归纳的精髓。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归纳的精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其集中体现。王阳明格竹子其实也是一种利用现有知识归纳的过程。

   李慎之先生点评王晓波时，曾对其发表的中国人喜欢宏大叙事的观点深有共鸣。

   归纳与演绎在我的心目中拉开如此的档次，与对亚里士多德、伽利略著述及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有关经典著作的阅读思考紧密相关。

  以中国教育而论，归纳法在中学数学中就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更重要、中国人更缺的演绎精神并不鲜明。

  大而化之，当代的中国并不缺少归纳的基因，中国人需要大补的是演绎精神、尝试精神。在社会层面上，积极利用人类的各种现有公理、公论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的探索就非常必要。

  我尽管不赞同轻易宏大叙事，但本文观点仍为宏大叙事体，只能指望辞不害义了。

 

附：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片断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考虑到甘肃和四川两省间应预筹交通，特组织技术力量勘测设计水路连接公路的工程。1938年，四川省水利局着手整治涪江航道，先进行平武至绵阳间的上游段勘测设计。11月，全部工作人员六十人到达绵阳，开始工作。黄万里任总队长，下设勘察组和两个大队。测量工作才进行半个月，黄万里和同事张先仕等刚走过江油旧城几十公里，就接到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游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当时五六个人在船上，船底触石破裂进水，而天气晴好，江水清浅，只没到膝部，大家便下水扶舷靠向岸边，只有测量员卢伯辉和一名工人自恃水性好，离船跳下水去。因为坡陡、水急，河床卵石不停地移动，人无法站住。等到两人倒下想游水靠岸时，不料急流冲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随波而下，最后在下游一公里多处找到两人尸体。等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虽然流得急，怎么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只一层，是多层移动的。两位同事就是因为无法站稳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头被石头撞破而淹死。这一惨痛教训给黄万里留下的记忆是如此之深，以至五十多年后的1993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得历历如在眼前，除了对同事的深切怀念久挥不去，还由于这次沉重的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川江河床有大量可移动的多层卵石这样一个万万不可忽略的基本情况，这成为他日后观察和思考川江水利和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