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的辩证分析
陈昌春
秦汉时期，朝廷重视发展水利事业。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契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以下图片见于《史记》“河渠书”（https://guoxue.httpcn.com/html/book/TBMEMEXV/ILPWTBRN.shtml）。
值得注意的，在“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之后，司马迁似乎举不出一个除害有人抢的实例。所举者皆是开渠引水灌溉或整治运河的兴利与获利之举。除害（防洪、排涝等）而无直接的、显性的经济回报，依托自有资金争言的应当寥寥。所谓争言水利，在除害层面，是汉武帝积极支持用公款落实。更多地是官员们跟风。汉武帝开了好头，后代皇帝不敢不言除害。
“争言水利”的本质，争利而已，自古亦然。利，分经济上的利与政治上的利。司马迁笔下的“争言水利”，也是兼具经济之利与政治之利，经济之利是初心“争言”的根本。政治之利，是后心“争言”的表相。在经济意义上，往往是兴利有人抢、除害没人要。除害类似公益，往往需要国家与政府出手。
那么，盲目的“争言水利”的弊端有哪些？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谈到了“争言水利”的负面影响：“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疎，岂可便行（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514278/）”。”《上神宗皇帝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便是苏东坡积多年经验与体会在水利方面的建言。
解放初期，国家出于对人民的关心，“除害兴利”是基本国策。后来随着防洪排涝工程及建设，逐渐转变为“兴利除害”并举。以下截图来自《当代中国水利史》一书。
《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指出：“政务院提出治淮‘蓄泄兼筹’的方针，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重大革命， 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工作有了可靠的政策保证。所谓‘蓄泄兼筹’，就是在排水泄水的同时，适当注意蓄水。它包 含着蓄水方法和泄水方法配合运用，旨在扩大治水兴利的道路，使水利 事业做到多目标互相结合，达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目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治水方针问题上的争论。”
可以看出，泄是为了排水，蓄是为了农业用水。“蓄泄兼筹”，也就是要求“兴利除害”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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