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中物质的多样性不但意味着能势差种类的多样性，还同时意味着环境对能量传递能力需求的多样性。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能量供体和特定的能量受体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能量传递介体；有些能量传递介体也同时介导着多种具有能势差的物质之间的能量流动。因此，对于特定的环境，我们在看到优势物种相对较强的能量传递能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的局限性；在看到劣势物种相对较弱的能量传递能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存在的必然性。

能流进化论认为，生物在自然界中的价值是驱动自然界中能量分布的相对均衡，自然选择的依据是生物的能量传递能力。特定环境中，能量传递能力越强的生物，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越受自然界所青睐。在自然界与生物之间的关系中，自然界是大方的，因为它将所有的能势差，或者说需求，呈现在所有生物面前；自然界是公平的，因为它给了环境中所有生物面试的机会；自然界是公正的，因为哪种生物的能量传递能力越强，哪种生物介导的能流就越多，哪种生物就越有进化的资本；自然界又是冷酷的，因为能量传递能力难以满足其需求的生物，将会被其所淘汰。在自然界的需求面前，生物个体要存活下去，生物物种要延续下去。在生物的生存需求面前，个体之间以及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普遍存在。无论是哪一种相互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强特定环境中生物的整体的能量传递能力，都是生物为实现其自然价值所作出的选择。

既然生物在自然界中的价值是驱动自然界中能量分布的相对均衡，那么，当特定的能量供体或能量受体消失后，自然界将不在需要介导其能量传递的能量传递能力，也就不在需要具有这种能力的生物，具有该特定能量传递能力的生物将被淘汰。例如，在一片草原上有一头狮子、一头豹子、一只羚羊、还有数不清的兔子，狮子要想存活下去，不但要增强自身捕获羚羊的能力，还要让这个能力比豹子强；不但要以羚羊为食物，即平衡羚羊（能量供体）与氧气（能量受体）之间的能势差，还应具有平衡兔子与氧气之间能势差的能力。如果狮子只以羚羊作为食物，那么当羚羊被吃掉后，狮子也必然被淘汰。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盲目的随机的，是自然界中的能势差或者说能量分布情况主导下的相互作用，生物的生存需求是自然界能量均衡分布需求主导下的需求，这也决定了生物的生存需求不能超越自然界的需求，更不能主导自然界的需求。对于任一环境，物种的杂乱一般是物种之间良性竞争的结果。当其中一种物种展现出超强的竞争力时，物种的多样性降低，同时意味着以生物作为能量传递介体的能量供体种类的减少，因而，对于此时的优势物种而言，福兮祸之所伏。我们人类在与其它生物之间的竞争中展现出了强大的主动性和竞争力。当人类在其它生物面前疯狂展现自己的竞争优势时，难免同时驱动其它物种竞争力的增强，使其与我们人类之间的竞争加剧。例如，抗生素的使用，在增强我们人类能量传递能力的同时，也抑制了病原菌的能量传递能力，病原菌为了生存，耐药性也越来越强，对我们人类的威胁也随之增大。当人类对抗生素的使用超过一定度时，即开始滥用抗生素，就会引发我们人类与病原菌之间的恶性竞争。不难发现，受我们人类干扰越小的环境，物种多样性往往越丰富，说明环境需要物种多样性，需要物种的杂乱。

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渐渐认识的物种杂乱的优势及其重要性，这在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中已有广泛的体现。例如不同作物之间的套种间作、桑基—鱼塘模式、林—果—茶—草—牧—渔—沼气模式等。桑基鱼塘是比较典型的水陆交换生态系统。桑基鱼塘是由基面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为桑肥等各个生物链所构成的完整的水陆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林—果—茶—草—牧—渔—沼气模式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结构。一般先从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入手。根据山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物种生长特性，在高坡处栽种果树、茶树；在缓平岗坡地引种优良牧草，大力发展畜牧业，饲养奶牛、山羊、兔、禽类草食性畜禽，畜禽粪便养鱼；在山谷低洼处开挖鱼塘，实行立体养殖，塘泥用作农作物和牧草的肥料。

总之，杂乱意味着共强，我们应该努力探索物种之间的杂乱优势，将物种之间的恶性竞争转化为良性竞争，从只为自身的利益着想，转变为与其它物种共强，只有这样，我们人类才能繁荣富强、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