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大型学术专著《狂犬病(RABIES)》第18章的译文（7）
前记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GARC)合作，发起制定“2030年前在全球消除狂犬病”的计划。由于99％的人类狂犬病感染都是源于被犬咬伤，只要犬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可将人的患病率降为零。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提前达到目标。中国也很有希望按时达标。
让尽可能多的人全面深入了解犬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将有助于达此目标。目前国际上关于狂犬病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大型学术专著是《狂犬病的科学基础和管控（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简称《狂犬病(RABIES)》。该书最新版（第４版）已于2020年５月面世。该书共有22章，其中第18章是《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现将此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供参考。
犬狂犬病及其控制（7）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2.流行病学和社会经济学框架对犬狂犬病控制的影响(5)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frameworks on dog rabies control）
2.3. 超越“有效性”:探索狂犬病控制的社会因素(2)
（Beyond “effectiveness”: Exploring social dimensions of rabies control）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是这些努力的利益相关方？了解任何特定社区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规范对于整合新思想并产生比个人层面更大的变革至关重要。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Coleman, 1990)、社区内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社区内的等级制度，共同决定着干预措施的实施方式，并影响着社区的优先事项和目标(Feierman, Kleinman, Stewart, Farmer, & Das, 2010)。特别是在考虑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社区干预措施已被应用于多种情境，例如确定个人及其社区的健康成就水平(Berkman & Glass, 2000; House, Landis, &Umberson, 1988)。这些过程是社区和个人赋权(empowerment )概念的核心(Wiggins, 2011)，这一概念建立在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赋权教育（empowerment education）”理论和实践之上（Freire，1973）。几十年来，这一方法在解决各国内部因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ho et al.，2004）。这一哲学理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被视为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和要素组成的多维模型。这些层面包括个人、组织和社区，要素则从最个人化和内部化的（例如，相信自己的能力）到最集体化和外部化的（例如，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组织和社区的需求）（Wallerstein, 2002; Wiggins, 2011）。
在健康领域使用赋权教育与所有这些层面的积极结果有关（Wiggins, 2011年进行了综述），在更个人化方面是增进了自信、自尊、自敬和批判意识（被认为是引向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步骤）(Arenas-Monreal, Paulo-Maya, & Lo´pez-Gonza´lez, 1999; Chang, Li, & Liu, 2004; Delp, Brown, & Domenzain, 2005; Minkler & Cox, 1980; Serrano-Garcı ´a, 1984)，对集体层面的影响则包括增强社区意识、参与变革、提升领导力、团结和倡导等(Chang et al., 2004; Conner, Ling, Tuttle, & Brown-Tezera, 1999; Delp et al., 2005; Rivera, 2003;Valadaz Figueroa, Alfaro Alfaro, Guerra, Aldrete Rodriguez, & Mendoza Roaf, 2000)。赋权教育还与促进健康的行为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建立应对广泛健康挑战的社区能力方面。例如，通过培训农村妇女作为健康促进者，在洪都拉斯普及了烧开水的习惯(Minkler & Cox, 1980)；通过建立健康教育小组，在墨西哥农村社区促进了饮食习惯的变化 (Valadaz Figueroa et al., 2000)；在尼加拉瓜的赋权教育项目参与者中减少了与杀虫剂的接触(Weinger & Lyons, 1992)。这些改善措施也已在提供者层面得到报告。例如，针对台湾护士的赋权干预措施导致了心理赋权、工作效率和日常实践中的创新的提高(Chang, Liu, & Yen, 2008)。 从集体角度重新审视狂犬病消除问题，即个人共同行动以实现和保护公共利益，仍然是一个挑战。 在干预措施的实施方面，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模式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尤其是这样（Long，2001）。然而，可以从全球各地的许多案例中学习到无数经验，这些案例在开发、保护、教育和卫生等多个领域中应用赋权教育方法实现了集体变革。
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特征可以影响个人的行为，比如那些更“个人主义”的人与那些更“集体主义”的人之间的行为。虽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可能不会对社会群体使用这种有限的参考框架 (Feierman et al., 2010)，但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文化规范和规则确实会影响个人和集体的行为、信仰和规范。例如，有人认为，与更个人主义的社区相比，具有强烈团结意识、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的社会，强调群体身份和合作以实现群体目标(Fjneman et al.，1996)，可能为成功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答案(Siegal et al.，2009)。这些文化和背景因素对于人们如何对卫生干预措施作出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从设计阶段到实施干预措施时加以考虑。从乳腺癌的生存模式(Lim, Gonzalez, Wang-Letzkus, & Ashing-Giwa, 2009) 到饮食失调(Orji & Mandryk, 2014)等问题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在承认人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的同时，深入了解个人的处境和对集体单位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需要在多个尺度上做出哪些改变。这为支持个人从个人赋权转向集体赋权提供了机会，这可以扩展健康改善的范围。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D. Knobel et al.,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in: 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 4th edition, https://shop.elsevier.com/books/rabies/fooks/978-0-12-818705-0
相关博文：
1. WHO和OIE共同倡议：2030年前在全球消除狂犬病 2015-12-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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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威的大型学术专著《狂犬病（Rabies）》最新版已面世20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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