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大型学术专著《狂犬病(RABIES)》第18章的译文（6）
前记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GARC)合作，发起制定“2030年前在全球消除狂犬病”的计划。由于99％的人类狂犬病感染都是源于被犬咬伤，只要犬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可将人的患病率降为零。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提前达到目标。中国也很有希望按时达标。
让尽可能多的人全面深入了解犬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将有助于达此目标。目前国际上关于狂犬病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大型学术专著是《狂犬病的科学基础和管控（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简称《狂犬病(RABIES)》。该书最新版（第４版）已于2020年５月面世。该书共有22章，其中第18章是《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现将此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供参考。
犬狂犬病及其控制（6）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2.流行病学和社会经济学框架对犬狂犬病控制的影响(4)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frameworks on dog rabies control）
2.3 超越“有效性”：探索狂犬病控制的社会因素(1)
（Beyond “effectiveness”: Exploring social dimensions of rabies control）
社会行为与文化机制与健康之间的关键性相互依赖关系已得到广泛承认 (Anderson, 1998)。基于坚实的流行病学证据的健康干预措施，如果缺乏对广泛的社会过程或理论的理解，或者对干预措施所处的情境的了解，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McKinlay & Marceau, 2000; Power et al., 2004)。这些知识差距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会尤为明显，在这些环境中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交付机制往往只关注减少风险，而没有考虑受影响人群的需求(Long, 2001)。探索干预措施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显然是理解可能促进健康干预最佳参与情境的重要的第一步。在贫困人群中，从基础设施问题到医疗保健的可及性、可用性和可负担性等众多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依从度。有必要理解和参与这些更广泛的问题，以及可能使社区建立抵御其面临的疾病威胁能力的进程。然而，这些方面往往被忽视，尽管这种理解对于提供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Reidpath et al.， 2011)。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参与疫苗接种运动的人：那些带动物去接种的人，他们所在的更广泛的社区，以及实施这些接种运动的人，从而会影响到是否能达到所需的覆盖率。
进一步的复杂性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现象不仅在个体层面上发生，无论是对于干预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而且它们还影响到这些个体可能关联的不同背景(“社区”或机构)，例如家庭、邻里、同伴群体、工作场所等。这些关系、环境和约束可能会对个体在提供干预措施或为自己、家人或动物寻求医疗保健方面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社会经济特征、共同价值观、社会规范或结构性约束不仅影响个人，也影响更广泛的群体。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社区”的界定可能不是那么明确。它们可以包括由地理、亲属关系、宗教、利益和思想等因素联合起来的群体。在集体参与一项活动可以对公共利益做出重要贡献的情况下，人们所处的更广泛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 (Siegal, Siegal, & Bonnie, 2009)。
大规模的狂犬病疫苗接种计划体现了这一问题。与其他免疫项目类似，狂犬病控制需要在连续的犬疫苗接种运动中保持大规模、持续的参与，以实现群体免疫，从而为特定地理区域的整个社区带来健康和福祉。如果一小部分人群不愿为其犬只接种疫苗，其他人的行为仍能带来一些益处。然而，如果参与度不足，疫苗接种率将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威胁到公共利益，并可能导致持续的传播和人类死亡。经常提醒在疫区应增加犬只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参与度(Bardosh et al., 2014; Lembo et al., 2010)。然而，关于影响个人对公共福祉和个体利益贡献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当这些利益并未被明确感知时，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问题。设计旨在实现持续参与以中断狂犬病传播的项目时，需要考虑这些干预措施对个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社区和整个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个人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社区和社会环境。
从个体层面来看，从经济角度出发，重要的是要考虑参与者面临的相互竞争的日常任务，以及这些狂犬病干预措施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如何提高其重要性以鼓励参与。考虑到涉及狂犬病传播的物种并非经济商品，也不会像其他动物物种（如家畜）那样在家庭中得到同等重视，这些考虑尤其有必要(Meltzer, 1995)。在贫困社区中，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着众多其他挑战，狂犬病控制往往会被忽视(Bardosh et al., 2014)。这些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是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将对非家畜物种的动物健康问题的控制放在优先地位，尽管这些问题对公共卫生有重大影响 (Lembo et al., 2011)）。这些看法（卫生保健提供者和接受者的看法），加上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如广泛的全国私有化政策或在许多狂犬病流行国家从传统公共卫生服务交付模式的转变(Basu, Andrews, Kishore, Panjabi, & Stuckler, 2012; Price, 1988)，可能会影响家庭在狂犬病控制上的意愿和能力。将狂犬病控制干预措施围绕着保护一种公共利益而展开，其好处将惠及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这将是朝着更好地认识、创造和保持集体行为的关键一步 (Siegal et al., 2009)。这需要首先了解这些环境，然后将社区及其卫生保健提供者纳入规划和实施过程，以提高可持续性。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D. Knobel et al.,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in: 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 4th edition, https://shop.elsevier.com/books/rabies/fooks/978-0-12-818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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