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貌似是学校图书馆评的“阅读之星”，图书馆让我写了一篇“我与图书馆的故事”短文，要求我推荐两本书，然后学校图书馆公共号发布了出来：链接
这是短文：
“人们一旦使用科学方法，就远离了创造。方法是人类应付世界的行为手段，它是经过思维的东西，一切原初的、深刻的认识和真正的智慧都被创造者省略掉，创造者保留下来的仅是一组精炼后的、优化的可执行程序。研究者使用成熟方法，就意味着戴上了方法发明人定制的眼镜（脚镣），使用规定好的范畴、概念、思维模式来应付世界。科学方法是一个生育程序，只要将对象塞入到恰当的模具中，就能程序化出产相应的新知识，然而，只能产生出略有才华的作品、对创造者的模仿和一切旨在为现时需要和当下事物服务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创造没有关系”。------这段陈述来自我的博士论文，而我在南理工博士生生涯的主要研究对象便是“方法”，顺着陈述，简要讨论创造与阅读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校园里接受科学训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最终目的都是要去创造新的科学理论。然而，创新和创造是两回事情。如果我们完全借助教科书既定成型的科学方法，那么实际上只会从事两项工作：其一是移植研究，在已验证的“方法结构―适用范围”内解决问题，创新点在于变化研究对象和问题。其二是迫真性研究，指通过线性堆砌现成方法、增加研究论文方法结构的整体复杂度来实现创新。这两类活动可以导致创新，但就像我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它们不会导致创造（原始创新），反之，两种创新模式分别对应“不断复制”和“精细化”两种现象，两概念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人们对“内卷”的定义。
学术界追求原始创新，与艺术界追求美的原始发生，两者具有共识的价值、共鸣的精神，原始创新实际上与“美”等价，创造的本性规定了它不能照搬任何既有的认识，它依赖想象力的原始发生而不是形式，简言之，创造活动依赖的是思辨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科学方法。这些思辨方法从哪里来？实际上，它们只来自于人类哲学家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形而上学研究是关于人类先验认识问题的研究，与具体经验没有关系。这种脱离经验的一般性关注，可以投射并作用在广袤的经验层面，能够在创造活动中发挥知识信念功能、引领经验层面多样性的繁荣发展。哲学家研究认识问题过程中使用到的方式方法（碎片）、理论成果（整体）都可以转化为思辨（维）方法。按照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不同社会分工的专家推动其进一步转化：哲学家负责发展出相应哲学理论、而领域专家则发展出经验理论与方法。比如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弗雷格，他在1884年出版《算数基础》绪论中提出了“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这个命题经过近150年不断的经验化和领域化之后，具有了一个路人皆知的面貌----大语言模型关键技术，词向量技术。
数据开源的当下，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助互联网就接触到各种学术资源。然而，网上能够看到的，只有那些被固定下来和清晰明了的、形成确定方法论并被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东西。真正的智慧实际上仍然深藏在哲学专著当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和雕琢。这些智慧材料在经验化、领域化之后，就会形成原始创新。
稍加观察就能发现，任何学校总是将图书馆置于高校的地理中心位置，我们能够猜到这是便于所有人方便获取文献资源的缘故。那么，我们应能领会南理工图书馆的用心：一楼陈列的文献资源，必然是图书馆员心目中最重要、利用率最高的那部分。哲学类书籍就在一楼，随时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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