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反科学实在论:抛弃大写“研究方法”制约;反规范主义:放弃方法术语的客观性;反对方法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想”
重建:“方法”取代“研究方法”,学术创新是“方法结构”导致的结果;“描述”取代“规范”,恢复“方法结构”与学术创新的整体性;语言优先,用形式语言清晰的表达“方法结构”
(李博闻.面向方法论知识的方法结构分析理论探索性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4.)
以新实用主义者姿态反思传统方法研究观念
(1)反科学实在论:抛弃大写“研究方法”制约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是活跃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流行立场[1]。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知识”和“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意味着事物存在于外部世界中,并且独立于个体的主观观点与情感而可以被观察、测量和描述――这是科学实在论观点的粗略说明。
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研究方法”倾向被看作大写客观存在之物,一方面,是独立于思想之外具有“客观性”的认识对象,我们可与“研究方法”面对面,通过实证方法解读它的客观事实、讨论它却不能改变它。一旦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实在论家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研究方法”设定先验的实在前提、会框定其概念边界和内涵,同时理想化地设定“研究方法”界限,大写的“研究方法”与作为后来者的“算法”“模型”等其他理论术语是严格区分开来的。
科学实在论引发了人们关于“学术创新”的认识错误,同时,这也是社会科学常见的简化论错误:主张大写的“研究方法”在学术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用限定于“研究方法”的实证来分析和解释真实世界发生的学术创新活动,这种理性主义的叙事特征只能是对现实的高度裁剪,尤其伴随着“复杂化”趋势,日益丰富的“技术”“算法”“经验框架”“软件工具”“实施仪器”等对产生科学知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反规范主义:放弃方法术语的客观性
科学实在论另一个危害,是使得人们相信研究论文中的“技术”“模型”“软件工具”“研究方法”等理论术语各有所指,并且,它们有着根本区分。科学实在论者首要任务便是研究不同“客观方法”的本质、增进对它们的认识。如图所示,按照这样的思路,就能理解为何学术界执着地推进“方法术语统一化”和“方法使用规范化”。
方法研究的规范主义进路,是用观察者制造的话语体系来取代研究者的话语,问题在于:科学知识具有社会建构性和文化依赖性,“研究方法”实在性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被塑造和解释的,“方法”话语恰恰是处于问题中心的研究者建构出来的。规范主义的方法实证研究离不开讨论方法的划界和术语消歧问题:哪些是“方法”,哪些不是“方法”,规范的指称应当是什么。仁智互见的规范使得方法研究行走在意见之路[2],相对主义成果让传统方法研究陷入泥潭。
(3)反对方法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想”
在一般意义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3]。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得人们以“客观方法”为认识基础,这几乎也是方法研究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人们也预设了“学术创新―方法”二元对立,使得原本具有联系性和整理性的学术创造被割裂开来。
当价值与行动割裂,再以二元对立思维来研究创新问题时,就会走向本质主义。源起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认为事物固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或实质[i],本质主义立场的自然推论是:我们一旦找到并把握住“创新”某种本质,便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原始创新”问题,然而,通过把握创新客体(发现或发明的事实)本质批量制造出来的“原始创新”,便不是原始创新,宣扬创新主体(创新承担者)本质学说,如“顿悟说”“天赋说”,又助长神秘主义和英雄主义科学观。用本质主义思路展开创新研究来激励创新,是一种虚妄的幻想。
以新实用主义立场重建方法研究观念
(1)“方法”取代“研究方法”,学术创新是“方法结构”导致的结果
科学实在论对于方法研究无疑是灾难性的。课题提出的方法研究新观念是:首先,抛弃大写“研究方法”,将所有参与学术研究的各种行动的因素统称为“方法”;其次,看待方法规范性问题上,主张任何规范只不过是脚手架,完成历史使命就可以调整甚至抛弃,我们对“方法”的任何态度应随着时间和研究进展而调整;第三,学术创新问题上,学术创新的中介桥梁就是“方法结构”,而不仅仅是“研究方法”:具体研究中,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不同类型“方法”并非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确立的相互关系和组织秩序协作起来,它们作为整体中的要素综合于具体的科学理论创立和解释过程之中,整体结构使得不同类型“方法”的功能在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得到加强和提高,促使研究的有序程度发生质变性飞跃,同时,方法结构不同,整体则呈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
(2)“描述”取代“规范”,恢复“方法结构”与学术创新的整体性
在哲学的领域,“科学实践哲学”“科学实验哲学”都对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混乱现象表示出极大关注,主张对科学实践具体与细微的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科学乃至哲学基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课题主张以“描述”取代“规范”,以一种描述主义进路来研究方法问题。一方面,用真实的、联系性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取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恢复“方法”与“方法”、“方法”与“创新”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进而来克服传统方法研究对于学术创新具体与细微的忽略与漠视。另一方面,“方法结构”自身就是对学术创新过程的表征,具有类似于实验在科学中的关键作用。描述主义进路有助于将“学术创新”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行进性特征表现出来。“学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而“方法结构”则具有着确定性,“发现的语境”有助于显现“学术创新”的语境性、异质性和偶然性特征,进而揭示某些学术创新有关的盲点。
(3)语言优先,用形式语言清晰的表达“方法结构”
分析哲学强调语言具有可分析性,研究文献是作者表达“学术思想”的载体,因此,课题向分析哲学的精神靠拢,一方面,主张语言优先:从语言角度来展开方法研究,并通过语言分析来丰富方法论(学)知识。另一方面,像分析哲学那样,用逻辑来关照“方法结构”。为实现这个目标,“方法结构”应当关注对“方法关系”特征的描述与考量,用逻辑方式来表示“方法关系”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系统。当研究文献中的“方法结构”被一种清晰方式刻画出来,“方法语言”“方法行为”“方法思想”三者之间便有逻辑上的同构关系,分析“方法结构”就可以理解其中的“方法思想”,甚至拨开作者意图的面纱获得“创新思想”,这条分析路径能够将方法研究推向理论纵深。
注[1] 科学实在论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具有密不可分的思想关系,简言之,实在论和唯物主义都认为物质世界真实存在,强调经验和感知在认识世界的重要性,鼓励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来认识客观世界。具有唯物主义哲学底色的中国社会科学,占据主流的实证哲学一直在为经验性质的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
注[2] 巴门尼德认为“变动不拘”是万物本质,“方法”划界讨论,是不断变化的,因人而异,不能作为获得真理的材料,这是一条意见之路。
注[3] 由于传统哲学是以一种二元论思维方法,以求真为目的的认知形哲学。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已经熟悉并接受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随着近代科学的昌盛,人们越来越相信,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是那些能够用数和量的方式加以测量的,不能够被测量的部分被归为“心灵”,因此,近代二元论形态从“本质―现象”的转换为“思维―存在”“心灵―世界”“自然―社会”的主客二元论。
[i] 陈亚军. 将再现型哲学奠定在实践型哲学的基础上——一种实用主义的构想[J]. 哲学研究,2021(9):1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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