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明
上大学的幻想破灭了
2022-7-6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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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幻想破灭了-----艰难孕育的梦终于实现了(2)

1970年初,因为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被解放出来后,重新被“三结合”起用,分配到江苏省财政厅工作。我家从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省财政厅宿舍,那时银行尚没有独立,也在省财政厅内。因为搬家到华侨路平家巷,进入了南京十中的施教学区。转学时,鼓楼区教育局负责的科长,不同意我转进南京十中,而让我去另一所学校。我以一个初一学生的身份,天天去教育局磨,反复申诉各种理由,纠缠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上班开始一直到下班才离开;科长终于被逼得不耐烦了,才同意转学手续,推给了十中。到了十中,十中负责人也坚决不收。幸好,旁边有位女老师愿意收我。她叫劳元丽,四十多岁,微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的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大学生,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样,我的惊人之举,打破了十中不接受转学生的惯例,成为一位成功靠自己力量实现择校的初中生!

一进中学,学校天天组织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校园里,大喇叭震天动地,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中学前身是汇文书院,也是金陵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华创建的教会学校。为报答劳元丽老师收留的知遇之恩,我也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模仿运用当时盛行的张春桥、姚文元笔法,批判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掠夺。其实,我们既不了解教会学校,也不不了解美帝的阴谋诡计,什么都不懂,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我的阅读水平与范围,小说主要是《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诗歌是《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基本属于“毒草”范围;评论文章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能够读懂一些,其余的几乎读不懂。可能是,张春桥、姚文元没上过大学,比较通俗易懂,有都是极左的文章,没什么学术含量。我是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新街口广场大字报栏上,刊登过我的几篇文章,有调查报告,有学习体会。

我们中学是对外开放的学校,经常有外宾来访。我参加过接待的外宾,比较出名的有,曾任燕京大学的教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19—1972.2.15)夫妇,以及陪同者、燕京大学出身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领袖黄华(1913.1.25-2010.11.24);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是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文革结束后,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贝特兰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污蔑中共现在的党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我开始接受十中老师们的“启蒙”。吴让老师(政治)读给我们听《爸爸教我写文章》,我知道了书也可以“站着读”。林敏(原十中党支部书记,),以老革命的道德良心,悄悄地将约我写的书评退给我,千叮咛、万嘱咐将其毁掉。那是一篇阅读周赤萍(1914-1990年)中将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的读后感,我还敏锐地将《解放军画报》上署名峻岭给林彪拍的那张光头读毛著的摄影作品联系起来。她的这一惊人举动,安全地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很快,“九一三事件”陆续公布了,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给我的震惊巨大。“变相失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没有“我不相信”的气魄,只是有了一点点的怀疑。以后开始对“政治谣言”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在甚嚣尘上“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劳元丽(英语,班主任)、顾荣爵(语文,班主任)、戴玉仙(化学,副班主任)、唐绍密(数学、物理)、孟昭华(物理)、史济芬(数学)、冯世森(语文)、徐美钰(音乐)等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心灵慰籍。还有,在图书馆“改造”的宋家淇(语文,书法家)、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夏国炯等老师对我私下开放“图书馆”,孟昭华、戴玉仙对我单独开放“实验室”,开启了我最初的“科学生涯”。没有教过我课的老师,也给我很多指点与帮助。 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刚“放出来”的喻旭初(因“五一六”问题被学校关押),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对我一个人说“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

叶明初中毕业这书.jpeg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初中毕业证书

 

我们这一代人,凡属上高中的,并不像老三届那样大都是奔着大学去的。1972年年初,不知学校为什么改制,由夏季毕业改为冬季毕业。我的二年半初中即将结束,按规定有个分流选择。以出生年月为界限,1956年出生的,通常推荐上高中;1956年以前出生的,通常直接毕业分配工作。当然也有不合规定者,自己提出申请可以另选,但需要通过审批。由于当年政策多变,很多人认为,中学毕业就能分配工作,赶快抓住机会;否则高中毕业后,或许那届毕业生可能只能下乡。我选高中并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也没有惧怕下乡的担忧,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同年7月,发生了一场周培源文章引起的风波。在周恩来总理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1906.10.2-1995.11.19日)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北大把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还强调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周培源立即撰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宵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隐含提出从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大学生,以此对抗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当年,周培源的文章提出,从中学生选拔一批理科基础好的上大学,几乎是恢复高考的先声,周培源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先驱。这段历史,我们都记得。周总理的批示和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作用,导致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使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一些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我们才有机会,好好学习了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可惜时间太短,只有一二年的时间,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又陷入一片社会动荡恐慌之中。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我们的校长李治中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文革后做过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我的数理化老师都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以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身份毕业,是诺奖得主杨振宁的学长。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那届物理系毕业生一共只有十几人,十分稀少与精贵。不知他为什么会来中学教书,尽管是文革前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教师。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口京腔,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文革结束后,戴老师调进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还翻译过日本的一个部著名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在东课楼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比较兴奋。在这些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他们从来不敢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蚀拉拢青年学生。此时,我对于大学生活,开始有了无限仰慕之情。当然,觉得上大学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973年进行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全国高考。增加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文化考试采取开卷形式考试。考试后由于张铁生的一封信,考试成绩就作为参考,基本上按1972年的推荐制招生。推荐制招生办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推荐保送办法。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与我没有一点儿关系。    

     叶明高中毕业证书.jpeg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高中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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