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标签”。比如给地方贴标签，说某地是暴力城市或网红城市等；给人贴标签，比如神童、五道杠少年等。有的标签不一定是故意添加上去，但是长期的、多数人共同的认知偏见，也会给一些人和事物打上标签或者烙印。比如苏轼的标签——豁达。
苏轼的性格只是豁达吗？天生就是豁达吗？我想如果我们用这个单一的性情标签去认识苏轼，大概会有一些偏差。
无论是贴给别人的标签，还是自己贴给自己的标签（或者所谓人设），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和认知。
我以前一直以为苏轼就该是豁达的，就该是个乐天派。但是后来我读到《寒食帖》，当我看到“死灰吹不起”的时候，我明明感觉到当时的苏轼是一种绝望的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与一些后来解读苏轼的文学作品中所一再强调的豁达根本联系不起来。
当我了解到《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与《寒食帖》创作于同一个春天，甚至前几天看到郦波在一个视频上说，这之间只相差了几天，我简直无法理解这种心情的巨大转变。
显然，这是带有机械主义的认识。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心情不好；而过几天性情好了，甚至180度大转弯。在寻常人身上这不是很正常、很常见的吗？为什么苏轼就不可以？
前两天看到一个链接中说，苏轼在元丰五年春天的这个巨大转变，源于苏轼决定归隐田园。是这样的吗？我怀疑这是一种从结果出发倒推的结果。它未必是真实的。
我之前读过一遍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间久了，很多内容已经记不住了。不过，林语堂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写苏轼，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文学化的想象。现在手头有一本曾枣庄的《苏轼评传》，从考证的角度去描述苏轼的真实履历，并做有根据的解读（基于苏轼和同时代人的诗词作品、日记、史实）。我想曾的评传，可能会比林语堂的小说更接近真实。
我现在读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初期。苏东坡写了很多反对的材料。后面接着就会有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前面那个链接说苏在元丰五年（被贬黄州第三年）经历了心理上的巨大转折，心理已经淡入止水了。我看未必。如果苏轼真的放弃当官这条路，那就不会有后面的两次被贬。
一定程度上，“作官”也是苏轼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谋生之道。因为除了诗词歌赋，他似乎并没有别的手艺。苏轼家更没有丰厚的家底，否则也不会出现把一个月的开销全部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一串（铜钱）来限额使用。
所以苏轼应该不会像他诗歌上写的（或后人对他的浪漫化曲解）那样淡薄、放浪。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苏轼同样要看上司的脸色。相对而言，苏轼的家庭收支盈余状态，可能远远不及陶渊明。陶渊明隐居不仕，还有饭吃；苏东坡贬到黄州，名义上还是个官，但是只能煮野菜吃了（空庖煮寒菜），后来条件好一点了还是自己去开荒种地（东坡）。
一个人咽下了全部的苦，还要笑着跟你讲苦中之乐，那不是他不够苦，也不是豁达。那是他对抗命运打击的强颜欢笑。
我想我们今人一再地认为苏轼是可爱的、受人敬仰的。这些正面的形象，绝不是因为他的急流勇退，也绝不是他在乌台诗案后决心归隐田园的躺平，这些都是误解。
我们没有必要为苏轼贴标签，也没有必要给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贴标签。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那是他老年时对自己人生各阶段的总结。但这不意味着他在当年就是这么给自己设定目标的。
谁说四十就一定应该不惑呢？人生有苦也有乐，有迷茫也有清醒。好多事情，我们个人之力，决定不了。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备受打击的时候，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在取得一点成就的时候，提醒自己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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