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存在“兴”的写作方法，这是事实。但《周易》的“兴”和后世《诗经》的“兴”有很大不同。《周易》虽然也通过描写景物、现象等环境来“起兴”，但它选择的“起兴”之物，和后面的内容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甚至直接用于后面内容的推理。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兴”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之前的博文说过：“兴者，有感之辞也（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意思是作者看到周围的环境、景物或其他事物，有所感触，然后引发了后面的内容。
为什么会出现“兴”这样的写作方法呢？既然诗歌有主题，为什么不直接进入主题，而要先进行铺垫呢？
这其实和人类的认知模式有关。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认为：人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息处理工具。当我们看到文字、听到声音时，人脑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来接收和处理信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每秒只能处理大约10比特的信息”，这个速度其实非常慢。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欣赏音乐或观看艺术创作时，提前接收一些作品的背景、环境等信息，可以减轻人脑在处理信息时产生的焦虑，同时也能促使大脑做好处理大量信息的准备，甚至会产生我们称为“欲望（动机）”的生理反应。这样，在后续处理作品的主题和关键信息时，做好充分准备的大脑反应、联想和推理的效率就会更高。
一些优秀的作品，能更大程度地改变读者或听众的大脑认知模式，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反应。比如，有人会更欣赏作品，有人会觉得感动，有人会迫不及待地想与人分享。人们把这个过程归纳为“审美”。
古人当然不懂这些科学理论。但既然阅读和欣赏作品涉及到自身的身体反应，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总结这些反应，并按照总结出的规律去做，这就是所谓的生活经验。
《周易》可能是中华文化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书籍。从“兴”的写作手法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思想家（记录者）对文学规律的自发运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周文王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既然“兴”是古人对文学规律的自发应用，那么为什么《周易》和《诗经》在“兴”的运用上差异那么大呢？ 我们上一篇博文说过，《诗经》中用来描写环境、景物等“起兴”的语句，和后面的内容关联不紧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比如《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和“淑女”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实还是有关联的，只不过相对独立）。而《周易》的“起兴”语句，往往和后面的内容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甚至直接参与后面的推理。比如《周易·屯卦》“乘馬班如，求婚媾”，意思是“骑在马上，马蹄（踏地）发出‘班’的声音，我们去求亲”。“求婚媾”在逻辑上是在解释“乘馬班如”，两者构成同一个复句。
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文学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思维中，人们不了解事物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总是把人物或作品神圣化和绝对化。比如，孔子被看作“至圣先师”，似乎他一出生就达到了思想的顶峰；《周易》被看作“博大精深”，似乎包含了宇宙间所有的道理。然而事实是，从《周易》到《诗经》，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从模糊到深刻，对文学规律的应用从简单到有意识地规范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周易》中“兴”的“起兴之语”和后面内容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周文王是文字书写文学化的先行者，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兴”的重要作用，“起兴之语”还不能独立承担文章的结构功能。
周文王虽然模糊地认识到了“兴”这种表现手法，但在当时文字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汉字数量较少，语法规则也比较粗糙，把句子表达清楚是第一位的。“兴”只能和句子表达融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那时连句子都还很难说清楚，又哪里有空间去考虑“兴”的表现手法呢？
比如我们前面博文提到过的《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意思是：“摸着她的小腿，（我知道）这样（沉迷于女色）不好，（但是它可以让我）在家里（生活得）更好”。我解释说：这个句子反映了周文王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这种诱惑。所以“凶”和“吉”这两个矛盾的词就同时出现在了一句话里。这个句子明显缺乏连词（不是周文王不想写，而是那时还没有连词），所以“凶，居吉”这样具有明显并列转折关系的两个词，被周文王生硬地罗列在一起。我相信，别说是现代社会的我们，就算是春秋时代的人，在没有别人的解释下，也很难读懂这个句子。周文王在有限的文字条件下，将要表达的关键意思，以凝练、简洁、有韵律的方式进行排列和组合，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又怎么会考虑到，句子前面还要单独的“起兴”呢？ 这就是《周易》的“兴”与句子融合紧密的原因。
也就是说，《周易》中“兴”的表现方式，既是由那时的文学技术特点决定的，也是由人们对“兴”的作用的模糊认识决定的，它只能融入到句子当中，成为句子的一部分。
《诗经》则完全不同。
《诗经》中各篇诗歌的写作时代晚于《周易》。在这个时候，“诗”的写作风格也逐渐成熟，人们创作时对篇章的节奏和韵律有了明确的要求，“兴”也就独立出来，作为篇章整体的一部分承担引导功能。
我们拿《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和《周易·经·渐卦》来比较：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锺鼓乐之。
这篇诗歌四字一句，同时有明确的韵律，是典型的“诗”的风格。换句话说，作者在写作时，就知道自己在写“诗”（我们不去追究当时把这种文体叫做什么，只是按照现代的概念来称呼），而且这种被称为“诗”的文体，在节奏和韵律上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
我们再来看《周易·经·渐卦》：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御寇。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在这篇卦辞中，我们可以肯定前面有四字一句的“兴”，但是后面的文字就不同了。它虽然也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但这种韵律和节奏比《关雎》要差很多。它没有固定的格式，也没有固定的韵脚要求，只是根据要表达的内容，由作者自行组织和安排。这种文体当时怎么称呼，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就是歌谣的“谣”，当时借用了“爻”字），那么作者周文王知道自己写的是诗歌吗？很难说，他可能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文体成熟后的尝试（比如长短句），而是还没有形成文体时的尝试。在文字尚未成熟，连句子都不好表达的时代，做出这样一种尝试是难能可贵的。
也就是说，在中华传统“诗歌”的历史发展演化链条上，《周易》和《诗经》分别是链条早期的两个点。《周易》在前，《诗经》在后。《周易》作为开创性的作品，甚至还不能被称为“诗歌”，它表现出对“兴”这种写作方法的初步尝试。正是周文王的尝试，直接影响了后世《诗经》的文风，使“兴”逐渐成为成熟的模式，从而被文学理论家归纳和总结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这才是《周易》和《诗经》中“兴”如此相似，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今年我打算写一系列关于研究《周易》的博文，如果您对《周易》感兴趣，欢迎加我好友或者关注我。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推荐给其他人，让更多人看到。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洪颖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303836-1469817.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