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凤凰花开的路口，是又一年的毕业季，也是下一年研招时。

上周与版纳植物园几名环境教育方向在读研究生线上讨论：她（他）们对环境教育研究&实践、研究课题（学硕&专硕）以及未来职业的疑问与期待。初步整理了共性问题后发现，其实这些问题也曾驱动着我们一路走来。为此，想尝试着通过整理一些代表性文献、结合多年实践经验，以回应一部分她（他）们的疑问，同时也督促自己朝着环境教育领域更深点儿、更广点儿的方向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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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与共识中诞生

每当谈及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历史时，总会让人忍不住眉头紧蹙——国际上有关首次使用“环境教育”一词，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其中一个主流观点：John Disinger认为“环境教育”一词的首次使用是由 Thomas Pritchard（时任威尔士自然保护协会的副主任）于1948年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然而，近年英国学者Justin Dillon（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长期开展科学与环境教育研究，英国环境教育学会主席、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主编）等提出质疑：英国自然保护协会于1949年成立，据考证Pritchard是在1967年才加入该协会的，并且Pritchard本人也曾在欧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上提到“环境教育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使用，早年间一直被称作保护教育”。

另一个主流观点：“环境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英国基尔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教育学大会中，当年大会的主题为“1970年的乡村”，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教育代表讨论当时出现的乡村教育问题，并就教育与环境给出了许多结论和建议，其中就包括将环境（Environment）与教育（Education）结合起来，组合成“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同时，在英国莱斯特召开的大会上，参会代表们建议成立环境教育协会，从而使社会各领域能共同致力于开展改善环境的教学。

尽管这些观点仍存在争议，但学界似乎已默契地形成共识：“环境教育”一词正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环境保护运动的教育层面术语。国际上环境保护运动的源起可追朔到1962年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直接推动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著名的《荒野法》。自此以后，环境问题（如：“污染”“臭氧层”“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甚至“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等术语）逐渐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教育作为教育届的独特领域应运而生、演进发展。

环境教育的定义与重新定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环境教育呢？

关于“环境教育”的定义同样也是一个持续争议、不断被更新的议题。尽管如此，学界比较认同一致的是：早期William B. Stapp（1969年），贝尔格莱德宪章（1975年）和第比利斯宣言（1977年），以及Arthur M. Lucas（1979）对环境教育的定义至今都有着标志性意义。

1969年，环境教育的专业学术期刊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71年更名为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正式创刊，当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William B. Stapp（被称为“环境教育的创始人”）带领他的学生团队，讨论了早年保护教育（过于描述性，过于关注自然系统）与户外教育（局限于利用户外活动来丰富学校课程）的不足，以“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为题，在创刊号上提出首个环境教育的概念框架。Stapp等认为：环境教育旨在培养公民——了解生物物理环境及其相关问题，意识到如何帮助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并有动力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Stapp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首任环境教育项目主席，先后协调了1975贝尔格莱德宪章环境教育部分的初稿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7第比利斯联合国环境教育大会的举办。此外，Stapp强调在环境教育项目中需要考虑“总体环境”（total environment），不只是生物物理环境，还要考虑经济、政治、科技等环境，这种超前的观点至今仍沿用。

图1 “环境教育的创始人”William B. Stapp教授（图片来源：密歇根大学网站）

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组织召开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会议达成了共识并通过了第比利斯宣言——环境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第比利斯宣言认为：环境教育应构建一种全面的终身教育，一种对急剧变化世界做出回应的教育。对个人而言，应该通过理解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充分考虑伦理价值，提供有效改善生活和保护环境所需的技能和特质，进而让个人为生活做好准备。第比利斯宣言强调了环境教育跨学科的整体路径和全面、历史视角，关注个人-团体-社会、地方-国家-国际等不同层面环境行动与合作等。此外，会议还提出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其中包括一直被广泛采用的“BIG FIVE”目标：意识（Awareness）、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态度(Attitude)、行为（Participation）。

1979年，环境教育研究的早期先驱之一Arthur M. Lucas（传奇人生：生于澳洲，学于美国，迁居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名誉教授，主攻科学教育的研究，偶尔涉足环境教育）发表了经典的、至今影响深远的环境教育“Lucas”模式。他认为可从内容、目的及教学方法等三个方向加以考虑，将环境教育分为“关于环境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为了环境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以及“环境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图2 环境教育研究的早期先驱之一Arthur M. Lucas教授（图片来源：伦敦国王学院网站）

近年来，面对不断升级的复杂环境问题挑战，随着环境教育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环境教育的经典定义似乎难以满足当下的需求，尤其当环境教育工作者们为获得各方资金等支持需要回答支持者们的“灵魂”追问：“环境教育到底指什么？环境教育的边界在哪儿？”寻求更有说服力的共识答案迫在眉睫。

2016年，Joe Heimlich（时任美国COSI研究评估中心终身学习研究组首席研究员，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教授，2013年荣获北美环境教育协会最高荣誉Walter E.Jeske奖）受邀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简称：版纳植物园），在首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上，以题为“Re-defining (and refi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首次介绍了“重新定义环境教育”项目的研究成果，其最终成果于2020年发表在环境教育另一专业期刊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上。

图3 国际环境教育专家Joe Heimlich，Marianne E. Krasny，Justin Dillon先后受邀来版纳植物园

具体而言，为解答这些“灵魂”追问，Joe Heimlich和杜克大学的Charlotte Clark博士、斯坦福大学的Nicole Ardoin博士、北美环境教育协会的执行主任Judy Braus组成了研究小组，使用改良版的德尔菲法（Delphi），对北美环境教育学者、实践者、政策/政府官员以及机构代表等72位专家进行多轮研究，围绕环境教育的五个核心成效和六个次核心成效达成共识，从而重新定义了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致力于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为环境和人类带来切实的效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必须在自然环境中持续亲身体验、与自然产生联结，学习所需的技能，并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重要且又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联系。

在演进与融合中走向成熟

自20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现代环境教育经历了近60年的发展，在不断演进与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尽管有学者至今认为环境教育只是一个跨学科领域，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环境教育发展到今天，已具备了一门学科（Subject）应有的基本要素：

（1）专业出版物

专业的学术期刊：1969年创刊的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SSCI期刊）, 1995年创刊的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SSCI期刊)；随着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在世界各国开展，也诞生了各个国家的环境教育期刊，例如：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澳大利亚，SCI),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加拿大），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南非），以及我国的《环境教育》期刊等。

图4 环境教育专业学术期刊及专著 （图片来源：期刊及图书网站）

学术专著方面：2013年Robert B. Stevenson（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主任）等主编出版的学术专著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成为环境教育研究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Marianne E. Krasny（美国康奈尔大学自然资源学院教授）等主编的Civic Ecology: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ound Up (2015),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view (2017),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ce(2020)等，都是环境教育领域的经典专著。

（2）专业课程体系

这里以美国密歇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https://seas.umich.edu）为例。该学院的前身就是“环境教育的创始人”——William B. Stapp教授所在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被认为是现代环境教育的发源地。自1903年最初成立“林学系”以来，为了应对新出现的各种环境挑战，该学院不断拓展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系统课程体系，现已成为全球环境教育、研究和行动的先驱之一。

图5 密歇根大学的“大环境教育”课程体系（图片来源：密歇根大学网站）

当下，为了应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全球挑战，密歇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构建了多学科交叉，集科学研究、教学和公民参与为一体的“大环境教育体系”。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例，目前该学院课程体系是：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六大主题（包括：城市+交通+建筑环境，气候+能源，保护+恢复，食品系统，水，整合型主题），开设八大专业方向（行为、教育及交流，环境正义，环境政策与规划，可持续发展系统，可持续性与发展，风景园林，生态系统科学与管理，地理空间数据科学），学生们一般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硕士项目的学分：（1）传统硕士项目规划课程：即选择某个特定主题（例如：水），开展特定专业方向（例如：可持续性与发展）课程学习；注册后，学生们可组建1个团队独立开展课程学习计划；（2）基于主题的硕士项目课程：即选择整合的多个主题（例如：保护+恢复，气候+能源），定制特定专业方向（例如：环境政策与规划）课程的学习；申请通过后，学生们需组建4个学习团队，开展合作式、体验式的课程学习计划。此外，学生们还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修多种类型的双学位硕士项目。

一般来说，该学院硕士毕业需要完成42个总学分（包括学院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以及选修课），其中最重要一项是毕业设计（6个学分），其成果可以是一个硕士生综合实习项目（由四到多名学生跨学科组队，与其他知名的环境教育单位或机构合作，完成研究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毕业设计）、一项实践课题（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对某理论的实际应用），或一篇研究论文（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论文）。

（3）专业学术研究组织

这里首推北美环境教育协会(NAAEE: 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https://naaee.org) 。北美环境教育协会成立于1971年，活跃于北美和世界各地，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覆盖范围最广的环境教育专业协会，50多年来，通过举办环境教育年会和研究研讨会，专门致力于推进专业创新、网络、工具和资源，以及传播环境教育的最佳实践；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新的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探讨环境教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方向，并推动使用被证明有效的环境教育实践；致力于加强环境教育领域领导力和能力建设。目前，北美环境教育协会的影响力遍及北美和世界各地，拥有超过2万名成员，成员遍布30多个国家，其使命是通过汇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协作努力，通过环境教育的力量提高人们的环境素养和公民参与度，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图6 北美环境教育协会网站截图

简而言之，环境教育早期经历了从“自然学习”（Nature study）、“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到“保护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的演进“蜕变”，从科学教育的边缘地位，到从乡村教育中崛起，环境教育正日益发展成为教育届的核心支柱之一。目前环境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地方本位教育（Placed-based education）与社会性科学议题（SSI, Socioscientifc issues）学习，环境教育及其对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影响，环境教育的情感维度，气候变化教育，海洋教育与海洋素养，环境教育与可持续性，环境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等。然而，一方面，当下学界对环境教育的目标和本质仍存在争议，国际上相关学者对环境教育研究的批判也从未间断过，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应对复杂且“棘手”的各种环境问题，基于环境教育的变革性教育体验（例如：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学习技术的协同增效、长期不懈努力等）的呼唤与需求持续高涨。无论如何，正如Justin Dillon教授在其专著中所述：“环境教育是一个相对新兴和发展中的学科/领域，也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正以几十年前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要参考文献

Dillon, J., & Herman, B. (2023).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Lederman, N.G., Zeidler, D.Z. & Lederman, J.S.(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cience Education(Volume III, pp.717-748). Routledge.

Clark, C. R., Heimlich, J. E., Ardoin, N. M., & Braus, J. (2020). Using a Delphi study to clarify the landscape and core outcom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6(3), 381–399.

Lucas, A. M. (1979).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curriculum implications.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s.

Stapp, W. B., et al. (1969).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1), 30–31.

UNESCO. (1978).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bilisi (USSR), 14–26 October 1977 (Final Report). UNESCO.

陈进（2016）. 通过教育解决环境问题——呼唤多学科、创新和长期的努力.环境教育，191，35-37.

Heimlich, J.E. (2016). 重新定义环境教育（邱文晖 翻译）. 环境教育，191,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