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速学校生命科学科研成果转化,杜克最近设立了生物医学转化基金. 该基金是由杜克和华莱士－科尔特基金会共同建立，后者捐款1000万美元。额外的财政支持来自杜克大学和菲茨帕特里克基金会。据杜克大学介绍说，得到支持的前三个项目已导致创业公司形成，有几个使用许可协议，并得到超过35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和投资的支持，另外4700万美元的联邦，州或基金会的赠款和无偿基金支持。

已故的华莱士－科尔特，（该基金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一个连续而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早年他创立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公司医疗诊断科尔特公司，现在成为贝克曼（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一部分）。科尔特公司研制的多项创新血液学与检验，包括科尔特原则，计数和尺寸微小颗粒悬浮在流体导致自动化和全血计数的快速分析方法。

学校建立种子基金并不是杜克大学首创的，麻省理工和德州大学等都先后建立这样的种子基金。用以支持学校教职员工的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的确学校不是商业和产业化的主体，但创新技术发明多数发生在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大量专利和创新技术等待企业和投资者去开发和投资。但由于过去学校只做到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之后就因为资金短缺，就不再深入下去，做产品的商业性开发。所以如果能再有少量投资能让试验室成果更具有商业价值和可行性，是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考虑和重视的领域。有许多情况，追加１０－５０万美元的投资可能增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价值，何乐而不为？ 中国大学研究机构应该建立这种机制和基金,而不要把校友和社会机构捐赠的基金全部用于造楼和发奖学金等. 这是有望形成良性循环,创造更多更大价值的有效方式.

当然做这方面的尝试，并不是要学校放弃教书育人和创新研发（基础研究）的二大重心，改做应用和商业性开发。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还是应该注重前沿探索性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近一直在争取国会支持兴办转化医学中心，要求联邦政府另外拨款。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太现实。因为政府现在经费已经很紧张，许多研究机构遭遇严重经费短缺。再另辟新所或转化中心，势必影响其它院所的研究经费，再加上做产业化，应该更讲究市场行为，有创业者激情和机制，政府挑头做转化，成功几率并不大。所以默克前ＣＥＯ罗伊最近撰文建议ＮＩＨ继续做它擅长的基础研究。不必分心做太多它所不擅长的应用性开发。因为一旦有转向，会影响到许多中青年的研究者积极性，会对未来的重大创新研究有负面影响。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是ＮＩＨ的上策，切莫低估转化医学的难度，高估自己的研发和转化能力。

创新成果的转化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氛围。政府卷入太深，恐怕得不偿失。政府主要给政策，搭平台，提供基础研究经费，鼓励产学研合作，并吸引大量产业基金和Ｓｍａｒｔ资金介入。这样比政府和官办研究机构亲自出马做产业和转化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