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7日，第9版，发表时有相当篇幅的删节，这是原版。】

田松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真正意义下的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尼耳斯·玻尔集》是二十世纪中全世界出版过的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即意义最重大的）一种。

——戈革《尼耳斯·玻尔集》之译后记

一，寻找《译后记》

春节前，终于拿到了十二卷华师大新版《尼耳斯·玻尔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睹物思人，不胜唏嘘。把十二卷逐一翻过，出我意料，竟然没有找到戈革先生的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文字。中译者给出的只有短短一页的译者说明，完全是技术性的，诸如翻译体例、何者译何者不译、人名地名译法之类的说明。虽然其第一则，依然强悍地闪亮着戈革式的话锋：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科学史上一位“大名垂宇宙”的人物，他的生平，见本书所载其得意门生雷昂·罗森菲尔德撰写的《传略》。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应该由科学史界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在此不以个人的一偏之见加以评论（那种做法有一定的流弊）。

为译著写一些说明、介绍、评论性的文字，应该是译者的一份职责。在戈革先生看来，更是要为读者负责。戈革自恃才高，常常连原作者也不放在眼里，批评原书及相关评论水平低级、见识短浅、观点粗陋、材料偏颇，在戈革的评论中，是家常便饭。戈革先生见多识广，知识驳杂，文字生动，比喻新奇，常让人有特殊的阅读快感。

当然，戈革先生对于玻尔则恭敬有加。这个译者说明似乎也说得明白，不以其“个人的一偏之见”加以评论。为求验证，我从书架上找出戈革先生当年亲赠的《玻尔集》第七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见到熟悉的笔迹，题款为“九八年冬”，彼时我们相识不久。这个版本的正文之前有着与华师大版相同的译者说明，同样没有我记忆中应该有的译序译跋。又让我意外了一下。我想，戈革先生虽然非常高傲，对同辈学者鲜有好评，对其它玻尔研究者居高临下，但是面对玻尔本人，戈革先生则自动隐身匿形。

然后，《玻尔集》一定是有一个总的译后记的，因为我见过，并且在纪念他的文章引用过。

2006年10月10日，在我赴美访学之前，向戈革先生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当时，丹麦方面《玻尔集》已出版完毕，共十二卷。原本应该是十一卷，最后一卷内容过多，拆成两卷。当时戈革已经完成了第十卷的翻译，最后两卷的译稿正在收尾。他非常希望能有家出版社，把全部《玻尔集》放到一起，统一装帧，统一出版。但是当时，连最后两卷的出版都没有着落。2007年年底，在我回国之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拜访戈革先生，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朋友在追悼会之后，还曾经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也有一些朋友为他的译著奔走。我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份译后记。译后记作为2007年6年，距离他去世不到半年。所以这篇译后记，是戈革先生的绝唱。

又一次意外发生春节后不久，当我心有不甘，再一次翻阅第十二卷的时候，这篇译后记赫然出现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初的确是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先生生前常被视为怪人，身后的巨著也要搞怪。

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译后记是整套巨著的点睛之笔。若无此篇，固然是一位思想巨人的文献汇编，有了此篇，则从九天之上的云端落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又仿佛墙上的飞龙破壁而出，耕云播雨；画上的玫瑰散出芳香，招蜂引蝶。

戈革先生的译后记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自己的学术经历；二是他的玻尔研究及玻尔翻译过程；三是他对玻尔的评价；此外，还有他对于人名地名翻译的见解与说明。

戈革先生自陈，写这篇译后记，他“是抱着写一篇‘学术遗嘱’的凄冷心情的”。他那一代学者的经历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之中，人不过是一粒草芥。学术理想更是不足一提。戈革先生原想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在与社会现实的博弈之中，最终靠着他的才分与意志，成为一位物理学史家。重读译后记，戈革先生的天鹅之歌，再次为之唏嘘。

二，玻尔与爱因斯坦

戈革先生称玻尔“大名垂宇宙”，不过，除了物理学界之外，大多数中国学者恐怕对玻尔不慎了解，甚至没有听过玻尔的名字。多年以前，戈革提出玻尔与爱因斯坦谁更伟大的问题，很多人一听就觉得荒谬。就如有人把韩寒与鲁迅相比所引发的惊诧。戈革对《玻尔集》的评语，“从长远的”、“真正意义下的人类文化的角度”，“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更会让人觉得夸张，不知所云，不知所措。戈革有话在先：

我自以为是一个认真而诚恳的凡人，精神正常而不错乱，一向自重而不肯大言欺世或巧言媚世。我以一个正派的科学史工作者的条件要求自己，发表言论首先要对得住“自己”，绝不肯以个人的爱恶而不是以客观而公正的标准来评论任何历史现象。我的话只供善意的读者们参考，别人的恶意诽薄和尖刻讽刺我都不予考虑。[1]

在我们连玻尔是谁都不大清楚的情况下，对于戈革的判断自然难以理解。在这个语境下，评价玻尔，难免要与爱因斯坦相比，正如评价量子理论，难免要对比相对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辉煌激荡，有两座高峰至今没有被超越。一个是量子理论，一个是相对论，两座高峰的顶端分别站着玻尔和爱因斯坦。按照我们习惯的话语方式，应该说：如果能在20世纪找到另外一位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相比，非玻尔莫属。反过来，按照戈革的观点，则应该说：如果能在20世纪找到另外一个物理学家能与玻尔相提并论，那只有爱因斯坦。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心目中，玻尔的地位是不亚于爱因斯坦的。

玻尔也是一位少年天才，有着光辉的履历，如果没有战争，他的一生应该风平浪静。

尼耳斯·玻尔（NielsBohr）于1885年出生哥本哈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生理学教授，母亲是犹太人。玻尔于1903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系读书，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从进大学到拿博士学位，只用了八年。

玻尔很早就表现出了在物理学上的才分，1906年，他在读大学本科时做的一项关于水的表面张力的研究，获得了“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金奖，按照中国的量化考核制度，要算国家级大奖。博士毕业之后，玻尔前往英国求学，跟随获得诺奖不久的卢瑟福，卢瑟福在前一年提出了太阳系般的原子模型。

1912年，玻尔回到丹麦，任职哥本哈根大学。

1913年，玻尔对卢瑟福的原子模型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一个量子论的原子模型。这项工作奠定了他一生的物理学地位。这一年，玻尔28岁。

1916年，玻尔成为哥本哈根大学物理学教授。1920年，担任新建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所长。玻尔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四十多年，直到1962年去世。后来，这个研究所被更名为玻尔研究所。

哥本哈根研究所很快成为量子物理学家的圣地，海森堡、玻恩、约尔丹、泡利、罗森菲耳德、惠勒……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物理天才从世界各地来此学习，同辈物理学家频频造访，形成了以玻尔为核心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被视为量子物理的教父。

玻尔一生的重要贡献大概有如下内容：

1，提出氢原子核的量子模型；2，提出原子核裂变的基本原理；3，提出量子力学的对应原理和互补原理；4，创建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二战期间，还曾参加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座座辉煌的里程碑大多是由青年人竖立起来的。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不过只有26岁。大多数物理学家的重要成就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反过来，如果一位物理学家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他一生也就做不出什么了。所以理论物理学是一项青年人的事业，天才的事业。

爱因斯坦比玻尔大六岁，成名更早，不过他的物理学事业要曲折得多。众所周知，他早期的重要工作是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以专利员的业余身份做出来的。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五篇划时代的物理学论文，分别属于物理学的几个领域，任何一篇都足以名垂物理学史，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光电效应的理论阐释。这一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此后，爱因斯坦的职业生涯才顺畅起来。

与玻尔的群星拱月不同，爱因斯坦不大合群，也不善于带学生。哥本哈根学派是集团作战，爱因斯坦则是孤胆英雄。广义相对论几乎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1922年，玻尔因其原子结构理论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则在这一年因光电效应获得了前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欧战，1921年没有颁奖。

令后人赞叹的是，这两位世纪伟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敌友关系。虽然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早期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他在解释光电效应时发明的光子说，是对普朗克量子说的第一个重要应用。但是后来，爱因斯坦一直站在量子力学的对立面，围绕量子力学，与玻尔展开了长达三十几年的论战。

爱因斯坦不断提出思想实验去质疑量子力学。思想实验也曾叫理想实验。是在理论上设计某种可能的实验，未必要实际操作。这是物理学家惯用的手法。王朔在小说里介绍过这样的经验：遇到一件事情，难以决断，或者痛苦万分，就先往好里想，想到头，再往坏里想，也想到头，就好了。因为这时你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在最好和最坏之间的某一个点上。物理学家常常思考研究对象在极端物理条件和边界条件下的可能性，而这些极端条件在现实中常常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不可能发生的。黑洞最初就是思想实验的结果，只存在于纸面上。

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常常让玻尔第一天郁闷得要死，第二天开心得要命。因为爱因斯坦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用以否定量子力学的实验，都反过来被玻尔所用，更加坚实地证明了量子力学。最有趣的是一个光子盒实验，初看起来，它使得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不再有效。玻尔思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告诉爱因斯坦说，他忽略了一个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效应。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再到后来，爱因斯坦不再批评量子力学理论自身的缺陷，而是批评量子力学的基础。

在他们论战的最后一轮，1935年5月，爱因斯坦发表文章《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2]，从标题可见，这实际上是一篇哲学论文。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实在论假设和定域性假设。实在论假设是说，存在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定域性假设是说，物理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可以拆分的，当两个部分分隔足够远之后，就相互独立了。

玻尔看到这篇论文之后，放下了手中的全部工作，迎战爱因斯坦。五个月后，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同样标题的文章：《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3]，玻尔既否定实在论假设，也否定定域性假设。

这两个物理学大师，完全回到了物理学的源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们在以物理学的方式，讨论关于实在的本性、关于物理学与实在的关系等，关于物质世界的最基本问题。爱因斯坦的假设是物理学家乃至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而玻尔的观念，则非常另类、激进，不容易理解。直到今天，当我们介绍贝克莱大主教的观点“存在就是被感知”，仍然需要费很多口舌，也会让人觉得荒谬。

哥本哈根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惠勒对他们的辩论有极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辩论始于一九二七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先例能和这场论战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物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4]

几年之后，又有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贝尔提出了一个不等式，指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玻尔与爱因斯坦孰是孰非。关于实在本性的哲学问题，成了一个可以用物理实验来判别的问题！很快，各种类似的实验被设计出来，玻尔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关于爱因斯坦和玻尔，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原子弹是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²设计制造的。其实，这个方程对于原子弹的建造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原子弹来说，真正在理论上的突破是弄清楚了原子裂变的机制，而这项工作，是玻尔和惠勒合作的结果。

戈革也强调，在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方面，如果没有相对论，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量子理论，我们现在生活的大部分技术比如电视、手机之类，将不复存在。科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通过技术改变了这个世界本身。这是好是坏，现在到另有争议了。戈革先生依此论证量子力学更加伟大，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三，量子理论与相对论

即使对于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也是极为深奥的。玻尔曾经说过，如果有谁第一次听量子力学就认为自己听懂了，那他肯定是没懂。

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有着风格迥异的生长过程和理论形态。从时间上，量子说在1900年就由普朗克提出来了，要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早几年，但是一直到1925年海森堡提出矩阵力学，1926年薛定谔提出波动力学，量子理论的大厦才算有了基础和骨架。而相对论的基础理论工作则早在十年前的1915年，随着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就已经完成了。

相对论更符合经典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理解，可谓出生高贵、血统纯正，一出世就口吐莲花，万人瞩目。作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理论物理学有着天然的哲学气质。物理学的样板是欧式几何，以少量的几个基本定义和基本公理作为前提和基础，就能把整个理论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牛顿的经典力学也是这样。以质量、力、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加上三大定律，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就被建构起来了。这种理论有个特异之处，如果基础前提中的一个被改变、被否定或者被替换，大厦不会倒塌，而是能够按照同样的逻辑，建构出一个新的理论大厦，并且把原来的理论，作为新理论的特例。比如欧式几何的平行公理被替换之后，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非欧几何，使原来的欧式几何成为其特例。相对论也是这样，狭义相对论重新定义了同时性原则，扩充了相对性原则，规定了光速不变，几个简单的改动，就自然而言地把物理学的大厦翻建了一次，使得牛顿物理学成为它在低速状态下的特例。整个过程清清楚楚，一气呵成，理论框架简洁、精美。广义相对论也是这样，只是规定了加速度等于引力，就把物理学大厦又翻盖一遍。

但是在量子力学的建构过程中，则充满着猜测和拼凑，头绪繁杂，线索混乱，没有清楚的逻辑，其整体结构长年笼罩在迷雾深处。

黑体辐射的普朗克公式标志着量子论的诞生，这个公式是拼凑出来的；薛定谔波动方程标志着量子力学的完成，这个方程的变量——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竟然长期存在争议。而这两者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解释实验。量子理论处处散发着实用主义、建构主义、机会主义的味道，能用就行。

玻尔获得诺奖的工作是对卢瑟福原子模型的改造[5]。玻尔吸纳了普朗克在黑体辐射中提出的量子说和爱因斯坦在解释光电效应中提出的光子说，克服了卢瑟福模型中的不稳定性，对氢原子光谱进行了解释——从基本假设出发，完美地把氢原子光谱推导出来，甚至，预言了另外两种的氢原子光谱线系。这两个谱系以前从未被观察到，因为它们分别处于红外波段和紫外波段。

玻尔的模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型中的基本假设，比如定态假设、能级跃迁假设，完全是外加的，莫名其妙的，从现存的物理学体系之中找不到任何相似的东西。

玻尔的对应原理、互补原理也是这样，粗看之下，极为勉强，如同不合体的衣服，皱皱巴巴，看起来就像是临时对付事儿的，上不得大雅之堂。

玻尔思想的革命性，或者量子思想的革命性，只有深入量子理论内部，才能窥知一二。

相对论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世界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都不复存在，时间、空间、乃至于质量，都变成了与参照系有关的量，而参照系，就与观察者有关。观察者被引入到物理学之中。但是，在相对论中，因果性依然存在，决定论依然存在，物质世界的连续性依然存在，它依然在骨子里符合经典物理学家对实在的理解，高贵、纯粹、一尘不染。而量子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差距，则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量子论的核心是量子，量子就是一份一份的。量子世界是分立的，不是连续的。通常，你会有两种方式走进一个酒店的大堂。一是走上正对着旋转门的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去；一是坐着汽车，沿着台阶两侧的坡道开上去。台阶是分立的，坡道是连续的。在坡道上，你可以停在任何一个位置，任何两个点之间，都存在着无穷多个点；但是在台阶上，你只能站在确定的有限的几个台阶之上——或者第一阶，或者第二阶，而不存在一点五阶、一点二阶、一点零二阶。

经典物理认为，物质世界是连续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电量，所有的物理量都是连续的。而在量子世界，所有这些都是离散的。所有的物理量，必须是某一个最小份额的整数倍。那个最小份额，就是所谓的量子。量子世界是原子核以下尺度的世界。宏观世界看起来的连续性，不过是因为最小份额太小，小到一定程度之后，被看成了连续性。比如，一堆篮球也由一个一个的篮球堆起来的，存在最小份额，这被称为量子化；一堆黄豆也是由一粒一粒黄豆构成的，存在最小单元，是量子化的；那么，面粉呢？面粉看起来是连续的，其实也是一粒一粒的，是量子化的。只不过，这个量子相对我们的感官来说，太小了，会误认为是连续的——这就是玻尔的对应原理，是说，在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相接的边缘，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个所谓的原理跟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相比，实在是是太逊了。但是，这个原理在量子力学草创阶段，具有无比实用的指导意义。

有经典物理的连续性，进入到量子物理学的分离性，离散性，物理学本身，物理学对实在的理解，物理学与实在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典物理学的物理规律都是决定性的，而量子物理定律则是概率性的。我们不能确定地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预知，下一秒发生A事件的概率是多少，B事件的概率是多少。

在经典物理学看来，物理学定律是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律。但是玻尔则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什么样的，而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自然，我们能说些什么。也就是说，物理学只是关于自然的一种说法。

最严重的是，是否存在客观的物理实在，这个经典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斩钉截铁地说“是”的问题，在量子物理学家看来，则要谨慎地说“否”。

四，深远的革命性

有一次，玻尔的学生们玩文字游戏，其中一个说“真理”，要求其他人说出反义词，由于答案过于浅显，没有人愿意回答。冷场片刻之后，玻尔说“清楚”。记录了这个故事的邦尼森评论到，在玻尔看来，“简单、过分的清楚，是不够格的。”[6]

真理的反义词不是谬误，而是清楚。一个清清楚楚的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错误的东西，反而是可疑的。这种想法，的确需要一个异常的大脑才能产生。有一次，惠勒的学生贝肯斯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惠勒说：“你这个想法足够疯狂了，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对的。”

如果哲学是反思，那么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批判，尤其是对那些人人以为理所当然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基本思维方式。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一篇文章写出来，大家都说好，那么这篇文章写晚了。如果写出来，大家一片痛骂，那么，还不算晚，算是好文章；但是，最牛的文章是，你写出来，大家都懵了，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因为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胡说，就是远远地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

戈革在译后记中说：

相对论无论具有多大的“革命性”，它毕竟没有超出经典思维的基本原理，它对经典时-空概念的极大推广，归根结底并未超出一般的形式逻辑，那些观念和理论关系在本质上是“可懂的”。例如它的基本时-空观念，无论如何是“合理的”，即可以用形式逻辑来顺利地阐述明白的。

量子理论则相反，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可理喻的”。[7]

“不可理喻”，恰恰表明了其思想的深刻。

类似地，戈革还说，“相对论的理论无处不符合‘因果原理’，而量子理论则无处不引起人们在这方面的惶惑和疑问。”[8]因果原理是经典物理的信条之一。经典物理学家相信，物理学规律就是自然界内部的本质规律。如果因果性不存在，规律则无从谈起。

玻尔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工作是互补原理。这也是一个让习惯了经典思想的人难以下手，无从理解的一个思想。西方哲学从其源头上，追求终极真理，追求普遍性，统一性，而互补原理则对这种追求本身进行了否定。就量子世界自身而言，互补原理是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宏观世界中习惯的日常语言来解释量子现象，我们必须轮流使用两种看似矛盾的模型，缺一不可。比如，一个量子现象，既可以解释为粒子，又可以解释为波；当它是波的时候，它就不是粒子；当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就不是波，永远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模型加以描述。互补原理指出了人类语言在描述实在时的局限性。

互补原理有更宽泛的应用。惠勒提出，一个词，比如“盘子”，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词，“把那个盘子拿过来”；也可以分析这个词的意思，“什么是盘子？盘子和碟子有什么区别？”。这两种用词方式，不能同时发生。如果你使用这个词，就没有在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你在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就不能使用这个词。

互补原理在西方哲学的范畴内，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正如量子理论，在西方思想的谱系中，也是完全新的。这个原理看似牵强，却隐含着深邃的精神。可以说，爱因斯坦没有任何一个原理可以与之相媲美。

相对论继承了经典物理的精髓，是经典物理学的顶峰。爱因斯坦制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盘子，而玻尔则把这个盘子摔个粉碎。正如戈革先生所说，就其革命性而言，相对论远远不及量子理论。

甚至，戈革说：“我笼统地觉得，量子理论的基本思想中永远有一种‘不合理的要素’”。[9]

这个“不合理”的要素，这个不“清楚”的东西，正是量子理论的迷人之处，它永远要挑战当下已经获得的“清楚”的东西，也永远会生发出新的思想。

五，戈革与《玻尔集》

迄今为止，《玻尔集》十二卷只有中文有完整的译本。中国读者应该感到幸运，我们有戈革各样的翻译家。玻尔九泉有知，也应该感到幸运，他有戈革这样的知音。既能领会其思想的革命性，又愿意付出半生心血，介绍他的思想。

戈革自己曾说，他有两个假想敌：日本和俄国。日本和俄国是世界翻译大国，任何领域的重要著作，都会被这两个国家迅速翻译成日文和俄文。他原以为，对于《玻尔集》这样的重要著作，这两个国家必然会组织各自的翻译团队，同步翻译出版。所以他说，要以一人之力迎战两支优秀的团队。显然，戈革先生遥遥领先。

戈革自称，他是全世界阅读玻尔文字最多的人。在丹麦，《玻尔集》一卷一卷地出，在中国，戈革一卷一卷地译。《玻尔集》前后有三任主编，每卷都另有编辑，没有人有必要通读全书。但是作为中文译者，戈革必须逐字逐句阅读全部文字。

2001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戈革先生“丹麦国旗勋章”。戈革先生自称有了骑士头衔。此前还有一位翻译家得到过这个荣誉，就是翻译安徒生的叶君健。

戈革的工作受到了玻尔祖国的褒奖，在自己的国家则长期受到冷遇。前十卷《玻尔集》换了几家出版社，都要靠戈革拉赞助才能出版。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想，我花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多时间，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冷淡和污蔑来翻译这十二卷《尼耳斯·玻尔集》，到底“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除了追求个“充实自己”以外，也不过是一点“留赠后人”的指望而已。[10]

在这个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全套《玻尔集》，可谓壮举。戈革先生“留赠后人”之夙愿得偿，他的在天之灵，必能笑出声来。

戈革先生是科学史圈里的奇人趣人，一生坎坷，一身才华，一辈子牢骚。著译等身，有千万字之多。虽然是科学史教授，却如古时文人一般，写古诗，画水墨，工篆刻。曾为金庸的每个人物的刻一枚一章，光是石头就堆了一桌子。他应该也是最早的金庸研究者，不过，所著《挑灯看剑话金庸》，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多年来学界对戈革先生的牢骚多有微词，现在戈革先生安息了。缺少了戈革牢骚的学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趣味呢？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套《玻尔集》还有一点儿瑕疵。

首先，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说明，代表华师大出版社，大致说明出版此书的过程，以及此前的出版情况，比如前面已经出版的各卷，分别在哪一年由哪些出版社出版。另外，译者已经仙去，谁来对译稿负全责，也该有个说明。

其次，《玻尔集》第十二卷卷末，有一个戈革小传，但是没有小传作者的名字，令人疑惑。如果作者不愿意署名，哪怕署一个笔名也好。

最后，这一点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对于出版社来说，却是必要的。既然全套十二卷由一家出版社完整出版，除了装帧统一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比如，应该对全书做统一的编校工作。戈革的翻译前后历时几十年，几十年里，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很多活着的人死去了，戈革自己也不在了，不能亲自操刀。但是，至少应该有一名责编，代替戈革完成这项工作。

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戈革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译后记中，戈革说到了他对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解，也说到了一些词的译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君主是国王，不是皇帝，译为皇家不妥，只是皇家学会这个名称流传已久，不宜更改。但是，类似于“丹麦皇家学会”这样的译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戈革后来译为“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既然如此，戈革前期翻译成“丹麦皇家学院”的那些地方，应该统一改成“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比较合适。

再如，关于“论”字，戈革先生也做了辨析。认为中文的“论”，对应的英文应该是“-ism”。所以quantum theory应该翻译成“量子理论”，不应译作“量子论”。如此，应该把前几卷中将quantumtheory翻译成“量子论”的地方，统一改为“量子理论”才符合戈革的意愿。

但是，华师大目前这个版本，并未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没有一个代表华师大的说明，不知道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有别的考虑。

全套《玻尔集》中有玻尔的物理学论文，有玻尔的书信、演讲录，当然也包括他的物理学、对科学、对自然界之本性的思考，这些思想已经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其他人对于玻尔的介绍文章，纪念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玻尔的同时代人对他的理解。

这部巨著，不仅对于物理学家有丰富的营养，对于人文学者，具有同样的乃至更加丰富的意义。

玻尔的思想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们对他的深刻、深邃与深远，几乎还没有意识到。

2012年11月21日

2013年3月5日

北京向阳小院

2013年3月10日

                                                香港-北京港龙A119

2013年3月11日

北京-莫斯科SU205

[1]《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1-382页

[2]《玻尔集》第七卷，第265页

[3]《玻尔集》第七卷，第176页。

[4]惠勒，物理学和质朴性，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2页

[5]《玻尔集》，第二卷，第161页

[6]《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187页

[7]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9页

[8]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9页

[9]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9页

[10]《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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