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无残酷的文化》终于出版了，出版社是上海人民，还不错。这本书起初是为了纪念王蓓（王培）而编的文集，搜集了王蓓本人的文章和纪念王蓓的文章。王蓓是北外毕业的高材生，曾有一份白领的高薪工作，后来全身心投入到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事业之中。2005年决然离世。

文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延误至今。增补了其它与王蓓生前思想一致的文章，作为对她的纪念。

文集中收入了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当时写的纪念文章《被功能化的我们》，发表于《读书》，另一篇是我关于牛奶的文章。莽萍教授本来删改出来一个很长的版本，但据说责编不能（不敢）接受我的观点，最后只采用一个很短的版本，与《读者》转载的版本相似。

被功能化的我们


王蓓走了。我很意外，却不觉得特别的震惊。这些年来，有太多的人以非常寻常的方式骤然离去。十年前，我曾经为一位割腕而去的女孩子沉重了许久，虽然我们也只有一面之缘。我多次试图成为她，想象她离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最后又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作出决断。然而那时，这些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后来，在暗黑的夜里身心俱疲的时候，似乎才略有体会。谁说那不是解脱呢？

人是脆弱的，脆弱得像根芦苇。只不过，是会思考的芦苇。就是这比芦苇多出来的一点点，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脆弱本身。

在王蓓追思会上说，莽萍老师说，她感到遗憾，没有能够在王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她从永恒的黑夜中拉回来。也许那时就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点光亮照在王蓓的脚下，就可能让她回头。我能够感受到莽萍的心痛。参加追思会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动物保护事业的，当他们看到黑熊在铁牢中被活体取胆，看到狐狸被活活地剥下一身猫皮，看到将被屠宰的猪和牛被注水，都会感到动物们的疼痛，并因为这疼痛而生出对弱者的怜惜，从而挺身而出，以同样弱小的声音为动物们抗争，更何况他们之中的一位优秀的同志轰然坠地呢！那一刻，该多么疼啊！

莽萍老师说，她忽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王蓓，每一次见面，每一次接触都是因为工作，她们最后的交往也是因为工作，两个人都为动物福利的国际会议身心俱疲。莽萍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以前写过的一些事情。诗人海子死后，他的朋友们为他整理遗物，忽然发现，他们对海子的个人事务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家庭，他的爱情，他的健康……全都茫然不知。甚至找不出一张海子的照片来！他们的交往几乎都是纯精神的交往，与世俗无关，与肉身无关。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处于类似的状态。当时我还是文学青年，有着一群身怀文学野心的朋友们，我对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中的某一位也突然离去，我们对他文学之外的事情，恐怕是同样的无知吧！然而，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更多呢？

我给老丁打电话，问：你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啊？他一愣，说：很好啊。然后问：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的确，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在讨论范围之中的，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谈。我的同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刚工作的时候，马上就会有年长的女同事热心地询问家庭情况，张罗对象。这种行为被我们嗤之以鼻。我们认为这是落后的、低俗的。而我们自己则有着代表未来的代表进步的与时俱进新理念，我们追求超俗的的爱情，我们追求纯粹的精神。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放在眼里，介绍对象，多俗啊！果然，社会进步了，现在，这样的年长女同事已经不多了。甚至，每一位同事都本能地回避知道他人的生活状态，那些从前人们第一次见面可以谈论的话题：你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啊？兄弟姐妹几个呀？都在做什么呀？有对象没有啊？对象干啥的？乍认识的？啥时候结婚呐？乍还不要个孩子呢……所有这些，都被打成了一个包，贴上了封条，封条上写着：隐私。隐私是神圣的禁忌，不可触碰。我们主动地不碰别人的隐私，也不愿自己的隐私被碰。保护自己的隐私，远离他人的隐私，成了我们遵从的新道德。而当一个人去掉了隐私，他的情感世界，他的肉身，与之血肉相连的触角和枝叶也就被去掉了。只剩下他所承载的功能。

我们每个人都被功能化了。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功能化的符号。这个人是卖保险的，那个人是做佛学的，这个人是处长，那个人是资料员……每个人都是某些功能的化身。每一种功能就象一盏聚光灯，把一个人照亮。一个人如果不能承担某种功能，就会遁入黑暗，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只与他承载的功能打交道，而不关心或者不能关心这个承载这个功能的芦苇，芦苇的纹理。

1990年代初期，我在《中国经营报》工作了短暂的几个月，曾经领一时风骚的《精品购物指南》就出自这家报社。报社有一个管理原则让我困惑了很久，叫做：不听解释。你迟到了，不用解释，解释也不听，扣钱。你没有按时交稿，不用解释，解释也不听，扣钱。理由也很简单：工作上的所有失误都会有具体的原因，这些原因都属于你私人的问题，与工作无关，所以你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据说，这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

社会的确变了。在以往的时代，每个热情的女人都会变成年长的女同事，张罗着新同事的恋爱和婚姻。老式的朋友之间最关心的首先也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如土壤般胶着在一起，生长着数不清的爱恨情仇。而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像沙粒，像齿轮，彼此界限分明，因为功能而接触，又因为功能而分离。甚至在我们这些自命不俗的人中，这种功能化更加严重——虽然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名词来替代，比如理想、精神或者道义，但是理想、精神和道义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功能吗？我们因为环保事业而聚集起来，我们因为动物保护的事业而聚集起来，我们因为生态伦理的事业而聚集起来……事实上，我们这些道义之交更加看中精神的纯粹性，因而也就更加主动地不去关心同道的隐私，更加不会主动地向他们倾诉。为了自己私人的事情去打扰志存高远的同志们，是不好的，可耻的，大家都忙啊。我们不会去参与、更不会干预朋友的婚恋，我们有高尚的理由——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相信他会处理好。什么事情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呢？当然是工作，是他所承载的功能。

作为功能的承载者，工作本身是神圣的。完成工作成为我们的最高的道德。我们不知道王蓓最后的决定预谋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王蓓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疏忽她的工作。而她私人的苦楚，她的隐私，则在封条之内，我们不会主动去碰，她自己也不会主动打开。

会上，很多老师都提到，我们要放松自己，多和朋友交流，不要一个人担着。也有人说到了快乐环保。但是，我们能够与朋友交流的，能够让朋友分担的，都只会是芦苇的功能，而不会芦苇的脆弱本身。从土壤到沙漠，社会进步了吗？

本来是想要写一篇纪念王蓓的文章，写出来，却成了这样。

我和王蓓也只有两面之缘。一次是在莽萍老师组织的野生动物园考察的发布会上，一次是在广化寺放生法会上。话说得也不多。后来稍微多了几个回合的电子邮件，也接到了她的几个电话，是因为她翻译了一些关于欧洲农场动物福利的规章，希望我能帮她找找出版社。我联络了几家，都没有成，也就算了。这些交往当然也是功能性的。

在参加王蓓追思会的前一天，我看到了王蓓的简历，发现她是北外英语94届的毕业生，忽然意识到，我以前的朋友中，应该有两位是她的同学。只是，在我进入了学术圈，功能发生转化之后，与她们的交往已经下降到每年见不到一次面的水平，甚至有一位已经大约两年没有通过电话。我努力地找了她们的电话，却没有能够打通。

就算我打通了，我会对王蓓的了解更多吗？

苏芮在1980年代就唱过：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希望动物们拥有作为一个物种的权利，希望人的世界能够更加公平公正，可是我们自己，早已经被人的世界的改变所改变了。

王蓓是优秀的，而越是优秀的人，她的功能就越被强化，越被关注，她的芦苇的脆弱越被隐匿。我们不能追回王蓓，甚至，也拦不住我们身边其他优秀的人再走王蓓的路。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我忽然怀念那些有着很多年长的热心女同事的时代，那个时代还会回来吗？

我想不能了吧。

我很悲观，而同时依然尽职尽责地承担着我的功能。我想停下来，唱一支歌儿，但是听众在哪儿？


日暮时分

片片鸟羽垂下

有谁

在倾听我们的歌唱？


2005年11月21日

北京;稻香园

（发表于《读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