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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倍思亲,怀念慈父高丕风

已有 3166 次阅读 2021-4-1 16:05 |个人分类:人生旅途|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21/4/1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临了,今年的清明对我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去年清明刚过,4月10日,父亲因病去世。现在正临近他老人家过世一周年的日子,西安烈士陵园,已安排好安放父亲骨灰盒的地方,我们全家准备在他离世周年那天正式安放。值此清明,父亲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再次涌上我的心头。

父亲享年91岁。最令父亲骄傲的是,这一生参加陕西省财经、建行和物价工作,经历目睹了祖国特别是陕西省由落后走向现代化,由贫穷走向小康的巨大变化。

 

生于黄土高原 就读晋绥二中

父亲,属于高家“丕”字辈,名高丕风,“丕”据字典解释,是大的意思,如丕业、丕变,1929814日(民国18年七月初十)出生于山西保德。

保德是黄河畔的一个偏僻小县,与陕北府谷县隔河相望,同属黄土高原,物产、生活习惯和方言都很相近,常有人以为父亲是陕北人。如今晋陕两个县城通过黄河大桥连在一起,就像武昌汉口一样,互相来往如同一个城市。保德全县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6万。30年代大约只有五万人,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没有马车,没有能走马车的土路,过黄河靠摆渡。

爷爷家在县南高家大塔村,距两省界河黄河仅20多里。当时全村约二百口人,都姓高。爷爷家有地90垧,一垧三亩,合270亩。土改时被评为上中农。这些地听起来不少,其实山区人少地多,但土地贫瘠,气候偏凉,一亩只能打几十斤到上百斤粮食,民谚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完全靠天吃饭。爷爷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孙辈,一大家子十三四口人,一年仅能收1万多斤粮食,要交公粮、要卖粮换土布,吃盐只能扫些河边的土盐熬盐水,勉强温饱,秋收前往往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住的则是窑洞,点的是麻油灯。洗衣服没有肥皂,有时候用碱面,有时候用压过豆腐的浆水。

父亲记得14岁时,才第一次去县城,三伯赶牛驮粮食,他自己拉一只羊,还有村里一乡亲赶两头毛驴,一起上路,第一天翻山越梁沿河沟走了70里,到杨家湾住下,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再走20里到县城东关。只有靠黄河的两三条街道,其实就是几千人的镇子。卖掉粮食和羊,吃一顿豆面、荞面和高粱面的三合面饸饹,赶紧回返到杨家湾,第三天才回到家,进一次县城,来回就要180里路,全靠两条腿。

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5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伯生于1905年,比他大24岁。四伯在抗战中牺牲。父亲八岁开始念小学。学堂就在村子的圆通寺里,只有十四五个学生,分别在不同的年级,只有一位老师,从不大班上课。而是逐个为每一学生单独辅导,进度缓慢。初小就念了6年多。今天很难想象,那时保德全县只有三所完全小学,分别设在县城、桥头镇和扒楼沟。父亲1944年春在村里上完初小后,成绩还不错,就背上口粮到25里以外的扒楼沟读高级小学,这算是离家最近的高小,有近百个学生。至于上中学,全县连一所都没有,必须到外地去就读。

民国早期,山西省属于阎锡山的地盘。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入山西。但因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大中城市,铁路线和部分县城。对其它地方无法进行有效占领。而八路军三个师从陕西东渡黄河,趁机在敌后发展力量。若以纵贯全省南北的同蒲铁路和东西向的石太铁路以及汾阳到军渡的公路为十字,可以把山西省划分为四大片。晋西北为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驻防,发展为晋绥边区(绥为绥远省,今内蒙主体)。当时保德县属于八路军120师活动的晋绥边区。晋绥边区是连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的唯一通道。边区行政公署驻在兴县蔡家崖,距我老家约80里。

父亲回忆,家乡气候凉,生长期短,一年只能种一料庄稼,主要种谷子、糜子、高粱、土豆(当地叫山药蛋)、黑豆和少量麦子,主食是窝窝头和土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馍。民谚说:“过了一年又一年,年年起来没贡献”。这里所说的“贡献”,就是过年时,在财神爷前的供品,要用插红枣的白面馍馍,穷人家连这样的馍馍也供不起,有的用麦面包一些黑面充供品。

那时全家每年要交4石小米的公粮,大约合1200斤,要用1500斤谷子才能碾出。当时部队上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八路军“小米加步枪”就是这个意思。那时保德没有现代工业,就在扒楼沟因陋就简,办起兵工厂,土法制造地雷和手榴弹,用的硝石是熬出来的。保德和河曲是晋西北仅有的两个未被日军长期占领的县,但敌伪每年都要来扫荡三四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年,日本兵窜到离大塔村只有十里的白家沟,村民们都逃到村外躲避,鬼子挨家挨户搜查,到我姑姑家窑洞里到处乱翻,不但把埋在木柜地下的东西抢走,还把木柜烧了。提起这事,父亲就恨得牙痒痒。

八路军针对优势装备的日伪打游击,经常转移。曾多次到大塔村来驻扎,最多一次爷爷家住过一个排,连门板都卸下来让战士们休息。120师的剧社编辑西戎(1922-2001)也在爷爷家住过,他和马峰(1922-2004)一起创作了抗日小说《吕梁英雄传》。从亲身的经历中,父亲痛恨日本侵略者,多么希望祖国强大啊!

那时保德县属于晋绥边区二分区。二分区辖6县,即五寨、保德、河曲、偏关、岢岚和神池。6县只有一所中学,叫晋绥第二中学,当时设在五寨县。1945年夏,父亲高小毕业,参加在保德举行的六县联考,成绩优良,考上晋绥二中。父亲当时16岁,就和几个同学背上铺盖干粮,去报到。学校离家180多里路。路上要走三天。到岢岚中寨校农场报到。刚开学就是收割莜麦,背粮食,打场。那时日本刚投降,学校搬进了刚收复的五寨县城,修缮日军破坏的门窗时,父亲还学了几手木匠活呢!当时开来了一辆缴获日军的卡车,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汽车。

二中有近200学生。师资雄厚,校长范若愚(1912-1985),是五寨人,在北京上过大学,很有学问,解放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数学老师是许光达大将(1908-1969,曾为晋绥二分区司令员)的夫人邹靖华(1911-2004),一口湖南话比较难懂,但数学教得不错。许光达在前线,她带着6岁的独子许延滨在身边。大家都很喜爱这个常骑着小三轮车玩的活泼小男孩,后来他读哈军工,子承父业,做到装甲兵少将师长。教化学的杨老师能做肥皂,还设计造出小收割机呢。班主任楚予民(又名楚静,曾任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书记)多才多艺,教语文生动有趣,像“晏子使楚”这些文章,父亲至今记忆犹新。楚老师还能拉二胡,踏风琴,听过山西梆子戏就能写出曲谱教大家学唱,二中还附设一个剧团。那时马峰、西戎(与赵树理同属山西山药蛋派作家)刚创作出抗日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每星期来一期,一来同学们就抢着念起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比今天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带劲。

父亲在晋绥二中度过了一年半的紧张学习。1946年11月,学校因战争吃紧而解散。这样父亲17岁就开始工作,在保德县冯家川粮站担任会计。干了一年多,当时主要任务是收公粮,从黄河船运接济陕北。1948年春被调往桥头区(全县分四个区)担任财粮助理员。忙碌了多半年。 

 

步行千里 南下关中

1949年刚过春节,阳历2月初,就传来了消息,保德县要选派100名干部支援大西北,父亲听说去关中,战争年代,手头连本地图册都没有,搞不清关中在哪里。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要接管各地政权,要从老区调人南下。这消息一下子就像炸了锅,人们一方面很高兴,战争快结束了,另一方面乡民安土重迁,没有人愿意远离家乡。凑够一百人很不容易。父母亲当时刚结婚不久,都被入选。3月初,二分区六县调集了干部四五百人,其中晋绥二中的同学就有几十个(1984年曾在西安举行校友联欢,30余人参加),在五寨集合,组成“支援大西北”干部大队,下分3个中队,其中保德和五寨两县的干部组成一个中队。将来要接收一个县,队长和政委就是预定的县长和县委书记。

3月19日,干部大队步行出发。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他们就从晋西吕梁山区兴县,临县,离石(今吕梁)南下,一路步行,跋山涉水,经汾阳、孝义,进入汾河谷地的介休。在这里父亲第一次见到火车,虽然只是坐闷罐子车,也很兴奋,大约坐了八九十里,到灵石下车,继续步行南下经霍县,洪洞到临汾修整一周。临汾为山西大城,当时是晋南行署所在地,行署主任武新宇(1906-1989,曾任山西省政府副主席)还给南下干部开会讲话鼓士气。

继续沿汾河流域前进,经襄汾、新绛、稷山、河津,从禹门口渡黄河,进入陕西地界。4月中旬到达韩城,司马迁的故乡,集中学习约40天。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文件。这期间父母亲抽空去县城照了一张相,这是他们第一次照相。那时刚20岁左右(母亲比父亲小三岁),身穿灰色的干部服,带着类似军帽的干部帽,风华正茂。相片英俊漂亮,朝气勃发,照相馆要放大,挂在橱窗里做广告,父亲不让才作罢。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认为,过去敌强我弱,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经过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会上还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那时,几乎天天听到大城市解放的消息,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太原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0日西安解放。关中各县急需接收政权。主要是由陕北下来的干部接收,但与陕西相邻的晋绥边区也派一部分干部参加,如二分区的干部大队。

就这样南下的干部大队5月下旬从韩城出发,经过渭北高原的合阳、澄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到达咸阳,算起来,离开家乡步行了两千多里。干部们开玩笑说,红军长征两万五,我们走了两千五。76天时间,除掉40天学习,平均每天行军60里。这儿是咸阳专署所在地。当时已由陕北下来的干部搭起专署机构的班子,但是人员不够,父亲等五六个干部留下来,其中3人分到专署财政科。南下大队继续前进,保德五寨中队接管了武功县政权,在当地招收了一些学生参干,又接收了一些留用人员,就搭起了武功县政府的班子。当时正处于新旧政权过渡时期,治安还比较乱,有时候夜里听见土匪打黑枪,有的南下干部害怕,又想家,跑回去的也有,但绝大多数还是坚持了下来。同时南下的岢岚神池中队接收了兴平县,河曲偏关中队走得最远,一直到陕南,接收了南郑县。

父亲是6月2日到达咸阳的。但6月13日西北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反扑,骑兵当先,差一点打进咸阳,干部们紧急撤退到西安西桃园。但在18兵团(周士第)增援下,打退了二马的进攻。华北19兵团(杨得志)也进军陕西,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杨得志还兼第一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而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1896-1969)担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市军管会主任。

父亲在财政科的主要工作,就是到省上领取专署经费,分发各县。他经常往返于咸阳、西安,那时交通条件差,领到成箱的现金、粮票、草料票,运输主要靠马车,而自己往往步行几十里去西安。

 

财政建行工作 目睹陕西巨变

1953年咸阳专署撤销。父亲被调到陕西省财政厅(地点在冰窖巷)工作。先在县财政科,处理拨款各县的业务。第二年转到社会文教财务科,提拔为副科长,工作是文教口的拨款。后来又转到行政财务科。1954年陕西省建设银行成立,1958年改为省基建财务处(两年后恢复建行),父亲担任副处长。就这样他一直在省财厅(包括省建行)工作了近30年。在省建行担任过副行长、革委会主任,在省财政局(省财厅1970年至1983年称财政局)担任过副局长。

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搞基本建设主要靠财政拨款。省建设银行不是商业银行,其职能任务是代表国家管理陕西地区的基本建设财务,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和结算,进行财政监督。业务上由建设银行总行垂直领导,行政上受省财政厅领导。

父亲在建行辛勤工作,晚上时常加班,他知道每一个在陕西建设的重要项目,见证了陕西的工业化建设。第一个5年计划全国共有156项重点项目,其中陕西获24项,西安就有17项,成为接受项目最多的城市。如阎良的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北郊的红旗厂(航空发动机厂),韩森寨的黄河、秦川、华山、东方、昆仑、西光等6厂(今均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通过建行拨贷款建成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包括12个电工电器制造工厂(如变压器厂、开关厂、高压电瓷厂、绝缘材料厂、电缆厂),成为全国三大高压输变电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号称西安“电工城”。建行拨款建成的西安仪表厂,填补了我国热工仪表的空白。东郊纺织城也是建行拨贷款建设的。

父亲1953年刚来西安时,全家住在小南门内的太阳庙门,用的还是煤油灯。当时的西安,“电灯不明,马路不平,一遇下雨,满街泥泞”,工厂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只有连全城用电都供不起的西京电厂(2万千瓦),大华纱厂(西安东北郊,旧址现为西安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和华丰面粉厂等有数的几家。但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建设,西安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省内其他各地的基本建设也与建行的工作分不开,如70年代在咸阳开建的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今彩虹集团),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历史。70年代初,为了监督华县陕西化肥厂(今陕化化工集团)的建设,父亲曾在华县瓜坡镇住了半年。
   60年代开始三线建设,陕西是仅次于四川的重点省。父亲记得当年的重点项目汉中012基地,即位于城固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始建于1969年,为大力支持,省建行还专门设立了拨款机构城固办事处。如今该公司已成为我国研制、生产大中型军民用运输机的大型国有军工企业。陕飞的主导产品为运8系列飞机,载重量达20吨,最大航程5600公里,是性能优良的中型中程运输机种。在满足国内用户的同时,
运8飞机还先后出口斯里兰卡、苏丹、缅甸、伊朗等好几个国家呢!39号信箱,即陕西汽车制造厂,1968年在秦岭山麓、诸葛亮驻军的五丈原开始建设,后来主体搬迁到西安高陵,现在已成为我国重型汽车制造业的大型企业,生产重型军用越野车、重型卡车、大客车(底盘)、中型卡车等好几种车型。

1960年省建行设立铁路办事处,这是该行人员最多的分支机构,专门负责全省的铁路建设投资。50年代初陕西只有一条陇海铁路,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省建行积极支持铁路建设,与建设单位、施工企业一起奋战在工地,保证建设资金及时供应和监督资金的合理使用,到70年代先后建成了宝成铁路、西韩铁路、阳安铁路以及襄渝铁路等,陕西的铁路网基本形成。

省建行积极帮助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用好建设基金,提高使用效果,西安交大1955年开建,西北工大1957年开建。到70年代,陕西普通高校已发展到40多所。科研机构也大量增加。父亲还记得省建行支持的蓝田向阳公司,1962年开始建设,它后来迁到西安东郊洪庆,这就是航天四院即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现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设计、研制、生产和各种试验基地,是国家的重点国防科研单位,已发展到7000多人。由四院提供动力装置的我国新型远程战略导弹飞行试验三战连胜,强了国威,壮了军威;四院参与研制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试验飞船六次遨游太空,六次胜利凯旋,圆了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飞天梦。在我国成功发射的卫星中,有40多颗应用了四院研制的固体发动机。今天的陕西,无论高教还是科研实力,都稳居全国前列。

父亲也看到了陕西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从50年代的三四亿元增加到80年代初的近20亿元人民币。1982年,父亲调到省物价局,担任副局长,1985年转为局调研员,1990年离休。回顾几十年的工作经历,父亲目睹了陕西的巨大变化,自豪为此出过力。


退休生活充实 关心国家发展

1990年父亲离休,6月到德国汉堡探亲。我带着父母去过东部的柏林,西部的波恩,中部的法兰克福,南部的慕尼黑,还去了瑞士的日内瓦。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国外的情况。那一年,家里装上了电话。原来一来一往,航空信要半个月。有了电话就方便多了,不过那时电话费很贵。一分钟3马克,所以我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问安,如今父亲与时俱进,学会了用电脑,使用QQ视频电话,我们约好每周末联系一次。每次谈天能说个把小时。

1991年我写出书稿《今日汉堡》,父亲就成了我写书的后勤部长和参谋。联系排版、印刷、装订等许多具体工作都是老父亲不顾年迈体弱,跑东跑西,亲自操劳的。《今日汉堡》出版后,他仔细通读了全书,觉得这本书介绍了汉堡的方方面面,如市政发展、住宅建设、港口水运、地铁交通、高科技产业、外贸金融、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科教文化事业等,资料翔实、数字具体,从中可以看到欧美现代化城市所达到的水平,对我国同类城市寻找差距,确定发展目标很有参考价值。于是,他向上海外办和中国城市研究会等单位寄赠了一批书。这些单位收到赠书后,回信表达了深切的谢意。后来我在汉堡见到了上海派到友好城市汉堡市政府学习城市管理经验的同志,他们还特别提到赠书这件事。多亏这些书使他们行前对汉堡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1995年在父亲的操持下,出版了我写的《德国州市概览》。后来11本一套的《世界列国风土大观》丛书的出版,同样凝聚着父亲的心血。写作过程我所用的不少中文参考书,都是他在西安各书店寻购并寄往德国的,特别是74卷一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一本寄一本,从来没缺过。他一直订阅《新华文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博览》、《环球》、《世界知识画报》、《百科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报刊荟萃》等杂志,每季度给我寄一次,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西安市中心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老人,邮寄书刊免检放行。我写的书,我写的博客,父亲都是第一位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与我经常在QQ视频电话上讨论。

父亲坚持读书看报,经常阅读有关抗战历史的书籍,订阅《西安晚报》、《参考消息》、《金秋》等杂志。令人惊奇的是他还订阅了《航空知识》和《舰船知识》这样的军事科普刊物。说起我国空军海军的发展,他如数家珍,知道中国造C919大飞机,知道西飞公司制造大型运输机运20,知道我国的新型轰炸机轰6K,知道发动机是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关键。他还关心中国航母的发展,关心钓鱼岛和南海局势。他从抗战的经历,坚信发展国防是硬道理,祖国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卫国家。

父亲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1960年困难时期,居民凭粮本买粮,大人每月供应27斤半,油4两,孩子更少。他正是三十出头的壮年,却因吃不饱、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患了肝炎,当时病号的额外供应就是每月两斤白糖,有时还能得到一点黄豆。他都舍不得吃,留给孩子们。刚离休不久他生了一场大病,医生查遍了各个项目,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副厅级领导干部,竟然患有营养不足的贫血。如今日子好多了,不要粮票布票等等各种票证了,温饱已经不成问题,而且迈向小康,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

父亲从事了几十年基建拨款和财政领导工作,高兴地看到陕西省的地方财政收入2015年超过2000亿元,与80年代初的20亿元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父亲离开家乡60多年,改革开放前30年,仅回过3次老家。那时交通太不方便,1961年那次带全家回乡探亲,竟然用了18天。坐火车要绕道郑州石家庄,转三四趟车。然后坐长途汽车,可是路况太差,被大雨冲断,在离保德70里路的沙泉等了好几天,才联系到一辆马车,来到保德县城。接着还要坐木船顺黄河行几十里。下船后又得翻山越岭,步行回到家乡。返程还骑过骡子。1979年他50岁,经陕北回保德,汽车路上颠簸了好几天,身体实在吃不消。步入老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转眼80多岁了,梦里都想回去再看一眼家乡的山水。

国内的高速公路网的建成小汽车的普及,为八旬老父提供了回家乡看看的机会。2013年五一那一次,弟弟开车,带着他回了一次老家,去时走山西,回程经陕北,三天就打来回,行程1800多公里,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2014年国庆节,他们又自驾车从陕北回了一趟老家,行程和逗留总共才用了5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盛大阅兵式。父亲把全家人叫在一起,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看到我军军威雄壮,令人热心沸腾。老人家特别兴奋。他高兴地说,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任人欺侮的弱国。但我们要牢记历史,认清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欺软怕硬、侵略野心不死的。我们要警惕反华势力,继续增强国力。当年根据地只能造地雷手榴弹,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相拼;而今天与保德相邻的岢岚县,就是父亲在晋绥二中读书时的农场所在地,已建成我国第二个卫星发射基地(又称太原基地)。这里不仅发射过多种卫星,还建有地下发射井,发射过东风新型远程导弹呢!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检阅中,有多款射程不同的导弹亮相。陆、海、空军和二炮(现称火箭军),四位一体,看谁今天还敢再来侵略中国?

父亲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平凡又精彩。他经历了中国从“古”代的窑洞、油灯到现代的高速公路、高铁和电脑的变化,国家从弱(手榴弹和地雷)到强(战机、航母和洲际导弹)的变化。他像每一个刻苦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最后以一首小诗献给老父亲:

窑洞油灯读书乐,晋绥二中学习勤。

南下关中两千里,财建物价四十春。

拨款监督月月忙,喜看陕西日日新。

国家富强民小康,一生无憾留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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